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本市相关部门获悉，上海市高考改革方案即将在今年6月份出台，目前草案已经完成，正处于听取各方意见阶段。在正式方案出台之前，本报采访了多位高校专家，听取他们对上海及全国高考改革的意见和设想。 

　　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舒运祥认为，高考改革的设想是好的，但需谨慎设计。高考属于“高风险考试”，和考生的切身利益关系很大，而改革方案一旦推出，很难往回退。上海的高考改革切勿太快定下时间表，这样一来反而自缚手脚。

　　不少人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高考“取消文理科”感到担心，认为考得太多可能给学生增负，但在华东师范大学招生办主任、数学系教授熊斌看来，高考负担的轻重与高考科目的多少并没有正比关系。他认为，教育改革是个长期的、渐变的过程，高考改革必须与时俱进。

　　上海纽约大学招生办负责人、原华东师范大学招办主任周鸿明确表示，高考确实应该改革。他认为这两年上海实施的高考“3+1”方案是不合理的，考试科目太少了，这样很容易导致学生偏科，难以充分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助理柯政博士在对文理分科政策历史进行分析后，判断教育部要真正实施文理不分科，一般会在三个政策方案中选择其一，或者以其中之一为蓝本进行微调。他对这三种方案的可行性分别进行了梳理分析。

英语改革切勿太快定时间表

舒运祥 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

　　我认为高考改革的设想是好的，但需谨慎设计。因为高考属于我们所说的“高风险考试”，和考生的切身利益关系很大，而改革方案一旦推出，很难往回退。如今上海高考改革的细节还未出台，也是出于谨慎的考虑。

　　至于英语考试社会化，如果真的成为现实，我觉得如何保证其科学性、公平性，以及对社会培训机构的监管都是仍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英语考试社会化后由谁来负责？必须仔细考量。即便英语退出高考，也依然会是大学录取的重要参考标准，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对个人英语能力的重视自不待言。因此，如果将英语考试交由社会组织或是中介机构，如何保证其与高考同样严格而完善的考核认证系统，并获得大众信任，将是一个难点。

　　其次，对考生而言，英语考试社会化究竟是减负还是增负？这和具体的考试形式有关。如果成绩分级较粗，例如只分为A、B、C三级，达到百分制的80分以上就能跻身A级，那么对考生来说压力就较小。但评分体系若还是循旧，让考生对每一分都孜孜以求，那他们的压力只有更大。

　　最后，英语考试社会化的目的之一是想还外语教育的本来面目，即将重心从应试转到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上。如果英语退出高考，教学改革本身会有更大余地。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学校的外语教育从此该承担什么样的任务？而外语教育假如完全依赖社会培训机构，一方面质量难以保证，同时家长的负担也会加重。

　　考试对教学会起到反拨作用。如果英语从高考中退出，意味着学生将根据自己的学习程度分等级考，也意味着学校需要进行分层教育，从而对教学产生极大的冲击——整个教学体系和课程体系都将面临改革。高考改革，学校有没有做好准备很关键。

　　总体而言，我觉得目前英语考试社会化的时机还不成熟。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应当循序渐进，例如先推出大致设想，再建立相关法规、培养社会机构等等，而不能直接照搬国外的考试模式。在我看来，北京的高考改革就走得太快了一点，对教学产生的影响没有考虑周全。上海的高考改革切勿太快定下时间表，这样一来反而自缚手脚。

    （整理 黄纯一）

高考科目变多未必给学生“增负”

熊斌 华东师范大学招生办主任、数学系教授

　　不少人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高考“取消文理科”感到担心，认为考得太多可能给学生增负，但在我看来，高考负担的轻重与高考科目的多少并没有正比关系。不是说只考三门，就能给学生减负，学生就不会嫌累了。举个极端的例子，哪怕高考数学只考小学四则运算，虽然每个考生都会，但也有做题熟练程度和解题技巧的高低之分，最后录取的也是最善于解题的那一批学生，学生同样也会感受到负担。

　　1980年时我参加了高考，当年考试的科目是“3+3”，即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虽然相比现在，当年的高考形式要简单很多，考生感受到的负担也远没有现在这么重，但现在回头采用当年的考试办法也不见得好。教育改革是个长期的、渐变的过程，必须与时俱进，政策变动太多或步子迈得太大都是不妥当的，毕竟大家都没有体验过设想当中的新办法。

　　在我看来，之所以要进行高考改革，并不是教育本身除了问题，而是社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所决定的。比如说志愿专业，不同行业的发展前景和社会地位不同，不同时代的热门专业也是不同的。

　　无论高考如何改革，高校自主招生还是有必要存在的。高校之间存在不同层次和办学特色，高校也需要符合自己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自主招生的比例毕竟有限，不会影响高考的总体方案。

　　（整理 李征）　　

希望更多科目实行“一年多考”

周鸿 上海纽约大学招生办负责人

　　高考确实应该改革。我认为这两年上海实施的高考“3+1”方案是不合理的，考试科目太少了！这样很容易导致学生偏科，难以充分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

　　我希望的模式是“3+综合”，即要多考不同学科，至于分值的多少和比例并不重要，哪怕只有一张“综合卷”，总分和语文、数学、英语均相同也行。毕竟只要是考试科目，学生就会去认真学习。我是在1987年参加高考的，当时有7门考试科目：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物理、化学、生物，比现在的学生要考得多。比较而言，我更欣赏当年的科目设置。

　　“一年多考”我也竭力赞成。我在招生部门工作多年，深感“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太多的优秀考生因为发挥不理想而错失进名校的机会，高校看着适合自己的人才流失也无能为力。我甚至认为，不仅仅是英语学科，其他科目如语文、数学也可以采取“一年多考”的方式，只要学生愿意考，就可以给他们机会。

　　今年复旦“千分考”成了“绝唱”，今后将以学业水平考代替。不少人开始疑惑：今后高校自主招生是否将成为历史了？在我看来，这和教育部门及高校对学业水平考的定位有关，学业水平考到底是选拔考试还是过关考试？如果是选拔考试，当然可以取代各校的自主招生测试；如果是普通的过关考试，自主招生则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但如果更多的学科都可以像英语学科一样“一年多考”，那么有没有自主招生也无所谓。

　　仅仅对高考政策进行改革，还是不够的。高考改革是教育改革的一部分，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在给学生减负的同时，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那么对基础教育进行整体的改革也是很有必要的。目前基础教育界普遍存在急功近利的问题，无论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都过于看重学生的短期成绩，忽视对学生的全面素质的培养。我们教育界应该做的事还有很多。

    （整理 李征）

“不分文理科”后的高考方案啥模样

　　近期，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助理柯政博士，与香港中文大学教育政策学系陈霜叶教授，联合策划邀请国内多所高校的中青年新锐，形成10篇文章，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教育政策进行解读，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这些文章都将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国内知名教育研究刊物《全球教育展望》上。其中一篇与即将启动的高考改革直接相关，本报从中编选了部分内容，供关心高考改革的读者参考。

　　今天我们来讨论如何进行文理不分科，首先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原则，即“有利于学生知识结构的优化”、“有利于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有利于扩大学生的课程自主选择权”。如果做不到这三个“有利于”，那么在笔者看来就是倒退。

　　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提出实施文理不分科，但文理分科问题交杂着多个不同的政策逻辑，颇为复杂。笔者基于对各方信息的梳理以及对文理分科政策历史的分析，判断教育部要真正实施文理不分科，一般会在如下三个政策方案中选择其一，或者以一个为蓝本进行微调。

　　方案一：

　　文理各科通考

　　政策推想：文理各科通考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它可以如传统那样，一科一考卷；它也可以多科一考卷，但不是如之前那样分文理的综合卷，而是根据另外一套分类系统。但必须是取消文理分科的科目系统（比如可能是“人与社会科”、“人与自然科”等）；甚至它可以表现为，虽然是一科一考卷，但每科的考试时间很短（如45分钟），且可以多次考。方式可以多样，但其实质都是把中学课程中比较重要的科目都列为高考科目。

　　分析：虽然很多人以为取消文理分科就是要做到文理各科通考，甚至在部分倡导者看来，取消文理分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教育部最终实施这个方案的可能性很低。这是因为这个方案有很多严重的弊病。首先，这种把所有科目都纳入到高考中的做法（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包装”让它看起来没有这么多学科），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时提出的“减少统考科目”这个要求相违背。其次，这个方案很难做到不大幅增加学生课业负担。江苏在2002年就曾这样做过，但一年后就被废止。最后，这种回归“大一统课程”的做法，也与时代所要求的增加学生选择性，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之精神格格不入。

　　方案二：

　　分多科（类）招考

　　政策推想：虽然很多人在直觉上会认为，取消文理分科就是实行文理全科，但事实上不是简单地分文理两科，而是分为多科（类），这也是取消文理分科的一种方式。即不是文理分科，而是分文理医工艺体等多科。根据媒体最近披露的消息，目前拟订的高考方案是，国家将各本科专业将分为12个左右的大类，每个大类在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等科目中，选择4个作为高考科目。也就是说，未来不是分文理两科，而是分12个左右的科（类）了。

　　分析：但笔者并不太认同这个方案，对其实施效果并不持乐观态度。首先，虽然这种方式说起来也是实施文理不分科，但其实质是把科（类）分得更细，从原来的2科变成了12科，从现在的考5科变成考4科。这会不会导致更严重的偏科？这是不是符合取消文理分析讨论之精神？这些问题时时都在挑战这个方案的合理性，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麻烦事。其次，把各专业人为地分成12科（类），这说起来还是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味道，在系科专业变化日趋加快的今天，其合理性也是高度存疑。最后，从历史上来看，这种方案我们也曾经实施过，但似乎很快被推翻，实施的可持续性也成问题。1990年原国家教委发出《关于改革高考科目设置的通知》，将高考科目设置为4组，各组考试科目不一，提出“各高等学校暨系科、专业可根据高考科目组的设置情况及各自的特点,选择一组高考科目作为考生的应试科目。考生可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各高等学校暨系科，专业的考试科目组和本人志向，选择一组作为应试科目。”这个方案首先在湖南、海南和云南进行了试点，所以又称“三南方案”。也是为了解决文理分科问题，也是采用多科招考的方式。不同的只是当时是分4科，而今天我们可能分得更细。当时的“三南方案”只实施一年，便被取消，改之以经典的文理分科模式“3+2”。

　　方案三：

　　由高校自主选配考试科目

　　政策推想：如果假定不同院校专业对理想高中毕业生学科结构的要求是多样而不是简单文理分，那么就可以通过由不同院校专业自主决定所需科目成绩，学生根据专业志向重点修读这些课程来实现文理不分科，比如心理学专业可能要求的是生物和历史。这种方案同样可以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其中一种可能如下：高考只考语文、数学两科，这两科也是所有学生必考科目，其他所有课程都通过学业水平考试来评价（也可以是社会化考试）。各大学专业可以提出最多不超过4门课程的成绩要求（语数除外），学生则最多可以选择6门考试课程，从中选择4门成绩向不同的大学提交申请。

　　分析：这种方案与“分多科招考”方案的不同之处在于，国家除了一些基本的要求（如各专业必需选择某些核心科目等）之外，没有“一刀切”地规定哪些专业是属于哪一类以及必需考哪些科目。比如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要求的考试科目可以与复旦大学心理学院不同，同样是心理学院，但是彼此的专业方向以及对心理学专业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方案相对最优，应该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首先，它可以很好地解决各高校各专业对高中毕业生学科结构的多样化要求与统一高考制度之间存在两难的老问题。其次，它可以更好把实施文理不分科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其他高考改革要求匹配起来，体现综合配套改革的精神。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高考改革，除了提出实行文理不分科之外，还要求要减少统一考试科目，以及与学业水平考试结合。相比前两种方案，这个方案为更好地兼容这些要求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比如高考只考语文数学，要求所有高校各专业除了这两门成绩之外，可以自主地要求学生提交另外最多4门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第三，这个方案本身没有太严重的学理漏洞，而且由于扩大了高校和学生的自主选择权，使得这个方案更容易得到认受性。

　　但这个方案也有较大局限性，主要是这个方案对相关的配套条件要求很高。比如很多高中都可能无法在短期内开设这么多样的课程供学生学习。还有，这个方案由于改变太大，可能会在最初阶段造成一些混乱。第三，这个方案在客观上可能会造成学校和学生的进一步分层分化。这也是中国教育改革亟需破解的一个难题，从客观后果上来说，我们的课程和考试越是僵化，不同阶层的学校学生分层分化就相对要少，而我们一旦追求多样、灵活，那么分层分化就会凸现出来。

    （柯政 林海妃 吕迎晓）

    《文汇报》  日期：2014年2月27日  版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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