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德磊
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过去主要依赖于定性分析，论述过程比较粗糙。现在引入数学研究手段，首先应该肯定这是进步，它令经济研究变得更加严谨，更加科学。
但同时要指出的是，现在经济学界却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过于强调定量分析，崇尚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许多论文只有模型，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思想观点。一些论文满篇都是豆芽形和蝌蚪式的数学符号，简直就是数学专业论文，最后推导出的结论只是一个大家几乎都知晓的现象，譬如货币供应量会影响股票指数、投资规模会影响经济增长等。
现在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你的论文即使有思想、有观点，论述也比较充分、可信，但如果没有较强的数学色彩，可能就没有什么学术刊物愿意发表。似乎发表了这样的论文，就降低了刊物的层次和品位。
因此，研究者对于一些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观点，经常无法直接去作系统、明确的表达，而必须先去苦苦地寻找一个扯得上边的模型或者其他数学形式，绕着弯儿表达出来。
实际上，并非所有的经济问题都适合运用数学分析手段的，数学手段也并非越复杂越好，而且对同一经济问题的分析也应该有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法。科斯借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篇力透纸背的论文中几乎没有一个数学符号。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1996年发表的论文“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虽然没有运用数学方法，但因其严谨的论证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论文的被引频次至今仍高居国内经济学界之榜首。
不妨试举一二例说明数学手段在目前的经济研究中的局限性或者研究者运用上的不恰当之处。譬如，有的研究在讨论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时，喜好将货币供给量与物价指数作变量上的相关性分析，但分析至此为止是远远不够的。它无法回答如下问题：货币经常超量发行的原因又是什么？菜农的蔬菜无人来收购，只得在地里烂掉，而相距不过十公里的城里的蔬菜价格却居高不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奇怪的物价现象？而且是一再发生？
在这里，蔬菜的高价是主要与货币发行量有关还是主要与农产品的流通体制有关呢？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恐怕是数学手段无能为力的。所以，我们还必须运用其他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手段。
在运用数学手段进行的实证分析中，对经济变量的选择和变量的真实度是至关重要的。曾有些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国有股越高的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越好，民营上市公司的业绩最差。实际上，是上市公司的国有控股大股东常常向上市公司的利益输送支撑了上市公司的业绩，因此，用于实证分析的业绩指标的真实度发生了扭曲。在这里，实证分析之外的理论说明是必不可少的。
还有的论文常常寻找一些不恰当的替代变量以便进行所谓的实证分析。如在分析金融机构集聚的决定因素时，将高楼数量、宾馆数量等作为城市环境的替代变量。这两个变量或类似的变量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城市环境呢？还有的将城市绿化率、平均学历水平作为环境因素的替代变量，究竟是绿化率、平均学历水平吸引了金融机构的集聚还是金融机构集聚提高了绿化率和平均学历水平呢？现实社会中，有些变量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
经济学上几乎所有模型都是以一定的假定条件为前提的，因此，在借用模型时不能生搬硬套。譬如，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以利率作为影响资本在国与国之间流动的主要因素甚至唯一因素为假定前提的，因而，那里的BP曲线是正斜率的。但这一假定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局限性，在现代经济社会，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很多情况下成为影响资本国际流动的最主要因素。而金融资产的价格走势又往往是与利率反方向变动的，所以这时的BP曲线应该呈现出负斜率的特征。
而且，经济学上的模型也并非都是数学形式的。闻名遐迩的霍特林模型的原始形式只是一个生活中的设定情境案例，但它的强大的理论辐射功能却是人所公认的。
这里还想纠正一个理论上的认识误区。现在许多人将实证分析几乎等同于数理分析，这是不对的。从经济学的定义上讲，实证分析指的是对因果关系、逻辑关系的描述和揭示。它可以运用数学手段，也可以运用纯文字的描述和逻辑性、思辨性的揭示。实际上，思辨的学术之美丝毫不输经济学研究中的数理之美。
经济学中引入数学手段进行研究是应该而且必需的，但目前有些地方已经走极端了，所以，目前的经济研究也存在转型的必要。
首先，要容许持不同学术观点、不同研究角度的经济学者平等讨论。目前的主流期刊上缺少的就是不同观点的交锋，往往是你谈你的，我谈我的，在对学术成果的形式美的追求中自娱自乐、自我陶醉。而微博上的一些争论并不是真正的讨论，常常是相互挖苦讽刺。其次，我们对于经济学成果的评价体系要转型、改变，不能独尊数学方法和数理手段，应该允许和鼓励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形式，以达相互补充之效。好的成果应该是指其内容而不是形式上的故弄玄虚。
目前的经济研究或者对于经济问题的讨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群体。
第一个群体为学院派，主要由大学和其他学术型研究机构的经济研究人员组成，他们追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高度形式化的论文或者出版所谓的专著，并以申报和完成纵向课题作为研究工作的重心。
第二个群体姑且称为观点派，他们零散分布在各类研究机构，一般通过各种场合的演讲、媒体专栏以及微博和博客等平台发表自己的观点。
第三个群体也许可以称之为实用派，主要由金融机构的研究人员构成，也包括一些政府部门的研究人员甚至“学术型”官员，他们撰写商业性的研究报告，并经常在各种媒体对于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进行评论、预测。
学院派的研究和表述比较规范，但对于数理形式的过分追求常常损害和淹没了思想观点，而且这个庞大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沉溺于课堂与黑板经济学的方程式演绎，与社会现实存在距离，对社会经济认识的深度甚至不及一些企业人士和财经媒体人士。
在网络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观点派的影响常常很大，其观点也常常深刻犀利，发人深思，但他们的观点的表达形式常常过于简单，展示的论证过程不够充分。
实用派往往占有了比较充分的现实经济问题的数据和资料，局部性的描述和预测较为准确，但过于实用化的目的常常使他们不愿去进行较长远、全局性的深入研究。
例如，对于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学院派可能会用计量模型去测算它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观点派可能会去讨论经济刺激是否必要和合理，实用派很可能会将此当作利好来欢呼，预言经济走势在什么时候会回升。这三种大的研究风格或表述方式在总体上均各有长短，应该相互借鉴。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东方早报》 日期：2012年8月14日 版次：D13 作者：叶德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