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年半，周斌又多了一个身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书法老师。在这位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教授看来，受邀担任潘基文的书法老师是一种机缘，更是一种责任所在。作为长期研究书法教育和心理的书法家，周斌认为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传播的一种很有优势的载体。他希冀能够通过潘基文学习中国书法这个案例，来带动更多的外国人学习中国文化。中国正在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周斌认为应该要更加重视公共外交的作用。未来，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可能代表中国，成为公共外交领域中的角色。

教潘基文先生书法

人民画报：2011年，您参加联合国中文日活动，此后受邀成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的书法老师。在您之前，走进联合国的中国书法家并不少见，为什么独独是您有这样一个机缘？

周斌：之前，我曾多次出访美、日、韩等国从事书法教育调研和授课。2011年1月到2012年1月，我在纽约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我受当地一个机构邀请举办了关于中国书法的讲座，没想到来了很多听众。不久，联合国总部举办中文日活动，联合国中文组组长何勇先生邀请我前去给联合国官员开设书法学习班。学习班每周一次，坚持了12周。这个班确实很受欢迎，在联合国官员当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后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位负责人跟我说，潘基文先生希望你能给他写两个字，让他临摹。我就用楷书写了“和平”两个字。没两天，就接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电话，问我能否去官邸给潘基文先生上两次书法课。记得当时国内正在召开十七届六中全会，国家作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部署，我就在想，我眼下做的不正是文化走出去的事吗？我当时欣然接受了邀请。现在想来，我能够成为潘基文先生的书法老师，除了机缘之外，可能更因为我对于中国书法的国际传播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吧。

 人民画报：第一次给潘基文先生上课，您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吗？

周斌：开始我以为他只是想接触一下书法而已，没想到他是真的想要学习书法。

见面之后，我首先给他看了一些西方学员学习书法的视频和作品资料。他看了其中一个西班牙女士左手写书法的视频后，就问我这位学员学习了多长时间。我说三个月。他感到很惊讶，问我：“我能学得这么好吗？”

人民画报：潘基文先生已年近七十，一般人会认为这个年龄并不是学习书法最好的时候，并且他是国际知名人物，备受关注。您在接受教课邀请时，是否考虑过可能的教学效果？

周斌：潘基文先生可以说几乎没有书法基础。其实学员从零开始，我更开心，因为不会受已有基础的干扰。对于可能的教学效果，我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但是我之前的教学经历让我有自信可以做好这件事情。并且潘基文先生是非常有智慧的人，学东西头脑反应很快。

人民画报：到目前，您给潘基文先生一共上了多少次课，课程是如何安排的？

周斌：给潘基文先生教授书法到现在有一年半时间了，大概上了三四十次课吧。整个课程，我也是系统考虑过的。首先是要选对帖，他本人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对老子有深入研究。我根据他的身份和性格向他推荐了颜真卿的《勤礼碑》，也给他看了赵孟頫的字，他说太漂亮了，表示更喜欢《勤礼碑》。在选帖上，我向来喜欢跟学生交流，只有他喜欢了才可能热爱。

开始也是教笔画，第一节课就是学习一横一竖，横会了，我就说把横竖起来就是竖了。学会了横，就教他写“三”字，让他了解笔画之间的结构关系。写“三”字的时候，同时会给他讲授孔子关于“三人行必有我师”等相关中国传统的文化内容，这中间的融会贯通非常重要。我希望能够让中国文化润物细无声地与潘基文先生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进行一种交流和对接。

每上完一堂课后，我都会思考，根据他的学习情况在下一次课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始终认为没有学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潘基文先生这样对我说：“尽管练习书法让我腰酸背痛，但是这是让我最放松的事情，比睡眠还有意义。”

人民画报：您认为他现在的书法水平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周斌：他进步非常快。很多人不相信那些字是他写的。他确实热爱书法，也很勤奋，会抓住一切工作间隙练习书法。6月18日，他来北京，三点下飞机。跟我约好晚上八点在钓鱼台国宾馆上半个小时的书法课，结果他坚持到了十点半。

作为他的书法老师，我首先是要让他保持对书法的兴趣，而不是要让他能达到多高的书法水平，因为毕竟不是在培养专业的书法家。潘基文先生工作非常忙，他想最大效果地利用好我给他上课的时间。我要帮助他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精力，去最大限度地学习中国书法，这对我是很大的挑战。这需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但这不是我的正式工作，同时我又很难割舍这份事情。我只能尽最大努力，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经费去做好这件事情。

 人民画报：您是义务在做这件事情吗？

周斌：是的。给潘基文先生教书法，在联合国开办书法班，这些活动我都是义务去做的。潘基文先生一开始就要给我学费，我拒绝了。我告诉他我在中国，职业就是教师，学校给我工资，我可以生活了。我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传播书法文化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一种经营。但确实来回出国，差旅费也不少，有时候我就想办法转机，能节约一些机票钱。后来我们学校通过努力给了我一定的费用支持，但还是远远不够。

2012年春节，我是在纽约过的，当时也跟潘基文先生约好了上课时间。那天，下很大的雪，街上都打不到车了，我在雪里面足足走了两个小时。看到潘基文先生站在门厅等我，我心里很温暖。实际上他一直以为，我都是因为出国访学，可以顺道来给他上课。我不能告诉他这些，不然他容易有负担，有了心理负担，就学不好书法了。我的想法是不管以后如何，就算潘基文先生离任了，我也还是会把这个事情坚持下去，因为我们已经成为朋友。

 人民画报：据您所了解，潘基文先生学习书法是否也有自己的追求目标？

周斌：从我跟他的接触来看，他学书法不仅仅是为了玩票，也不是作秀，而是从骨子里的一种追求。他非常赞叹中国书法艺术中隐含的伟大智慧。他的父亲是书法家，小时候曾看父亲给当地的寺庙写书法，心里很自豪。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中国书法在韩国非常有声誉，在这个方面，他很崇拜金大中。有一次，他特地从楼上搬下一个镜框给我看，是金大中以前给他写的对联。他问我：“周老师，我能不能写到这个水平？”我说只要坚持就能做到。当时他那个高兴的样子，真是非常可爱。我知道他很希望能有机会给别人题词，所以就请他给我的书院写了“周斌书院”四个字。我把他的字做了匾牌，去年他来中国，请他揭牌，他感到很自豪。我想，这些细节无形中对他也是一种鼓励。

在韩国，潘基文先生这代人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还是比较深刻的。潘基文先生对我说，他的行政理念，与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是不可分的。

复杂问题简要化，深层问题故事化

人民画报：据您所知，像您在联合国总部开设的书法学习班一样，那里是否还有关于中国音乐、国画等课程的学习班？

周斌：总体而言，在联合国总部，除了汉语教学，我没感觉到过有其他的长效的项目在推进。这也跟我们国内艺术家的状态有关系，因为如果在国外投入大量的精力做文化传播的工作，那他在国内的很多机会都得放弃了。

很多中国的艺术家们走进了联合国，但是并没有真正深入。比如一场音乐会、一个展览，几个小时、几天，然后就撤了。也许有外国人看到了，很喜欢，可是怎么去接触、去系统地学习，没有人可以回答他。

另外一点，我特别想提及的是，有一些中国的艺术家们去国外讲座，他还会带不少媒体去，然后很多记者就在现场拍照片，这一点可能会让外国听众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比如学习书法这是个人喜好，属于隐私，是不想被拍照的。

人民画报：中国书法有千年的历史，一个讲座也不过一两个小时，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有哪些内容是您必然会讲到的？

周斌：首先，我必定会讲到的是汉字与中国书法的关系。面对外国人时，如果只讲书法本身，而不讲汉字是如何成就书法艺术的话，他们就很难理解背后的文化。

文化走出去是系统工程，不能是教书法的就是书法，教汉字的就是汉字，其他门类也同样如此。我第二个必讲的内容是汉字的线条。带有中华文化内涵的富有生命力的线条，是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人类在童年的涂鸦就是从线条开始。把线条从汉字中剥离出来，告诉外国人不是一定要学会了汉语才能写书法，书法就是用毛笔蘸上墨汁在宣纸上写出各种各样的线条，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国书法。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书法属于抽象艺术，我讲课时，也尝试用西方的抽象绘画理论来讲中国书法，结合西方人所熟知的印象派、立体派、表现主义，以及装置艺术等后现代主义表现方式，将书法艺术纳入到整个世界艺术发展体系中，其他文化背景的学习者才能知晓中国书法是一门怎样的艺术。虽然其间会产生一些错位，但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有意误读”是难以避免的现象，有时我们只能采取有意误读与错位阐释，才能使其它文化背景的接受者更容易理解。当然，这种错位阐释需要有一定的限度。

 人民画报：您在教外国人学习中国书法方面有哪些自己特别的经验？

周斌：总体来讲就是要把复杂问题简要化，把深层问题故事化。由于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往往是非常神秘的，这种神秘感一方面增加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兴趣，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对这种文化敬而远之。

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多领域设了很多规矩，存在很多程式，比较复杂，这在一个讲求高效率的现代社会，往往会让很多喜欢简洁明了的外国人士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不能在他们面前为了显示自己文化的博大精深而去故弄玄虚。比如潘基文先生其实从小就喜欢书法，他还曾经在韩国找过一位书法老师，但那位老师告诉他：“写好一横，要练上一年，第二横要再练两年。”一想到汉字有那么多笔画，再加上工作繁忙，无暇练习，潘基文先生就把练习书法的事搁置下来了。

要想让各国人接受我们的文化，还需要做到中国文化元素的国际表达。中国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受到很多国外人士的欢迎，有研究者认为，它能一度走红的原因之一在于其使用的叙事时态相当于英语的“现在进行时”（系动词+动词ing），如“老包正用冬笋制作一道家常笋汤，腌笃鲜主角本来应该是春笋……”等叙述语言，给观众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是现代各种新媒体极力营造的心理效果。另外，它使用了国际通用的故事化叙事策略，叙事话语始终保持一种客观性，避免在某一点上挑起争端与歧视，避免意识形态上的说服。同样，在教外国人学习中国书法时，也应注意这些。

人民画报：较之其他中国艺术而言，在对外文化传播中，书法是否有自己特别的优势？

周斌：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传播的很好载体，原因在于书法既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雅文化，又能代表民俗文化。中国书法不仅能够表现中国古代文人对雅致与精洁的追求，也能传达民间百姓对于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等吉祥美好的祝福，因此，它是一种全世界人民都不排斥的和谐文化。我曾对书法练习者做过长期跟踪与实验，结果发现接受过书法训练的人较少体验到焦虑，心态相对平和，书法创作确实对排除消极情绪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书法既不是单纯的语言文字，也不是抽象的哲学理念，它是一种形象直观的艺术，所使用的工具也不太复杂，因此在其传播过程中便于世界各国人士接近它、学习它，与中国文学、哲学等相比，国外人士对于中国书法更容易接受。而且，较其他艺术而言，无论在使用工具方面，还是在书写内容方面，书法艺术至今都未受到太多异质文化的影响。书法艺术在当今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纯粹的中国艺术，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书法能够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追求以及生活情趣完美地展现给其他民族，这也可以说是它在当今世界传播的一个优势。

做中国书法的国际传播者

人民画报：外国人学习中国书法和中国书法文化真正地走出去，这中间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您认为从民间到政府，还可以有哪些促进形式？

周斌：目前，我认为在中国书法国际传播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第一，面对西方读者的书法教材欠缺，且针对性不够；第二，师资不足直接限制了书法国际传播的长远发展，在从事书法国际传播的人才方面缺乏培育机制；第三，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进行书法国际传播的基地与平台。

过去，中国政府重视更多的是官方外交，现在民间的公共外交活动也越来越多了，但总体上来说，政府对其投入还是太少。我认为可以成立专门负责公共外交中文化传播机构的组织，这个组织每年可以做一些调研，对好的民间项目，提供支持。

人民画报：在公共文化外交领域中，像您这样的个体并不多见，有没有可能把您的经验推广出来，带动更多的人来参与？

周斌：是我的学习经历铸就了我这样一个个体。最初我喜欢书法，但是我发现要想把书法学好，一定要深入了解汉语，于是我就念中文系，包括博士研究生的方向也是汉语史。后来又渐渐感觉到自己的书法知识不够系统，我又到浙江大学，师承陈振濂教授从事书法文献学博士后研究。此后，我慢慢明白到，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很多研究领域已经到顶峰。现代人最好去关注一些带有创新性的学科，结合书法教学与创作实践，我就开始研究书法心理，并在华东师大成立了中国高校中第一所书法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后来我到了国外，积累了一些国际教学经验后，又发现做跨文化研究是一件更有价值的事情。我就是这样一步步走上了这条道路，每一步之间都是有逻辑关联的，我一直在不断学习。

赵启正先生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大意是十三亿中国人就是一本书，每个人就是其中一页，每一页都可能被外国人阅读。在国内你是十三亿分之一，但是到了国外，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往往就是从你这十三亿分之一开始，你直接代表着中国的形象。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可能成为公共外交领域中的角色，我努力写好自己的一页。

人民画报：有没有可能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周斌：有可能的话，我们有必要成立一个中国书法国际传播学院，以书法作为载体，面向高中招生。培养学生在书法、英语、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与素质。如果这样的人才能够被培养出来，是不可小觑的力量。

现在我最大的人生目标就是做一个中国书法的国际传播者。潘基文先生如何能够更加持续有效地把中国书法学得更好，跟我这个人生目标是直接对接的。潘基文先生对于中国书法的学习，将会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来学习中国书法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今年2月，我在为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外交官举办书法讲座期间，大使馆领导希望我今后有机会再赴华盛顿讲学，给美国的官员讲讲中国书法，希望将来奥巴马也能拿起毛笔。 

《人民画报》 2013年08期 页码：P80-83 作者：梁夙芳

链接：http://www.chinapictorial.com.cn/ch/se/txt/2013-08/01/content_5588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