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艺术40年：从“学科自省”到“学派自信”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音乐艺术走过了蓬勃发展的芳华岁月，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以及优秀的音乐人才，并在世界舞台上屡获大奖，为中国音乐艺术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40年来，中国音乐艺术从外延和内涵两个方面都得以极大伸张和丰富，音乐艺术教育事业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推进中国当代文化走向全面发展和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40年，一方面是音乐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深入大众生活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音乐学逐步以科学身份和学科状态在高等艺术教育体系中发挥影响力的过程，推动着中国音乐理论和实践走向新高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探讨音乐学的学科体系、结构、组织、制度等形而上的问题，与探讨一些具体的歌曲曲目对时代的影响等形而下问题的价值同等重要。

　　回看过去的40年，中国音乐艺术界一直牢记使命担当，以自信自省、兼容并包的艺术精神，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恪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方针，形成了理论、创作、表演、教育等方面的全领域、大幅度的提升，与这个伟大的时代产生了同频共振的显著效应。

　　本专题特别邀请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作品分析教研室主任向民，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国际大提琴演奏家吴和坤，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院长郑艺，湖南理工学院音乐学院院长陈文红，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刘雪莎，天津音乐学院副教授陈智杰等，为我们梳理与回顾了40年来中国音乐艺术的发展与创新之路。

　　作为在国际乐坛活跃30多年的知名大提琴家、指挥家，吴和坤曾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和上海音乐学院本科，随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法国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1983年，年仅23岁的吴和坤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最年轻的大提琴教师。后又进入美国波士顿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攻读音乐艺术博士学位，多年来他应邀在多所音乐院校及奥地利、法国、德国、美国的夏季音乐营举办大师课。美国四所大学先后授予吴和坤大提琴和管弦乐指挥两个学科的终身教授职位。在国外旅居30多年后，吴和坤归国担任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作为改革开放后上海音乐学院录取的第一批大学生，他回顾了国内三四十年的变化，感慨万千。

　　吴和坤认为，对于中国音乐界以及他个人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就是1978年“上海之春”音乐比赛的举办，他本人在那次比赛中夺冠，因此被保送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就读，同时获得了首次在上海音乐厅演奏的机会。当时，同台的有小提琴家唐韵、潘演林，女高音歌唱家胡晓平、男中音歌唱家王克伟等知名音乐家。在1978年的“上海之春”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西方作品是不能演出的。所以，那一届“上海之春”也再次拉开了西方艺术作品在我国上演的序幕。

　　吴和坤感触非常深刻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国内外艺术团体、音乐家交流越来越频繁。尤其是1979年，发生了几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一是知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率领波士顿交响乐团来华，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支来华访问的国际乐团。吴和坤清楚地记得，为了迎接贵客，上海音乐学院把教学楼全部粉刷了一遍。他也被挑选在波士顿交响乐团举办的大师班上演奏。二是美国小提琴家·斯特恩（Isaac Stern）访问中国，吴和坤也是亲历者。那时候上海没有音乐厅，场地是借用的上海市政府的大礼堂，钢琴还是从北京运来的。

　　1982年，吴和坤被文化部选派赴法国深造，那时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很少，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院长告诉他：他是第一个考进来的中国留学生。80年代中期，吴和坤邀请他的老师、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教授、20世纪大提琴泰斗莫里斯·让德隆（Maurice Gendron）来中国交流，但是由于那时候我国经济条件有限，机票是由时任巴黎市长的希拉克买的，回法后，莫里斯·让德隆还写了一封信感谢希拉克。吴和坤回忆，尽管那时候中国的条件不是特别好，邀请国际艺术家访问付不起劳务费，吃住都安排在音乐学院里面，机票是艺术家自费的，但还是有很多国际大师来到中国演出、讲学，国内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

　　后来，在国际舞台上扬名的吴和坤跟这些当年访华的知名音乐家谈起往事，大家都很感慨，文化古国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新的发展。“以贺绿汀、丁善德、谭抒真、周小燕等为代表的老一代音乐教育家，完全献身于音乐教育，是他们开创了中国音乐教育的新局面，他们的精神真的特别令人感动。”吴和坤说。

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17年公演的歌剧《蝙蝠》

　　1978年也标志着中国在八部京剧样板戏后，迎来了音乐创作的新春天。当时这批朝气蓬勃的作曲学生，今天已是国际上举足轻重的作曲家，包括谭盾、陈其钢、周龙、陈怡、许舒亚、叶小纲、盛中亮等。从效仿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梅思安并融入中国民族的元素，到今天找到了自己鲜明的音乐语言，当今，“中国作曲家”已成为世界公认的音乐名词。

　　在音乐表演方面，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前20至25年，涌现了一批杰出人才，包括器乐独奏家、歌唱家，他们在国际比赛中屡屡夺冠。当今艺术家的困惑乃是如何更进一步发展表演艺术，以达到更高层次。吴和坤认为，对于西方艺术音乐的历史风格、体裁、织体恰如其分地把握，仍然是中国音乐家需要努力的方向，很明显的不足显露在我们对交响乐和歌剧的诠释表演中，需要我们对目前培养音乐家的模式进行反省和质疑。国内的培养传统偏重于依赖学生的才能，以及很多年的熟能生巧，我们对表演艺术的教学研究和对学生的培养方案落后于当今时代、落后于这代年轻人广泛的信息量。这一切对于音乐学院造成了挑战——音乐学院到底朝哪个方向走？

　　吴和坤说：“40年可以出两代人了，现在这代年轻人获取信息的办法太先进了，他们的信息量很大，这是全球性的。6年前，我刚回国的时候还在用诺基亚手机，学生们都笑我，我才买了第一部智能手机，到现在还在用。我发现学生一直在更换手机，他们总觉得手机还不够快、容量不够大。我觉得中国人对信息量的要求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达不到的，而我们的教育跟这个发展趋势是有距离的。美国优秀的高校开学时，校长会集中教授们讨论一个主题：我们为什么要办大学？这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如果学生的信息采集量这么大、这么迅速，他们为什么要来上学？这个时代对我们所有教育者都是挑战。我觉得高校的责任不是仅传授知识，还要通过教育手段来培育一个完整的人。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美育。学习音乐将逐渐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必备条件，这也是一个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哲理：‘音乐能够影响灵魂的道德方面。音乐具有如此特性，显然，它就应被纳入年轻人的教育中。’而我们往往把高校办成职业学校，仅教授技能，这就脱离了教育的宗旨。”

　　吴和坤认为，教师首先需要从理念上改变对音乐表演艺术的观念；除了教授学生演奏、演唱技艺，只有真正从根本上认识到学习理论科目的重要性，才能帮助学生从依赖所谓“音乐感”的演奏、演唱中解脱出来，从本质上理解贝多芬同巴赫之间的差别。那样，中国的人才培养就会起质的变化。与体育比赛不完全相同，音乐比赛仅是反映了文化艺术生活的一个侧面，它不能代表教育的根本。“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当今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们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但无论中外，音乐学院的教学观念同200年前没有太大区别，我们至今还不由自主地遵循所谓的传统。即便一首不朽的贝多芬协奏曲，除了音乐见解的提升，是否可以有新的教法和学法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探究。”吴和坤称。

　　2011年秋天，吴和坤在巴黎度学术假，发现巴黎到处都是中国的学生、学者，他在艺术城遇到了几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大家说起国内正在大力推进文化建设。吴和坤说：“现在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对文化建设投入这么大的力量。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文化一定不能落后，文化艺术是真正推动人类发展的主轴。经济可以突飞猛进，但要想走在世界前列，文化不能落后，我们应该继续为人类发展做出贡献。面对这样一个繁荣发展的社会，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弊端。我们应该深入思考：对于教育到底应该秉持什么样的观念？我们的高等教育、大学教授一定要问自己：今天站在讲台上，到底能教给这些学生什么？抑或是在炒冷饭，重复二三十年前的信息？贝多芬、莫扎特是不朽的，今天应该找到新的办法去阐述他们。人文社科的发展是靠现代人的理念、眼光来阐述古老的艺术，我们不能脱离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上不朽的音乐、艺术、文学作品，以及伟大的艺术家，最重要的是不能忘记我们是在培育一个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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