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虔是第一个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工作的中国官员，也是迄今为止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职位最高的中国人。此次他专程为教科文组织参与主办的“学习科学国际大会”来沪，记者也第一时间在华东师范大学对他进行了专访，请他以全球视野透视中国教育。

唐虔家学渊源深厚，家族多受中西文化熏陶。唐家五代人中，最早的留美幼童唐绍仪、唐国安——前者为民国首任总理，后者是清华第一任校长；作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的唐悦良是唐家祖父辈，而唐虔的父亲唐统一则是执教清华五十载的清华图书馆副馆长、我国机电学专家。

1968年，18岁的唐虔作为成千上万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被下放到黄土高原上黄河边的山西兴县去插队，在偏僻小山村当了一名饲养员，这一干就是5年。与大多数插队知青不同的是，那几年喂牲口的不眠之夜都被他用来读书了。功夫不负有心人，1973年，唐虔被推荐作为工农兵学员到山西大学学习。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唐虔没能读上心仪的外文系，而进了体育系就读。但他仍坚持不懈地自学英语，并翻译了不少国外的体育科研资料。

1978年，国家恢复招收研究生，唐虔报考了北京体育学院(后来的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并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录取。1979年，29岁的唐虔被教育部派往加拿大的温莎大学学习，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最早派到国外的公费研究生之一。

在加拿大，唐虔用6年时间获得了运动生理学硕士和生物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当了4年外交官。结束外交官生涯回国后，唐虔在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司当处长，兼司办公室主任。1991年，唐虔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选拔，并于1993年春天，幸运地成为第一个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工作的中国官员。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受唐虔直接领导的专业人员和辅助工作人员分别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唐虔不仅在外部事务上展现了优秀的才能，他出色的管理和组织能力，也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与信任。凭借机遇和努力，唐虔在各国精英云集的联合国官员中脱颖而出，并先后担任了教科文组织教育副助理总干事和代理教育助理总干事之职。

2010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宣布了新的领导团队名单，唐虔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成为联合国该专门机构教育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对国际教育比较和中国教育发展，唐虔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上海教育》：发展教育一直是教科文组织的工作重心。教育部门作为教科文组织最大的业务部门，其负责人也被认为是继总干事和副总干事后的第三号人物。作为首位担任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的中国人，您如何评价中国与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教育的哪些方面？

唐虔：中国是教科文组织创始国之一，自从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以来，中国和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一直非常顺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通过和教科文组织的合作，获得了很多新的理念、新的经验、新的启发，资金上也得到一定的支持。这些年，中国在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话语权越来越重要，现在是要把我们的经验介绍给其他国家。

很多国际组织和国家都认为中国教育很成功，这其中包括教科文组织,也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像前段时间刚来上海访问的南非基础教育部长，早在去年11月我与她在多哈参加论坛时，她就对我说一定要来中国学习。而在PISA测试中,上海优异的表现，也让一些北欧国家刮目相看,挪威教育部长就曾向我表达过对中国教育的肯定和对本国教育的忧虑。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很肯定的。我和OECD负责PISA的官员也沟通过，他们认为，上海学生在PISA中取得好成绩是有道理的，如果说我们的学生只会死记硬背，那是不可能取得好成绩的。学生学得快不快乐是另外一回事情，但不能说我们的教育不成功。

所以，提到教育目标，我们主要看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对人自身发展的促进，还有一个是教育对社会的贡献，即国家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两点看中国教育的发展值得肯定。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要解决这么多人“有学上”和“上好学” 的问题并非易事。国际社会就很想了解中国采取了哪些措施，包括资金投入、教师培训等，如何使一个教育体系在二三十年中有一个系统化的改善，质量整体有所提升。PISA是一个衡量基础教育的标准，虽不是唯一标准，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教育的质量。另外，国外很关注我们的高校扩招，想了解其中有些什么经验和教训。

《上海教育》：国内舆论对教育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一些家长并不认可中国的教育，是不是我们制定的政策和现实存在落差，您拥有中西方教育背景和工作背景，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教育？

唐虔：如果从国际角度看中国的教育发展，再把中国教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教育的确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比如高等教育扩招，尽管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但从国际标准看，中国确实扩大了每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为受教育是每个人的人权，至于能否找到工作，不应该主要由政府来负责。当然，如果在国内感受中国教育的发展，可能会有很多不如人意之处，比如上海参加PISA测试成绩很好，那么是不是能在保持这个结果的同时，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快乐一些，让家长更满意一些。

政府决策要有科学依据，媒体也要按照教育规律说话，让有关教育的科学知识得以普及。我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教育的不均衡发展。如何既保持上海教育发展的领先程度，又拉动中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同时，我认为教育政策的制定应该适合不同地区。比如对高考减少科目，是不是各个省都要一样？我们应该使用不同的有针对性的政策，使全国不同的地区都得以发展。

《上海教育》：随着全民教育年2015年的临近，您认为全球全民教育的目标是否达成？对于2015后全球教育的走向，您能否做些预判并提几个关键词？

唐虔：2000年，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制定了《达喀尔行动框架》，国际议定的六大教育目标旨在于2015年以前满足所有儿童、青年及成年人的学习需求，涉及幼儿教育、小学教育、生活技能学习、教育扫盲、教育性别平等、教育质量等方面。同一年联合国又制定了八项千年发展目标，其中两个目标与教育相关。

明年就是2015年了，如果从八项千年发展目标本身来看，教育的目标完成得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全球的小学教育在这十几年里面变化非常大，很多国家都实现了全民教育的目标。说明各国政府都明确了自己的责任，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对推动教育事业和人的发展有很大意义。但并不是说所有国家都达到了目标，从小学教育来讲，全球还有五六千万名学龄儿童没有入学，而且原来说全球有约8亿文盲，到2015年的目标是要减少一半，但现在全世界大概还有7.6亿至7.7亿文盲，这依然是很大的挑战。

对于2015后，我们针对2016~2030年会再制定一个目标，这将是一个统领全球发展的目标，目前正在引导各国共同讨论，到底叫什么目标。目前的想法是，比如在发展目标里有十个方面，其中应该有一个是教育目标，这个目标应该是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我们在工作中得到的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八项千年发展目标和六大全民教育目标的实际标准过低，它适用于不发达国家，但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有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这个目标太低了。也有很多拉丁美洲国家的教育部长跟我说，这些目标对他们国家没有用，要设置高一点的目标。所以，我们认为，再设立时新的目标必须对所有人都有效。

如果说21世纪的前十几年主要强调的是教育机会，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更注重教育的平等、质量和终身学习。我们和联合国儿基会一致认为，到2030年要实现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和终身学习。

过去十五年各国政府主要在做的是为民众增加教育机会，而现在的挑战是孩子在学校有没有学到东西。今年1月教科文组织发布的第十一次《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显示，全球学习危机每年使各国政府浪费共达1290亿美元。尤其是用于小学教学的支出占全球总支出的10%，也正被低质量的教育所消耗，难以继续保证孩子们的正常学习。所以我们正在引导各国的关注点要从提供教育机会转到提高教育质量上来。

《上海教育》：教科文组织作为全民教育的领导者、传播者、建设者，如何通过建设组织架构和决策机制确保决策科学？这对我国教育治理现代化有何借鉴意义？

唐虔：教科文组织设有一个执行局，作为领导机构的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决定今后两年的发展方向，执行局每六个月开一次会，主要是解决两次大会之间一些有关战略、决策、框架、新的变化等问题，58个会员国的委员代表会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建议，由大会和执行局共同来确保今后的发展方向。教科文组织从功能上来讲，一个是作为发展机构的功能，另一个是作为治理机构的功能，比如说要组织有关教育发展方向的前瞻性的研究，并引导讨论，必须保持这两个功能的平衡。从国内来讲，中国应该更多地参与这些工作，把教育经验介绍给其他国家。

《上海教育》：您在教科文组织工作已有20年，您认为在国际组织工作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唐虔：在教科文组织工作的职员是根据各国在该组织的地理分配名额，以及各国交纳的会费、人口数量等因素来确定的。中国交纳的会费处于第六位，但工作人员所占的比例远远不够。人数不多，势必影响话语权。现在国际组织都是公开招聘，一个职位有四五百人竞争，要经过面试和筛选。我觉得有几点很重要，一是专业，二是语言，还有就是经验要比较宽。在面试、写申请的时候，思维方式要跟国际接轨，积极主动地表达自己，从而更适应国际组织的工作方式，加强中国的话语权。

《上海教育》：您如何看待此次学习科学国际大会？

唐虔：学习科学的研究成果能够提供给决策者作参考。西方国家学习科学的研究比较发达。学习科学是跨学科的研究，比如研究什么时间开始学语言最有效，这些研究在国外比较成系统。但我们比较缺少这方面的研究，我们的教育决策没有这样的依据。我们国家制定政策量化的东西少，都是描述性的。因此，能不能通过搭建一个平台，让教育决策者来听听这些研究成果，获得决策的依据。教育决策者不能拍脑袋、凭经验，而是应当依据量化的、实验的研究结果，才能形成科学决策。比如在高考等一系列招考制度改革中，充分考量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才能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就像当时我们在国外读研究生，就是训练一种研究方法，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国内的研究喜欢搞一个大题目，写篇小文章；而国外的研究是从小题目入手，写篇大文章，主要是看如何用研究支持你的结果。此次与会的各国科学家呼吁，教育研究要从主观经验走向科学实证，真正影响教育政策制定和教育实践变革。我非常期待通过此次大会能够促进学习科学的发展，促进决策的科学。

《上海教育》：您如何看待全球化背景下教育资源的流动，还有跨国合作办学等现象？

唐虔：这种跨国界的流动是一个明显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阻挡不了。我们的理解是，教育应该大家办。但不管什么形式，必须保证教育质量。不能光想着赚钱，不顾质量。10年前，我们和OECD出过一个有关跨境教育的指导文件，要求合作办学的质量不能低于母体学校的质量，不能因为营利而牺牲教育质量。除了合作办学，还有教师的流动、研究人员的流动以及技术工作者的流动，这就牵涉到你的学位在其他国家能否被承认。我们现在正起草一个世界公约，就是要协助人们到其他国家工作、学习时能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可。现在有的国家是有双边协议的，但有的没有。我们的工作是要求各国建立评估机构，有共同的标准，加强评估机构之间的合作，让大家可以通过这一体系了解不同国家的大学。教科文组织希望各国一定要有文凭评估机构，共同来推动评估和认证工作。

《上海教育》2014年3月B刊第14页-17页  文| 徐晶晶 计琳  图| 吕安琪

（董盈盈 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