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从各专业选拔出的一批大二学生，将前往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行为期两年的区域国别研究学习；连续几年举办中亚国家青年暑期学校，也正式开始招生；而在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与中亚国家和欧洲国家合作成立的“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联盟”也正式启动。

　　“国家实力提升，这对对外交往中的人才培养和研究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才培养和研究只有着眼长远，才真正可能为国家大战略的实施提供支撑。”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说。

需要应急政策，更需要长远规划

　　随着国家领导人去年出访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英国、越南、新加坡、津巴布韦和南非等14个国家，被海外媒体称为本世纪最大的国家合作项目———“一带一路”战略逐步推进。相关研究随之成了学界热门。华东师范大学白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贝文力说:“国家战略确实成为高校和科研机构研究的导向。进一步来看，国家战略如何推进，并使之产生正向效应，也需要学界更多的理论支撑和具体措施的落实。”

　　但区域国别研究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人才培养和成果产出的长期性———非通用语种人才本就稀缺，高水平的专家还必须对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地理、历史、社会状况等方方面面有深入的研究，这都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急就章，因而格外需要精致的战略规划和合理的长远投入。

　　“‘一带一路，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作为倡导国，中国无论是物质方面的投入还是制度性产品的提供，都将具备相当规模。”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认为，这就要求相关研究必须建立在足够扎实的在地知识基础之上。做“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要特别注意克服功利性需求的诱惑，避免一哄而上的表面繁荣，摒弃急于求成的急躁心态。

国别政治研究对周边小国缺少重视

　　据悉，截至去年8月，全国已有500多家“一带一路”战略研究机构。

　　在很多学者看来，如果遵循既有的粗放型研究路径，学界将很难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推进提供合理的、全面的智力支持。在这方面，中国学界的准备应该做到具有前瞻性、在地性、客观性的有机统一。

　　如此大量的研究机构中，研究人员从哪里来？目前全国只有少量的中亚国家的研究学者，主要集中在新疆和甘肃两地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而在研究南亚国家的学者中，有80%以上是研究印度的，只在四川大学有一个巴基斯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屈指可数。

　　不少学术期刊上，不乏有关“一带一路”的研究论文刊登。“问题是，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历史文化都有着很大的复杂性，这么快、这么频繁地产生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一位长期从事中亚和西亚国家区域政治研究的学者告诉记者，之所以学术期刊会热衷于刊登这些论文，是因为热门课题的研究论文往往会带来更高的引用率。这位学者称:“国家战略确实应该成为热门研究导向，但也需要理性看待，更需要学者的学问做得更扎实，更认真。”

　　事实上，我国的国别政治研究长期以来更重视大国研究，不少高校都设有美国和欧洲研究中心，但对于周边小国的研究，则一直缺少足够重视。这位负责人曾在日本遇到一位研究南亚的博士后，他已经做了9年研究，其中6年多是在当地做田野调查。“这意味着这位博士后并没有正式教职，必须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研究单位，申请有限的资金来支持自己的这一冷门研究。”

　　长期以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的缺失，更要求我们必须沉下心来，进行一些扎实而又着眼长远的基础研究，这样才可能为我国的战略措施提供相匹配的研究支撑。事实上，早在1982年，美国就有学者开始研究霸权衰落以后的美国战略，并且提出通过制度设置、规范和规则的设定，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如今从TPP等倡议看，美国当下在重返亚太方面的所作所为，都没有脱离这些战略思维的窠臼。杨成认为，“这才是着眼长远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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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姜澎

来源｜文汇报

编辑｜吴潇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