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游民乞丐充斥着上海的大街小巷，而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位于虹口区、提篮桥区和北四川路区三区交界处的哈尔滨路溧阳路口（门牌号为哈尔滨路169号）的哈尔滨大楼——那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游民王国”。从抗战爆发到上海解放后两年，哈尔滨大楼一直作为“游民王国”而存在，时间长达15年之久，历经抗战、孤岛时期、汪伪时期、战后国民党时期以及新中国建国初期五个不同政权统治，而其内部结构、人员组成等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直到1951年2月2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一举捣毁这个游民窟，其内部情况才开始为世人所了解。
错综复杂的“独立”结构
哈尔滨大楼原系美国人开设的汇芳锯木公司，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大楼遭到日军炮火袭击，部分房屋受损，美国老板丢下大楼回国去了，大楼从此无人管理。
哈尔滨大楼楼基及广场占地约12亩，主体建筑为二层，小部分有三层，另外还有地下室。虽因炮火受损，但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尤其在房荒一直非常严重的上海，这一无主房屋很快成为难民、灾民以及无业游民的天堂，入住者先是几人、几十人，后来增加到3000多人，若加上在大楼广场上搭建棚户者，最多时一度达7000人左右。
早期入住者主要是那些在上海无家可归或者付不起房租的一些小商小贩和灾民、难民，以及四处流浪、随时随地“工作”的小偷、乞丐、流氓、地痞、无业游民。
解放战争时期，大量安徽、苏北等地的“地主”、“恶霸”以及国民党溃散官兵逃亡来沪，很多人也挤入了哈尔滨大楼，有些甚至拖家带口、三妻四妾一起进驻大楼，并在其中“安居乐业”。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使得哈尔滨大楼成为上海滩上远近闻名的“游民窟”。
入住哈尔滨大楼的人员流动相当频繁，但也逐渐形成了安徽帮和山东帮两帮共处的局面，由两帮头子在楼内建立了各自的“统治秩序”。
安徽省五河县人张文典是安徽帮的头子，此人以前是土匪，做过国民党还乡团中队长，曾拥有几百支步枪。解放军进入五河后，张文典逃到上海进入哈尔滨大楼，招收徒弟，培植党羽，强迫妇女为妻，甚至在大楼内明目张胆地征收“户口捐”，每户三五百元不等，俨然在大楼内做起了山寨大王。张文典为首的安徽帮以讨饭、拾荒者为多，他们以大楼底层为自己的地盘，以地下室（地洞）为“活动中心”，里面设赌局，牌九、麻将、扑克、宝局等，应有尽有。该地洞道路弯曲，不见光线，内有一条小沟，直接通至河浜。如果有人与张文典一伙为难或敢于闹事，该人就有生命危险，随时可能被从地洞掀进河浜，随潮水冲到黄浦江中去。
山东帮以小贩为多，经济上相对较为宽裕，以二楼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将二楼上半层作为自己的活动中心，他们在那召开秘密会议，计划抢劫、偷盗、谋财害命等活动，非帮内人涉足该处，同样有生命危险。
随着解放战争脚步的加快，大量逃亡者涌入哈尔滨大楼，大楼居民身份更加复杂，并逐渐打破两雄对峙的局面，开始出现其他有影响力的“强人”，如拥有妻妾三人的唐某是在沂水拥有80公顷土地的大地主；而整个大楼内拥有土地三四十顷的有几十人，拥有妻妾两三人的也有50多个。甚至还有22口人的大家庭堂而皇之地在大楼割据自雄，独成一派，怡然安居。
长期无人过问的哈尔滨大楼是名副其实的“罪恶的渊薮”，很多人在楼内策划偷窃、绑架、拐骗等活动，帮派械斗、设局赌博、坑蒙拐骗，甚至杀人、强奸无所不为，而且大多数罪恶行径都未得到惩治，更使得这伙狂徒气焰嚣张。大楼附近几个街道的居民更是深受其苦，一般不敢单独路过大楼；1950年上海市公安局估计哈尔滨大楼附近三个区的偷窃案件，约有80%是大楼“居民”所为。
突击、收容与清理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和上海市民政局开始派人打入大楼内部了解情况，根据大楼内“居民”的籍贯、职业或者“兴趣”、“爱好”建立了21个小组，推选出各组小组长，并逐步掌握了这些小组长，为清理哈尔滨大楼准备条件。
1951年2月20日凌晨3点，经过周密安排，上海市公安局调动武装警察100多人，并请求淞沪警备司令部派遣一个连队160多名武装人员，加上公安局、民政局以及救济分会工作人员70多人共计300多人采取联合行动，一举包围了哈尔滨大楼，同时封锁了附近奉天路、溧阳路和哈尔滨路交通。通过持续的广播喊话以后，由警察、民政干部和救济分会干部组成的7个工作组随后进入大楼，在各处悬挂了30多盏汽油灯，将整栋大楼内部照亮。7个工作组每组找来3个小组长开会，要求各组长配合动员各自小组成员接受收容。
临时行动指挥部调动了17辆大卡车和红十字会救护车到现场参加收容。到凌晨6点左右，在工作组的努力下，大楼“居民”开始携带行李拖家带口走出大楼。居民出来之后，工作人员立即检查证件，有证件的摊贩四五百人被当场释放，自找住所；其他无法证明自己身份的人分乘大卡车和救护车，被送往此前已经准备好的四明公所、锡金公所和通州路第二劳动教养所，前后共运送达95卡车之多。
此次被送到民政局各游民教养所和同乡会馆等地的哈尔滨大楼“居民”共计2901人，经过审查，共发现游民96人，散兵11人，职工116人，地主16人，摊贩22人，残疾9人，其余大部分作为灾民遣送回乡。
被捕的张文典在收容所趁看守疏忽再次逃走，不过很快又被逮捕，送交原籍公安机关处理，同时送去的尚有同属五河县的蔡金华、汤杰彬、王贵宣、丁树庭等“土匪头子”、“逃亡地主”和“三青团分子”。另外，审查中发现安徽省灵璧县的胡万宝（原名张有保）为“匪首”，马德纯为“惯匪”，曾在乡里抢劫杀人，缉捕数次未获，逃窜到上海，被收容后由当地公安机关提回销案。
此役上海市人民政府未放一枪一弹，仅用几个小时就干净利索地捣毁了在上海历时10多年的“游民王国”，令附近民众刮目相看。
建立“新人习艺场”
哈尔滨大楼两面靠河，两面临街，易于管理；而其占地4亩的房屋和8亩多的广场空地，也让正在为寻找游民劳动场所而发愁的民政局大为欣喜。哈尔滨大楼“居民”被清理后，民政局迅速决定在此兴建一个专门用于游民劳动改造的工场。
为此，民政局从游民教养所调来大量游民劳动力对大楼进行清扫、整理，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清除垃圾100余卡车，500多吨。随后，民政局又从各教养所中抽调了有绘图、设计、油漆、建筑等各种专门技术技能的收容人员100多名，并大量调用其他青壮年劳力，自己动手维修大楼。经过几个月的修理，整个大楼面貌一新。民政局原本估算大楼修理费用将高达12.8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但由于全部使用所收容的游民承担清理和修建工作，不仅完全省掉了人工费，而且还节省工料费3.7亿元。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调查，在1950年前后“流浪时间在三年以上”的上海无业游民大概有12万-15万之多，收容改造城市中的无业游民是人民政府的既定政策，但如此之多的无业游民对上海市政府来说，光收容改造场所就是一个大难题。虽然自1949年6月份开始，上海市军管会就接管了原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所属的游民习艺所、儿童收容所、妇女所和残废所，并将其加以整顿，分别改名为劳动生产教养所、儿童生产教养所、妇女生产教养所和残废生产教养所，作为收容处理无业游民的机构，但这些教养所场地狭小，难以开展劳动改造工作。上海自1949年底开始第一次游民乞丐大收容，三天之内就收容了5000多人，1950年“二六”大轰炸以后，民政局利用紧张气氛，将已经收容在所的7000多名游民遣送到江苏大丰，建立了苏北垦区。随后，各教养所又先后收容了4000多游民乞丐，为进一步解决游民劳动场所的问题，民政局会同公安局等适时清理了哈尔滨大楼，设立专门用来改造游民的新人习艺场。
哈尔滨大楼的维修采取了边修边用的原则，民政局在利用收容人员中原有技术力量进行大楼修整的同时，开始着手调查各教养所中收容人员的职业技能，并将有机械修理、制鞋、缝纫等技能的另外一些收容人员逐渐调到哈尔滨大楼，开设了机械修理厂、缝纫工场和制鞋工场。大楼修整完成以后又利用原班人马成立了营造工场，并将哈尔滨大楼内的4个工场统一命名为上海市新人习艺场，成为上海市最重要的游民改造场所，同时也是教授游民技艺的学校。
新人习艺场成立以后，民政局不断从各游民教养所抽调有技术或有劳动力的收容人员充实各个部门，因而4个工场都有较大的发展。
到1951年8月份，营造部就拥有绘图、设计、泥水、木工、漆工等各类技术人员285人，承建了民政局一幢四层楼的宿舍和第三劳动教养所一幢游民宿舍，“技术水平和施工进度与营建厂商相比亦不逊色。”
此后，营造部到工务局办理登记领照手续，向外承包修建工程。到1952年4月，承接土木工程大小16处，新建与改建修理等工程面积达近2000平方米。
缝纫工场设立之初仅有46部旧缝纫机，后来添购新机器80多部，调用技工147人，到1952年4月已经制成衣被65263件；而且开始承制三野后勤部及各机关大批服装等。
制鞋工场开设以后，调用68名鞋匠，为民政局各教养所收容人员生产布鞋，到1951年底已经制成布鞋31000多双，同时为干部制作皮鞋395双；后来皮鞋专门向华东和上海百货公司供货，每月订货达六七百双。
汽车修理厂的成立本是专门为了修理民政局5辆收容车，后来不断充实力量并开始对外营业，先后调用有技术的游民90人，到1952年4月就修好各类大小汽车54辆，船舶3艘，并开始制作和加工零部件，甚至可以制造车床。
新人习艺场每个工场除了从民政局各教养所收容的游民中抽调有相应技术的游民以外，还从各所抽调年轻力壮的游民充作学徒，以便学习技术和接替工作，前后共计改造游民众多。
经济方面，新人习艺场从少量破旧工具开始，到1952年4月已经拥有固定资金7亿多元人民币；1954年新人习艺场全年生产收入达297亿多元，净利润50多亿元。
政治方面，哈尔滨大楼清理以后，附近居民“普遍认为小瘪三被收容，治安就有保障了”，使人“放心了”；附近棚户区居民也认为“方便多了”。新人习艺场成立以后，甚至成为了上海市新的城市坐标，以前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游民窟”，现在成了许多人慕名前来参观考察的场所，一年之内居然接待各类游客1500多人，甚至还有许多外国人前来参观，如英国、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代表团先后考察过该场。而且，在清理与翻修中全部使用游民劳动力，并在翻修后开设新人习艺场作为改造游民的场所，整个过程的确令上海市民耳目一新，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宣传效果。
1957年9月30日，新人习艺场改名为上海市新力机器制造厂，成为社会福利性质的生产机构，原有在场工作的收容人员全部改变游民身份，正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
游民收容改造
与城市基层秩序重建
哈尔滨大楼的清理与改造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是建国初期上海游民改造的一个插曲，也是上海都市基层社会清理与改造的一个缩影。
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为了打破敌人封锁、巩固和稳定新生政权，人民政府决定将上海从消费型城市改造为生产型城市，从而开始对城市基层社会进行大清理，尽可能减少上海“消费性人口”，将那些在上海没有工作、没有住所或者没有任何固定生活来源的人清理出上海，游民收容改造运动即是其中之重要一环。上海游民改造运动从1949年底开始，一直持续到1958年国务院决定将这一工作纳入劳动教养工作范畴为止，前后共计收容各类“游民”7万人左右。
这些被收容起来的“游民”先后被投入各个劳动教养所进行教育、改造，然后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安置。其中被家属领回或者被遣送回农村老家的有23417人，约占全部安置人员的34%。另外，上海市专门开辟了苏北垦区和皖南白茅岭农场两个大型的游民改造安置基地，共计安置了21551人，约占总数的31%。在上海市内就业的有7693人，约占总数的11%，这些人主要在民政局各教养所组织的工程队或附属工场等机构工作，后来这些机构转制，工作人员也改变身份成为了工人阶级，如同开设在哈尔滨大楼的新人习艺场转制为新力机器制造厂时那样。这些没有单位或是被单位开革而失业的“游民”被收容后重新安置到各地各种单位之中，从而使得每个人有了一个新的归属。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东方早报》日期：2013年3月26日版次：c13 作者：阮清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