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第十二届全国人代第二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分别于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开幕。我校全国“两会”代表、委员陆续抵京，并向大会提交议案提案。 

以下为3月4日《联合时报》刊发的我校部分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内容：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丁金宏：

调整现有人口调查口径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条例》第四十条及历史惯例，2015年我国将举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今年会启动针对这次调查的一些研究和准备工作。长期从事人口和社会发展研究的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丁金宏认为，现有调查口径过度依赖户口信息，应予调整改进。

　　自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以来，迁移流动成为人口普查的重要内容， 但历次人口普查对迁移调查口径的定义都在变化，以致“任何两次普查几乎都不能进行直接对比，降低了人口普查数据的使用效率”，丁金宏委员认为有必要对人口普查中的迁移调查口径进一步加以规范。

　　“现有调查口径的主要问题是过度依赖户口信息，致使迁移信息的真实性打了折扣”。以2010年人口普查为例，“与迁移有关的指标达9项，包括普查时点居住地、户口登记地、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离开户口登记地原因、户口登记地类型、户口性质、出生地、五年前常住地等，其中与户口有关的信息多达5项”。丁金宏委员表示，虽然户口制度是我国特有的民事登记和社会管理制度，在人口调查中应当充分利用户口信息，但“迁移的本质是‘常住地的永久变更’，迁移调查关注的重心应该是实际常住地的变化”，而只有获得迁移发生的真实数据，才可能“为城乡规划、设施布局、社区管理等提供科学依据”。

丁金宏委员建议精简户口信息调查项目，只保留“户口登记地”和“离开户口登记时间”两项，作为延续常住人口调查口径的一条线索。并参考2000年人口普查口径，保留“五年前常住地”，增加“离开五年前常住地时间”、“迁来本地居住的原因”等项目，并将其“固定作为今后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中有关迁移调查的规范项目”。（记者 顾晓红）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

建言合并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合并，成立直属国务院管理的“金融监督部”或者“国家金融监督委员会”——这是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的《关于设立国家金融监督委员会的再建议》提案中的核心内容。其实，这已是黄泽民委员第三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相关观点了，他称之为“真的是老生常谈了”——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他提交了《关于建立一元化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提案；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他提交了《合并三会、构建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的提案。

    “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黄泽民执着地认为：“分业监管模式适用于分业经营管理模式，混业经营模式要求采用混业监管模式。”

    我国现行的分业管理金融监管体系，常被称作“一行三会”。其中，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负责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而央行承担了实施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的职能。这套体系，被认为在过去若干年中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和金融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国内金融形势的发展，一个由央行牵头的“一行三会”的协调会议机制已经在去年成立。“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是，黄泽民认为这仍然不够。

　　“我国金融业已经处于半混业经营的状态，并正在进一步向混业经营方向发展。”黄泽民从六种现象得出这一结论：第一，各种跨业界金融产品不断出现；第二，跨业界的金融机构的组织创新接二连三；第三，跨业界的金融衍生品迟早要到金融交易所上市交易；第四，跨界经营的现象正在逐步扩展；第五，混业经营是国际潮流；第六，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

“为了降低监管的制度性摩擦成本，扫除监管的真空地带及业界结合部等监管盲区，有必要设立一元化的金融监管体系，从而提高监管的效率。”黄泽民认为，三个相互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的存在，不利于我国金融界的产品创新、组织创新以及金融深化。而建立一元化的金融监管体系，有利于降低监管成本。（记者 黄铮）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振楼：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重新界定财权与事权关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分配关系，通过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实现机会均等，促进收入流动，构建符合公平正义的收入分配格局。一是通过启动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根据新的发展形势和改革的阶段性任务，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根据“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指导原则，按照事权划分中央和地方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二是逐步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土地要素和资源平等交换、户籍制度改革三位一体化联动改革。三是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促进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和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流动性，减少收入差距的各种社会压力和冲突。尤其是通过注重提高公民的发展能力，注重每个公民拥有平等竞争的环境和向上流动的机会，这是中国解决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和核心。

《联合时报》  日期：2014年3月4日  版次：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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