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格局深刻重塑，中国哲学的智慧能否继续为我们照亮前路？
回溯一个多世纪前，冯契亦是在动荡的时代浪潮中，踏上了哲学求索之道，并构建了当代中国自主的哲学体系“智慧说”，成为当代中国原创性哲学理论的重要标志。
在冯契的弟子、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卫平看来，重温冯契的思想世界，便是要从这份跨越时空的智慧中汲取力量，不断回应时代赋予我们的新课题。
冯契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于1951年起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 资料图片
新版《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 冯契 著
跨越国界的回响
读书周刊：作为上海社联确定的68位社科大师之一，近年来，冯契的多部著作相继推出英译本，国内也有一系列出版物陆续问世。去世30年之后，他的思想为什么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陈卫平：今年5月，在美国纽约举办了“纪念冯契教授诞辰110周年暨英译本发布会”，会上发布了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和《中国哲学通史简编》的英译本。其中，《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是《智慧说三篇》之一，于2024年由德古意特出版社出版；《中国哲学通史简编》是把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合在一起的缩编本，2023年和2024年先后推出英文版。
此外，今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冯契“智慧说”要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冯契讲金岳霖哲学》并重印了《智慧说三篇》。更早之前，商务印书馆还出版过两部研究冯契的著作，一本是杨国荣主编的《智慧说与当代哲学》，另一本是高瑞泉主编的《烛照智慧的轨迹：冯契的哲学史研究》。冯契在国内外的影响，从中可见一斑。
读书周刊：国外学者对冯契思想的关注焦点是什么？随着英译本的陆续推出，会对西方学界产生哪些影响？
陈卫平：国外学界对冯契的推崇，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智慧说三篇》突破了曾经长期被视为圭臬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尤其是在认识论上的创新，让他们耳目一新——中国的这位非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打破了他们对中国哲学界的刻板印象。
二是他的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此次英译本《中国哲学通史简编》的问世，是继冯友兰先生之后的第二部英文本中国哲学通史。相较于冯友兰先生，它包含了中国近代史康有为以后的哲学部分，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为终篇，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随着这些英译本的传播，我相信，冯契的思想会成为中西方哲学对话的重要桥梁，也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提供了更多可能。
学术深度与思想温度
读书周刊：您作为冯契的学生，最早接触到他的思想是在课堂上。回望当年的求学经历，他的授课和著作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陈卫平：我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第一届研究生，当时冯契先生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这是我了解他的起点。实际上，他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还有《智慧说三篇》，都是在上课讲义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因此，读起来既有学术深度，又有思想温度。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最先在讲义的基础上成书出版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他讲的中国古代哲学，有很多独到之处。
首先就是全新的哲学史定义。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国内主流采用苏联日丹诺夫的定义，把哲学史等同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两军对垒。冯契否定了这个教条化的定义；后来也有人主张用列宁的“哲学史简略来说就是认识史”来替代日丹诺夫的定义，他也没照搬，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经过自身消化创造，形成了更具说服力的见解。
其次是他对中西哲学比较的重视。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财富，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核心就是把握自身传统哲学的智慧与民族特征，这就需要和西方哲学做比较才能凸显。比如，在逻辑学和自然观上，中国较早发展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逻辑和以气一元论为基础的辩证法自然观；而西方则较早发展了形式逻辑和原子论……这种对比并不是简单罗列二者的不同，而是将比较的思维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史叙事，时刻提示我们中西哲学交流互鉴的必要性和意义。
最后是通过聚焦于中国古代哲学各个时期讨论的主要问题，勾画出中国古代哲学发展中所体现的人类认识辩证发展的过程。从先秦的“天人”“名实”之辩到宋明的“理气（道器）”之辩和“心物（知行）”之辩，在这些论辩中，他向我们显示了感性和理性、绝对和相对、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这些人类认识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在这些对立环节的矛盾运动中实现了螺旋式的发展。这在中国哲学通史的研究中是别开生面的。
转识成智，回应时代
读书周刊：您刚才提到的许多学术创见，都赋予了冯契构建“智慧说”思想体系的基础。“智慧说”的核心是要超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峙，而这一问题在今天依然突出——比如AI时代，知识获取越来越便捷，但“碎片化”认知、精神焦虑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冯契当年的思考，对我们应对当下的这些时代困惑有何启示？
陈卫平：你提到的“碎片化”认知，正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典型问题，而冯契的“智慧说”恰恰为我们破解这一困惑提供了思路。
他认为，哲学与科学的共同点是用理论思维方式把握世界，但核心区别在于知识与智慧的差异：科学是知识形态的典型，科学是分科之学、分科治学，这对于促进知识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也会把完整的世界拆分成一个个碎片；而哲学追求“穷通”——穷究世界的统一性原理和发展原理这些根本性问题，通观世界的整体，对世界作全面的把握，将被科学拆分的碎片整合起来，还原真实的世界图景，这就是“转识成智”。
不过，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峙的问题，至今都没有完全被解决，随着时代发展还出现了很多新课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读书周刊：冯契一再说，哲学的生命力在于直面时代、干预人生，形成这个观念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
陈卫平：他的这些思考，根源于对时代课题的深刻把握。中国近代以来最核心的课题就是“向何处去”，这不仅是政治、经济层面的问题，更关乎文化与精神方向。西方近代形成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非理性主义）思潮，按王国维的说法就是“可爱与可信”的矛盾：科学主义可信，却忽视人的存在意义；人文主义可爱，却缺乏实证科学的支撑。而中国近代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这种对峙。若无法破解这样的对峙，中国只能在精神上做西方的“学徒”而无法自主挺立，也不可能确立文化自信。
因此，在《智慧说三篇》中，他首先就以“时代问题”为标题，又在最后一篇中以“中国的发展前景”为终结。可以说，冯契的思考与道路选择始终与对时代的关切密不可分，也成为中国学者在世界性百家争鸣中交出的独特答卷。
不只是一个历史符号
读书周刊：12月9日，“立时代潮头，发‘智慧’先声——纪念哲学家冯契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成就展”在上海图书馆东馆揭幕。您在揭幕式上提出“纪念冯契，不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历史符号，而是要把他的哲学事业推向前进”，能否进一步解释这句话？
陈卫平：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这本书中，冯契为我们指出了进一步发展哲学革命的三个方面，这对今天的哲学研究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一，要积极发展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取得的成果，这个成果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结晶——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事实上，冯契的“智慧说”正是新面貌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在当今，如何把握历史主动的新时代的实际，发展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可以成为我们进行哲学理论创新的方向之一。
其二，要加强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相对于西方近代哲学来说，中国近代哲学的缺点是与近代科学联系薄弱，而20世纪以来科学的飞速发展，尤其今天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哲学提出了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因此，中国哲学不仅要研究中国古代哲学赋予科学发展的智慧，也要回答好现代科学提出的问题。
其三，要坚定“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理念。在他看来，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讨论、不同观点的争论，才能达到真理性的认识。而如今，我们正处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的时代，因此，当代中国哲学家们更应该创造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的哲学理论，让“学术的中国”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放射光芒。
读书周刊：对于大众而言，重温这样的哲学经典也是重要的吗？
陈卫平：这也许可以用冯契的一段话来回答：“哲学著作中所包含的智慧是哲学家个性的表现，使得后人不断回顾，温故知新。可以不断从中吸取营养，就像对待艺术经典作品那样。”我认为，哲学经典的大众普及与《红楼梦》这样的文学经典的大众普及，对于提高人们的人文修养是同样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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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丨肖雅文
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王蓝萱
编审丨戴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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