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史上，年谱之学不仅是一人之编年史，是研究历史人物的基础和出发点，而且还可以补充“国史”、“家传”之不足，订正其讹误，更因其“最得知人论世之义”，而为学界所重。
《王献唐年谱长编》张书学 李勇慧 撰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献唐年谱长编》责任编辑曾睿撰写的编辑手记，记录了“一部真实、可靠的年谱”如何问世的过程。两位撰写者，“面对卷帙浩繁的各类素材，细心求证，去伪存真”，积20余年之力编撰而成，展示一代学者王献唐之生平与学术，“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文化史、社会史，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称得上是半部民国学术史
2005年的夏天，家里多了一箱由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文耀、臧克和、刘志基等编校整理的王献唐遗稿《国史金石志稿》。
仔细翻检这部金石研究方面的巨著，吃惊于几个数字：全书7册，20卷，涵盖金、石、骨玉、陶木四类；时间跨度为殷商至魏晋，发掘出土的时间为清末至1943年，所载器物4854件；有铭文、释文、著录、按语；单王文耀、臧克和、刘志基等教授所作校记就有3600条，配图6710帧……
尽管自己所学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对于近现代史上的名流大家也略知一二，却未曾听说过王献唐其人其事。
认真捧读全书、查找资料后，我惊呆了。王献唐在20世纪30年代就声名赫赫，被郭沫若尊称为“献老”，被叶圣陶、夏鼐、张政烺等大家称为“山东省近几百年来罕见的学者”。读者耳熟能详的蔡元培、张元济、黄炎培等学者均和他有书信往来、学术交流。仅王献唐日记中所记载的书信就有近万封，这些都是了解和研究20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化学术史和学界生态难得的资料，他们的交往史可以称得上是半部民国学术史。此外，王献唐还有学术著作54种，日记100余万字，诗词、书画、书法和档案文献等数不胜数……很多已经散佚民间，大部分存于北京、山东等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
我不淡定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知晓王献唐，说明自己孤陋寡闻，研究学问浅尝辄止。拥有多重的身份、在20世纪上半叶由学术名流而成为学术史上的“失踪者”，王献唐身上荷载了异常丰富的历史信息。这激发了我天然的求知欲，对王献唐充满了好奇，企盼机缘巧合，能够深入了解这位学者。
推开了许多积满灰尘的门
2006年9月，我在青岛出版社担任特约作者，点注中华传世经典阅读《论语》《蒙学宝典》等书。
一天，办公室来了一位80多岁、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面容慈祥的老太太。我热情地迎上前去，递上一杯温水。老人自我介绍说，她是王献唐的三儿媳妇，叫安可荇，看到桌上密密麻麻的繁体字排版《蒙学宝典》校注稿，很谦虚地说自己不识字，特别敬重识字的人。她提到自己的公公王献唐，尊称其为“老先生”，言谈话语中洋溢着钦佩和崇拜。
她说起了抗战前老先生从日本人手中收回面临绝世的秦汉砖瓦的事情；还讲述了抗战期间，老先生拣选自己在山东30年所收藏的书画、古籍、石刻、汉砖瓦、古钱等文物精华两万余件，辗转于曲阜“奉祀官府”、四川乐山大佛寺、南京中央博物院等地，使文物古籍精华免于兵燹，这些文物现在是山东省图书馆和博物馆的重要馆藏资源。她把老先生保护中华民族文脉、守护国家典籍的故事，讲得艰苦卓绝又惊心动魄。
安老师对我一见如故，向责编建议让我做《王献唐文集》的审读，还热情地邀请我到她家里做客。说来也巧，我们两家相距200多米，都住在海边的总督府附近，碧海蓝天，红瓦绿树，老楼老树老街巷，我们遥遥相望。
周末，我沿着陆离斑驳的老街道，朝圣一般地来到了邻居家——王献唐故居（青岛观海二路13号甲的两层小楼）。安老师打开了很多锈迹斑斑的锁，推开了许多积满灰尘的门，我看到在几间充满年代感的房间里，大量的日记、手稿、书画和书信堆积到了房顶，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
小楼里随处可见老先生的藏书。安老师说老先生藏书多达10万卷，一生与书结下不解之缘，山东各地坊间书肆是他时常光顾的地方，搜求的古籍善本无以计数。家藏珍贵文物，如殷商时代的龟甲、秦砖汉瓦、宋元时期的书籍、明末李自成的印信等，都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压缩成140余万字的书稿
2007年5月，青岛出版社陆续交给我一些编校难度非常大的《王献唐文集》书稿进行审读。这些书稿基本上是由张书学、李勇慧这对学术伉俪整理的，他俩从事历史研究20多年，一位是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一位是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他们的书稿规范工整、清晰明了，从中我学到了很多古籍整理和书稿编校的知识和技巧，心中顿生向往结交之意。
2015年12月，我从青岛来到上海，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名编辑。
次年5月的一天，电话响起，原来是已任山大博导、山东财经大学副校长的张书学打来的，邀请我与他们夫妻一起聚餐。期待已久的相见跨越了9年，真是一份意外之喜。
寒暄过后，他俩直奔主题。20世纪80年代初，他们在为王献唐撰写小传时，发现学界对王献唐的生平事迹及其学术成就的表述，大都语焉不详，或错误百出，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和阻碍了王献唐研究的深入开展。他们萌生了为王献唐编写一部全面系统、史料翔实的年谱的愿望。因此，多年来，他们一直致力于有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小心求证，见微知著，辨正去讹，日积月累，竟积成初稿多达200余万字的王献唐年谱。在此基础上修改、整理和压缩，并吸收新的研究成果，最终形成140余万字的书稿。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终身教授朱杰人非常看好这部书稿，向华师大出版社大力推荐以年谱长编的形式出版。
令我感到惊喜的是，基于多年的信任和默契，他们已向王焰社长推荐由我来担任这部书稿的责任编辑，我喜不自胜，又诚惶诚恐。
翌日，王社长再三叮嘱，出版《王献唐年谱长编》意义重大，将这套书交到我手中，是对我的信任和认可，需得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尽最大的努力将其打造成精品学术著作。
一部真实可靠的年谱
在中国学术史上，年谱之学一向被奉为“大道”。所谓“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谓之年谱”。它不仅是一人之编年史，是研究历史人物的基础和出发点，而且还可以补充“国史”、“家传”之不足，订正其讹误，更因其“最得知人论世之义”，而为学界所重。
《王献唐年谱长编》的编撰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除了要通读王献唐本人的论著之外，还要搜集上述各类相关文献资料，再加以研判，披沙拣金、芟汰冗杂、考订鉴别。不但要对其人生经历有缜密的考证，也要对其关系密切的学人、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足够的研究。其中的辛苦，确如章实斋所说“中有苦心而不能显”和“中有调剂而人不知”，只有做书的人自己明白。由于年代的久远，许多资料残缺不全且不相连贯，加以草稿、手稿居多，大量的繁体字、古体字、行草字等辨识工作十分繁难，整理难度特别大。
两位作者对书稿的修正是认真和严肃的，由于改动太多，审校进行了4次。每一轮审校稿，他俩都会逐字逐句、逐行逐段地通读全稿，订正其中的讹误。据统计，书中述及王献唐的学术著作54种，日记100余万字，往来书札1200余通，诗词600余首，书序题跋700余种，可见内容之丰赡。书中还收录与王献唐有过交往者500余人，对不为人熟知者，均注明生卒年月、字号籍贯、主要经历。面对卷帙浩繁的各类素材，他们细心求证，去伪存真，努力要为学林和后进提供一部有关王献唐的线索清晰、材料翔实、细节缜密的信史。
2017年7月，《王献唐年谱长编》出版。两位作者自述说，初衷是为王献唐编写“一部真实、可靠的年谱”，这个貌似不高实则很难的目标应该说达到了。以20年之功，孜孜矻矻，持之以恒，体现的是一种学术坚守的定力和责任感。两代学人时隔半个多世纪的心灵相遇，使人不能不掩卷沉思。北京师范大学陈其泰教授为该年谱所作序言中写道，此作“体例精当、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学术性强，是他们毕数十年之功的集大成之作，对于推动王献唐研究乃至民国学术文化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大有裨益”。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王献唐年谱长编》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自出版以来，备受学术界和相关媒体关注。2018年，年谱长编荣获2017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第21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特等奖以及第15届上海图书奖提名奖。
将中华文脉更好地延续
《王献唐年谱长编》已出版，缘分似乎暂告一段落。
但是，夜深人静之际，听着窗外绵绵细雨声，在书桌旁翻阅他的年谱，拜读他的著述……往往有时空交错之感。王献唐一生坎坷之经历、学术思想之演变，在我脑海中慢慢变得清晰而有条理，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尚的人格魅力，犹如春风吹拂着我。
当年，王献唐接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之际，天天辗转于书册之间，与文化事业相濡以沫。不管前路如何幽暗与曲折，他总能心神笃定、泰然面对。在战火纷纷、风雨飘摇、理书南下的间隙，他与学界人士书信往来中仍然逸兴遄飞地探讨文化异同，对齐鲁文化阐发扬厉。他走访、搜集、整理文献古物，在编辑、撰述之际，逐渐形成了关于治学与治事、个人与民族、传统与现代等方面的人生观念和思想境界。
王献唐治学，总是将读书修学与社会人生相连接，鼓励人们从文化中研究社会，从社会中领悟人生，发扬古人讲求的学以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正是一代学者面对民族救亡与个人困惑，追本溯源，探古发幽，所做出的思想探索。对今天我们做书人来说，如何将中华文脉更好地延续下去、获得新的生命力，王献唐的探索是一种启思，也是一种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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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曾睿
来源｜解放日报
编辑｜李梓昕
编审｜吴潇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