塘湾，莘庄东南约13公里，靠黄浦江东流北折处，位于俞塘河与樱桃河交汇河段的左岸，是一座有着500多年历史的乡村。

    如果沿着莲花南路，前往莘庄工业园区，不经意路过某条不知名的泥路，那可能就是通往塘湾村的阡陌。主路两边有现代厂房，支路两边有深广农田，它们夹杂在一起，告诉你这是一个有些 “二元”的世界。

    塘湾村所在的闵行区吴泾镇，全镇十多万人中，户籍人口与来沪流动人口差不多“对半开”。本地农业人口如今真正种地的很少，他们把土地包租给了外乡人。

    一种新的“二元”在上海出现了。因为空白总会有人来填补，租地种田的进城务农者越来越多，甚至超过十万之众。他们经老乡介绍，携家带口，离乡不离土，在上海滩复制出一个个外来的“自然村”。

    塘湾村里，就有一个典型的 “村中村”，二三十户人家在田间聚族蜗居，都是安徽寿县人。异乡异客，边缘生存。

    母亲梁昌敏

    梁昌敏大概算是塘湾 “村中村”的“老劳模”。正午时分，将近40摄氏度高温，这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正在烈日下洗菜。尽管戴着一顶大草帽、披着一条湿毛巾，她原本深深的肤色还是被晒得有点焦。

    “村”里有一排水龙头，一共6个，有的龙头套着锁。因为龙头是一家一个或几家一个的，分户用水并计费。龙头都很矮，水管暴露在外，水槽直接置放在地。梁昌敏就在最边上那个龙头前弯腰冲洗，水温热温热的。

    梁昌敏一家差不多是最早来到这片地务农的。所以她先住进了当地生产队的老仓库，这间砖木结构的瓦片房是“村”里条件最好的住房了，而后来的“村民”只能在田边自己搭窝棚。其实，这栋破旧库房也被分隔为四五间，她家住在头一间，分得的面积大概十来平方米，外间稍大，里面再隔出一小间。南面一扇木板门，北门一扇木条窗，没啥真正家具，地板就是大地。

    她家与“邻居”家的唯一屏障，是几张拼接起来的隔板。但房梁上方的坡顶部分，则没有什么隔断，用几张扯平的编织袋稍微遮挡了一下。基本上，两家人家的空气是连通的，“反正大家都是同乡，也没啥见怪的”。而更难为她的是，库房年久失修，走漏风雨，整片房顶下都覆着整张整张撑开的塑料袋，好歹也能遮风挡雨。家里唯一可以祛暑纳凉的电器，就是挂在梁上那台沾满油腻和锈斑的吊叶扇。

    眼下，不算水电费，这套“房”的年租金是1200元，与她“包干”的地租金一个价——每年每亩1200元。“我刚来时，一亩地一年租500块钱，今年说要涨到1400块了。”租金一直是涨势，签“约”总是一年一签。她手上现在有4个大棚的田，每个棚差不多是一亩八分地。一年到头，这七八亩地的租金是万把块，是生活成本的大头。在地里用的不是居民电，每度要8角钱，比城里贵。

    做农活，总没日没夜，大热天更是抓紧晨晚两头。三四点，天没亮，梁昌敏起床下地干第一波活，直至7点吃早饭。日间，她不时忙里忙外，在田头、龙头和灶头间，为男人和孩子烧饭做菜洗衣服。等日头下去点，又是一阵猛干，晚上8点多回屋吃饭，等菜贩子9点半来收菜。每晚10点半，梁昌敏真正休息，睡5小时后又开始周而复始。

    “本来是自己拉到市场卖菜的，可摆摊这事难做啊，也没这时间和功夫。”梁昌敏擦了把汗，叹了口气，说，“现在就等人来收了，就是差点钱，每斤少赚3毛吧。”

    七八月间，也没啥好种的，大部分棚里种米苋，还种了一棚小青椒，再穿插种点小香瓜，自家水果就靠它们解决了。“这天实在太热，太阳大得不得了，白天不给菜上点水的话，一下子就晒干，全趴下了！”

    儿女陈刚和陈朵朵

    正放暑假，陈刚和妹妹陈朵朵躲在朝北的阴暗小屋里，挤在床上看少儿电视节目，没有开电风扇。他们正在塘湾小学和幼儿园念书，开了学应该上预备班和大班。梁昌敏家庭从安徽迁至上海，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这对儿女。

    陈刚4个月大时，就被发现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到4岁时，症状没有改善反而加重了。陈刚即使走路也喘，上气不接下气，他甚至因此变得不敢说话、不会说话。

    父母终于带他来上海看病。心脏肥大，需要动手术才行。手术费用需7万元，家里为此借了6万元。手术成功后，陈刚每个月来沪复查，专家门诊挂号费、心电图、心超声、胸片等检查项目，以及配药，跑一趟就是千把块，全自费负担。尽管之后的复查频率逐渐减小，全家为了把病看好、把钱还掉，决定举家进城。父母大字不识，还是干老家的本行——种地。

    塘湾这地方，离复旦附属儿科医院还不算太远，陈刚后来就常跑那里，差不多一年四季、每季一次。由于医生告诫他不能多喝水，以免大量饮水给心脏造成更大负担，小陈刚便在上海找到了一种替代饮料，那就是酸奶。幸运的是，他的病情一直在好转。

    至今，陈刚坚持用药已差不多10年。家里有一件“很奢侈”的家电就是为他准备的，因为这台冰箱冷藏着他的药，还有酸奶。很多时候，邻居家也来借冰箱冰点食物。

    5岁的陈朵朵，很健康，与哥哥一样腼腆，一样懂事。如今，梁昌敏在忙完凌晨那些农活后，就骑上电瓶车，把兄妹俩一路送去上学。“朵朵幼儿园每学期学费是2740块钱，陈刚上小学就便宜了点，每月165块钱。”

    小老师李露萍

    走进陈刚“村中村”生活的第一位老师就是李露萍。她是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本科生，大一大二时成为一名从事公益家教的志愿者，上门为陈刚助学补课。

    华东师大闵行校区与塘湾村其实挺近，但李露萍每次都会差点找不到进村的那条无名小路，她只能认准一个废品回收站往里走。当地农民告诉她，他们就住在田里面，见都见不到，又脏又差。“差不多就是我们不理他们，他们也不理我们……”

    当李露萍发现田间成片出现窝棚式的违章搭建，那些靠化肥袋、硬纸板等糊起来的“墙面”，“村中村”就到了。还有一个标志，就是那些“临时房”的顶上，都参差错落地支起了“小锅盖”。那是从安徽老家带来的卫星电视接收器，当地农村给每家每户都配了，如今又都随主人迁来了上海。后来，李露萍出于专业敏感，不仅在塘湾送教上门，还完成了多份社会学作业。

    最近一次，李露萍来陈刚家看望他。见到“李老师”，梁昌敏总是格外客气，先搬把小凳子，把冰箱上方的吊扇打开，又从冰箱里取出一支冰棍，让李露萍降降温。见李露萍再三推辞，梁昌敏又切开一只香瓜，“这可是咱家自己种的，尝尝吧，挺甜的”。她和陈刚坐在矮凳上聊了起来……李露萍与小陈刚的缘分就要结束了，但她仍然对这片特殊的土地抱着兴趣、带着感情。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殊不知，这些远走他乡、活在边际的人们，心中念想的或许不再是现实的故土，而是更遥远的什么。

    父亲陈学道和妹夫陈德义

    世事无常，“村中村”也在渐渐分化，一部分人从土地中出走，出现半工半农者，还有纯打工者。

    盛夏确实是农活淡季。中午，一家之主陈学道浑身湿透走进家门，他是从公司回来。他暂时决定“弃农打工”，在附近的森马服饰谋了份差事。

    全是体力活。早上8点上班，从卡车上卸运箱子进厂房，每个箱子重约50斤，他就一个人扛。因为这是份 “计件活”，多扛多赚，每立方米箱子挣4块钱。他刚干了两个月，除了中午休息一小时回家吃饭，基本“朝八晚五”，干足8个钟头，有时晚上有车到货，就加班干到9点。辛辛苦苦，这位40多岁的男人为家里赚了4200元，月均2000多块。

    陈学道坐在小板凳上，敞开上衣，不断擦汗，他叹道：家里包的地都“老”了，肥力越来越低，种不出什么好菜。“现在外面有活就干，能干多久就多久吧。等农忙时，说不定再下地干活。”

    梁昌敏赶紧为丈夫准备饭菜——两个素菜就是自己地里收上来的，荤菜在电饭煲里和米饭一起加热，是前晚吃剩下的。陈学道说，和老婆“工农合营”，全家一年能攒下2万元，觉得还算过得去。

    这时，另一位男人走了进来。他是陈德义，陈学道的妹夫，老婆和梁昌敏是姐妹。陈德义明显不是庄稼人的样子，皮肤更白、头发分岔，还穿着白衬衣。果然，他是个搞家庭装潢的“个体户”，老婆在虹梅南路上的一家公司打工，负责包装服装。

    陈德义与陈学道的谋生路本就不同。其实，他们的原籍安徽寿县也在不断城镇化，可以种的地越来越少，全用来自产自给，也不够家里人开销的。陈德义就从来没种过田，根本不会这套功夫。他也不识字，只能进城打工。于是，他也跟陈学道进了“村中村”，没有可住的房子，就在陈学道房子对面搭起了一间小板房，两口子住。他们也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在老家上学，带不过来。

    他成了油漆工，每逢装修进入尾声，便进驻房间单干。这些天，正是装修工尤其是油漆工的旺季，他在南汇航头接了一个别墅项目，天天刷墙涂漆。与此同时，他也正为上一份油漆活儿的工钱发愁。因为写不来合同，他与房东、工头从来都是口头协议，难免有拖欠装修款的事情发生，“还得把这钱给讨回来才行啊”。

    比起陈学道，陈德义觉得打工与种地差不了多少钱，反正比在老家挣得多就行。“我每年寄回家1万块，给老人家用，帮我领孩子。”

    调研者方筱

    这些异地“村民”各有生存法则，这引起了社会学专业大学生的注意。李露萍的同学方筱，今年大四毕业，直升研究生。他和李露萍等6位同学组成了“课题组”，设计抽样调查问卷，对被忽视的“村中村”开展了寒暑期社会实践。

    经校团委组织，全校共有八九十名志愿者加入调研。这群大学生走遍上海闵行、宝山、奉贤、嘉定、松江、青浦、浦东新区等7个区的城郊，向“村中村”村民发放1377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253份，问卷有效率达90.9%。

    最基础的结论令学生们有些吃惊。比如他们来沪务农的年数平均达到7.14年；又如他们的平均年龄已有44.83岁；还有他们承包的土地平均面积，与梁昌敏家十分相近，达到7.64亩；而他们的家庭人均收入，近半数达不到1.5万元，当然同期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仅7000元左右。但与上海低收入群体相比，沪上最低保障线的人均年收入至少是1.68万元。即使与来沪农民工相比，这个数字也只有其一半左右。

    在方筱等人的记录中，有一些朴实明白的“原声”，诉说着他们为何来沪异地种菜，处于何种生活状态中。

    “上海有发展前途，有钞票，在我们那个时候，1991年那个时候就是，到上海来扣得住钞票，能到袋子里。”“种菜一般都是老乡介绍过来的。我们以前在北京那边种蔬菜，我1995年就上北京了。后来老乡来这边，我也跟着来了。”“钱不多，一亩几千块，踏实。”

    “我种地我自由，三亩田就三亩田，二亩田就二亩田，一亩田几千块钱就是几千块钱，自由点。你说要上班，在厂里，和董事长什么，8点上班，8点就要到了。”“累就累点嘛，但想休息的时候就去，接小孩也不耽误，上班怎么行……”“至少没人管啊……自由惯了，受不了管的。”

    “每天都在地里忙，也没时间去串门。也就是去卖菜的时候能和老乡打个照面。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每天也就和家人说说话，干干活。”“有时候忙不过来，就托邻居帮忙接小孩放学，照顾照顾。都很经常的。也会帮邻居照顾啊。”“（结婚时）也就请我们这些种菜的，办桌简单的酒席吃吃。”

    “我肯定会走啊。现在年纪也大了，等这里的地到期了，差不多就回去。”“想（回去）啊，经常想。看看小孩还要读书花钱，也就忍下了。”

    这项研究课题估算，上海外来务农人员至少在10万人的数量级，占全市农业从业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有些区的这个比例超过三分之二。从全国看，据不完全统计，这个进城务农群体的规模已近300万人，且处于每年递增状态。

    方筱把这个农村的第二元群体称为“都市庄客”。他说，“都市庄客”虽与土地承包者没有较强的依附关系，却与古代“庄客”有些类似。“他们户籍在老家的农村，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仍以农业劳动作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

    教授文军

    文军教授是华东师大社会发展学院党委书记、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政协委员，也是方筱的导师。今年，他开始担任民政部全国城乡社区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

    在这位社会学家看来，这样的“村中村”村民作为社会群体，甚至在学术研究层面，他们也是被忽视的。

    早在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城市中的耕地自然也包含在这18亿亩当中。但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由于生活空间、职业观念和经济状况的变化，越来越多本地户籍的城郊农民逐渐放弃务农，“城郊新市民”群体越来越庞大。那么，地谁来种？由于中国城市与农村耕地客观存在经济收入落差，这种落差就带来了外来村民的充裕流动性。

    文军认为，上海正面临双重二元性，即在城市内部存在“二元”结构，在农村内部也存在“二元”结构——本地与外地人群在城乡中同时共存共处。

    文军坦承，社会学只是提供解题思路而非答案。

“村中村”群体的问题与出路，和城郊农业的发展，势必成为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解放日报》 日期：2013年8月29日  版次：05 作者：徐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