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一系列布局“双减”的举措（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终被公之于众，标志着力促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的政策棋局悄然落子。

　　对于“双减”政策影响下的校外教育发展路径该如何转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于7月24日专访了长期专注教育政策研究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吴遵民，以期释疑。

从根源遏制校外培训野蛮生长

　　中国经济时报：《意见》提出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全面规范的发展目标，明确要“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您如何看待这一政策的出台？

　　吴遵民：近年来，教育内卷化成为各界对教育产业化步伐过快、资本逐利教育领域的生动诠释。对此教育主管部门自2018年起针对校外教培机构实施了“遏制+规范”政策，彼时，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围绕超纲教学等展开了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

　　自2018年至今的三年来，行业资本在巨大市场利益诱惑下并未“主动刹车”。这才让2021年以来决策层布局的“双减”举措显得突如其来。

　　随着《意见》正式发布，校外培训机构将围绕坚持从严审批机构、规范培训服务行为、强化常态运营监管等三个主要方面逐步实现规范发展。这背后，实际上源于近年来校外培训机构呈现野蛮生长态势，一再加剧教育不公，甚至一度出现绑架校内教育现象所致。

　　比如校内有一半的学生选择了校外培训，这就倒逼校内教学讲授更深的内容和知识，而那些没听懂的另一半学生就会被卷入校外培训以确保“不掉队”。如此恶性循环往复牺牲了学生就学的幸福感、增加了家庭负担甚至提升了整个社会的焦虑。

　　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就明确将教育成本并列于生育、养育成本之列，明确提出要降低教育成本，重申“平衡家庭和学校教育负担，严格规范校外培训”。

疏堵结合促教育功能回归本位

　　中国经济时报：该如何理解当前政策层面释放的对未来教育的发展指向？

　　吴遵民：整治校外培训机构并非出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主要的原因是对教育本质的重新理解和认识，即要重新梳理教育本质是要培养人而不仅仅是选拔“才”。

　　教育事关国家长远发展，而义务教育更是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新的教育政策已经清晰地树立了“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核心思路，说白了就是要确保教育本该处于本位之上。

　　中国经济时报：如您所说，我们要怎样促进教育回归本位？

　　吴遵民：疏堵结合是促使教育回归本位的良策。实际上政策也表现出了这一动向。

　　堵的方面。《意见》布局“双减”措施，一再重申监管重要作用，实际上，教育主管部门已然完成了前期准备。今年6月，教育部成立校外培训监管司实际上已经释放了强烈的长期监管信号。配合《意见》对监管的具体要求，对校外机构的全面整治、对违规者顶格罚款、提升校外培门机构开设门槛等一系列措施，未来针对校外培训、超纲教学以及以应试教育为目的的一切行为都将予以严管。

　　疏的方面。教育部明确开展“5+2”，即每周5天课后两小时的课后服务，时间对接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的课后服务在今年秋季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另外，诸如开展暑期托管的政策措施都是意在解决有需要家庭的托管需求，意在进一步降低家庭教育成本，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此外，《意见》还提出“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从均衡教育资源和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着手，本意是在严格规范校外培训的同时，促使提升校内教学质量对接学生需求。

　　简单来说，学校的事情就是要学校自己管起来。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确保学校作为教育主体，为学生提供能够实现“立德树人、教书育人”为宗旨的内容教授，而不是“唯分数论”的功利教育导向。

　　对于未来的校外教育，《意见》明确指明了“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全面规范”的目标要求，言外之意是为校外培训留下了发展空间，即未来应只有对教育保有情怀，且不以逐利为目的校外培训机构，在政府有效监管下，才被允许成为校内教育的有益补充。

　　促使教育回归本位，大幕正式拉开，虽不至于血雨腥风，但这场博弈必然会以国家政策的胜利而告终。从中央坚定的规范和治理决心看，未来教育领域将不能允许资本继续肆意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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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丨李海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