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向）和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战略研究所联合举办“互联网+：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与中共执政方式转变”理论研讨会。与会专家就“互联网+”的时代特征、“互联网+”与制度变迁、“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刊发部分专家发言观点，以飨读者。　

数据歪理、数据贫困与数据伦理

徐圣龙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大数据的反思之维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第一，大数据的客观性之维。很多时候，大数据即等同于真理——数据真理，但是，大数据是否一定是客观和准确的，这却很少受到质疑和反思。第二，大数据的真实性之维。真实性之维的特殊之处在于人之复杂性、多样性。数据总是简单明了的，但是，人却是复杂多变的，并且，数据无法真实、全面反映不可量化的人的丰富情感和内心感受。第三，大数据的贫困之维。数据作为物质生产方式的范畴，必然会带来数据在社会中的分配不均和资源不共享，这导致了数据贫困问题。第四，大数据的伦理之维。数据基于客观性、真实性，即是对于伦理的忽视，并且，在数据生产、处理过程中，其容易忽略社会伦理对于数据的约束和边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存在于公共空间的”（Being in Public）不等于“公开的”（Being Public），更不等于可以随意加以占有、使用。可是，大数据的“潮流”和“趋势”总是忘记这一点，更是经常倒置人与大数据之间的位置关系。

“互联网＋”游戏：影响未来的“边缘革命”

林拓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

　　数字游戏的世界对真实世界有多重影响：一是确立价值导向，超越狭隘现实的功利，树立宏伟目标，促进不同地方、阶层、职业的人们共同应对；二是培育健康情感，消解抑郁，激发乐观昂扬的精神；三是塑造自身优势，包括注意力，全身心投入等；四是优化社会关系，通过共同的奋斗目标、平等的约定规则、自愿的参与机制，促进社会联结方式的重建，形成良性的社会纽带和联结习惯。网络游戏是影响未来的边缘革命，正在影响着数亿人的生活，也将悄然影响执政的价值基础、社会环境与人文生态；今后关键的是，我们究竟如何面对，关键是积极地转化为新的发展资源与正面效应。

新媒体时代下的政治特征

郝宇青  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战略研究所

　　新媒体时代作为一个新时代，对个体、社会、国家以及国家之间关系，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等，都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改变着既有的结构和行为模式，孕育着新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形态。就新媒体时代给政治生活所带来的影响而言，可以用七个特征来概括：1、去中心化。2、去神圣化。3、去权威化。4、去中立化。虽然在现实的世界，人们的态度尤其是面对对立和冲突事件时，也可能会表现出极端化的情形，但是，在新媒体虚拟的网络空间中，人们更容易走向极端，稍有不适，就会暴跳如雷。而且，越是极端的语言，在网络世界越是容易找到受众。这也加剧了人们在网络中“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极端倾向。5、去差别化。在现实空间中，性别、年龄、地域、阶层、声望等方面的差异对于人们的交往还是存在一定的限制的，但是，在新媒体空间中，这些差异将不再成为人们交往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威力。6、去时间化。这主要是指新媒体的迅捷性。无论是世界哪一个角落发生的任何事情，只要有新媒体，就会迅速传播和接受。时间已不再是人们交往、交流的障碍。7、去实体化。这主要是指新媒体本身对现实世界的冲击。譬如，电商的出现，对于实体店就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当然，这种冲击对于现实的政治生活也会产生影响。例如，人们沉溺于网络空间中的自由及交往，却失去了参与现实政治生活的热情，失去了人们之间面对面的交流的意愿。这种情形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基于“互联网+”的协商民主构想

钱再见  南京师范大学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研究中心

　　基于“互联网+”的协商平台对实现真正的协商民主既有促进作用，也有其现实限度。这种作用的性质及发挥程度取决于互联网控制者的价值取向、制度设计和利益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建构的实质是为广大民众广泛而充分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公共决策和公共治理提供多层次渠道和制度化平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从电子治理的视角来看，基于“互联网+”的协商民主只有在公众广泛参与追求公共利益的目标和前提下，才能创造公共价值，体现人民民主。同时，只有在法治的轨道上，互联网空间中的自由平等开放的公共协商才能行稳致远，也才能有“子产不毁乡校”的气魄。最后，只有在公共问责的制度体系中，才能有网民的规则意识和理性对话。

新媒体条件下执政党领导方式的变革　

张玲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在新媒体条件下，必须及时调整思维方式和执政方式，沉着应对挑战；抢占新媒体环境的先机，把它视为新常态，化被动为主动，实现领导方式的转型。第一，抢占制高点，重视新媒体舆论，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和危机。第二，变革领导方式，利用网络平台，树立亲民、平等形象。第三，宽严相济，科学管理，净化网络生态空间。第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处理好现实问题，切断网上放大社会问题的根源。总之，执政党只有不断学习，掌握新媒体的运行规律，及时掌握社情民意，并用它为人民服务，就可以有效地发挥新媒体的正面作用，同时也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

“+互联网”模式与反恐大数据建设

陆钢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目前人们对从互联网获取各类数据的过程比较熟悉。互联网上存在大量门户网站、电商和社交媒体的数据，运用网络爬虫等网络机器人技术可以大量线上抓取，线下处理和挖掘，以获得有用的决策信息。国内现在对于网络舆情跟踪系统做得比较成熟。新华网、人民网以及一些高校智库都在做这类互联网+数据处理。然而，互联网+数据仍有不足之处。尽管它对于“网络舆情”、“电商消费习惯”和知识性概念检索有很大的帮助，但在专业领域，互联网+模式下网络专业性数据供应不足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了。以反恐大数据为例。反恐是当下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它涉及面广泛，界限模糊和爆发突然，因此事先预防、快速反应和精准打击尤为重要。若要做到准确封杀恐怖主义活动，就需要大量专业数据的支持，而+互联网模式可以提供解决方案。

“互联网+”与党的动员方式转变

缪开金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

　　信息网络化的迅速发展，对党的动员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网络动员突破时空、地域等限制，实现信息的及时交互传递，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发动聚集民众，达成政党社会动员的目的。我们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运用网络动员的正面社会导向作用。在近年来举办G20峰会等组织其他重大活动处理中，国家也积极利用互联网，发动和组织民众积极响应、踊跃参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网络传播的隐蔽性、交互性、渗透性使得网民容易聚集起来，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甚至是散布谣言，诱发网络群体性事件，政府如果对事件反应不及时、处理不恰当，容易加强网络舆论的扩散性、非理性，引发现实群体性事件的恶性发展，这对政府的公信力形成压力，增加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难度。同时，互联网的开放性为任何阶层提供了自由表达意愿的平台，各种思想文化、政治理念在网上“自由”传播，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我国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增多，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情况，肆意通过网络对民众进行蛊惑制造事端，对我国进行恶毒攻击，煽动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企图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其“西化”与“分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图谋。“网络反动政治动员”的事件在不同国家已经上演。因此，互联网的开放性客观上已经成为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推手，对党的传统动员方式产生严重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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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多

来源｜上海观察

编辑｜吴潇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