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哲学家奎纳尔·希尔贝克在其新作《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中深入探讨全球化下现代性的多重含义。

日前，《多元现代性》出版座谈会在上海举行，童世骏、赵修义、郁振华、刘擎等学者从该书出发，就“多元现代性与当代中国”这个议题进行了讨论。

　　 

　　现年77岁的奎纳尔·希尔贝克是挪威卑尔根大学哲学系和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荣休教授。

挪威哲学家奎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在其新作《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中，通过分析以挪威为代表的斯堪的纳维亚的现代化过程，深入探讨全球化下现代性的多重含义，该书中文版已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日前，《多元现代性》出版座谈会在上海举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童世骏、赵修义、郁振华、刘擎等学者从该书出发，就“多元现代性与当代中国”这个议题进行讨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常被视为实现现代化过程的成功案例，关注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一段连续历史，理解一个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实践经验，将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一点思考。

希尔贝克曾担任著名哲学家赫尔伯特·马尔库塞的助教，现为挪威卑尔根大学哲学系和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荣休教授，也是挪威科学艺术学院、挪威皇家科学与文学协会的成员。他在合理性和现代化、政治哲学和科学论方面有深厚造诣，并以跨越大西洋两岸哲学传统而著称。希尔贝克的新作《多元现代性》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通过对挪威这个非典型西方现代化道路成功案例的考察，可以发现，西方现代性并非唯一合理的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性具有多元性和多样性，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是多元共存的。

对于《多元现代性》一书，童世骏教授在座谈会上认为，这本书是对“西方”和“西方现代性”的解构。“我们经常讲西方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其实‘The West’和‘The Rest’的这种划分，本身是相当西方的。希尔贝克这本书告诉我们，在‘西方’除了北美还有欧洲，在欧洲除了西欧还有北欧，在北欧除了瑞典还有挪威，他是一步步解构统一的‘西方’的概念。”

在“多元现代性”概念背后，希尔贝克想说，挪威的现代化要比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更有特色，也更加标准，挪威的现代化特色恰恰在于它更接近于论辩合理性的理想，更加健全，而英美的现代性反而更偏了、更片面了。《多元现代性》的阐释，论证了现代化是多重的，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赵修义认为，“他的结论是不仅法国、德国与英美是不同的，北欧与英美及德法也是不同的，即使在斯堪的纳维亚内部挪威与其他国家也是不同的。”赵修义教授说，“既然诸多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也是多重的，没有统一的模式，那么与西方国家在历史文化自然条件等方面有重大区别的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必定就是多重的。”

关于现在对“普世价值”的说法，童世骏教授表示，“我觉得这是没有正确地寻找现代化的普遍性层面，不是在‘深度的反思性’这个层面上去找，而是在一些比较表层的东西中去找，你把这种表层的东西当做普遍性的东西，硬把它用于中国，当然就不对。”

希尔贝克在书中反对“斯堪的纳维亚模式”这样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北欧的现代化进程经验其实无法简单应用到其他历史和社会情境中。但赵修义教授发现，中国人特别喜欢使用现成的现代化模式，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先后学习过东欧模式、新加坡模式，“又经常在讨论英美自由市场模式还是社会市场经济或者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总要找到一个人家做过的‘模式’加以概括，才算放心。这可以称为‘模式情结’。这种思想方法恐怕是要好好反思。”

赵修义教授批评中国人对普遍性模式的着迷，但刘擎教授要反问的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在乎‘独特性’？对独特性的执着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一种情结，以至于任何普遍性的论述都对我们构成压力。”在他看来，特殊性本身或许有内在的价值，因为它鼓励了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但）特殊性的诉求是为了寻求一种对我们而言合适的好的方式，而不是为了单纯的标新立异，归根结底是探索一种适合本土语境的恰当的实践方式。希尔贝克讲的‘解释的合理性’，是一种基于具体语境合理性，它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建立了联系。因为普遍的‘好’只有找到合适的体现方式，才能成为我们自己能心悦诚服的‘好’。所以特殊性诉求内在地要求有一个好的理由，一个价值的标准。”

郁振华教授则从希尔贝克讲述的挪威故事里找到了对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有启发的地方，“挪威政治文化当中的相互信任（互信），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特别是民众和官员之间的互信。他（希尔贝克）认为，这是挪威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方面。因为中国可能最缺的就是各个阶层之间这样一种信任的缺乏。” 

【童世骏】

他一步步解构统一的“西方”的概念

《多元现代性》值得我们关注的或者说比较有意思的是对“西方”和“西方现代性”的解构。我们经常讲西方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其实“The West”和“The Rest”的这种划分，本身是相当西方的。 

挪威和中国的差别实在太大了，从国家人口规模的大小、国家历史的长短来讲，都是这样。但回过头来讲，挪威与中国又是很近的，上世纪初，“易卜生主义”在中国就很有名，前些年我们热议“第三条道路”的时候，虽然我们谈论更多的是瑞典，但挪威显然也属于这个范畴。

《多元现代性》值得我们关注的或者说比较有意思的是对“西方”和“西方现代性”的解构。我们经常讲西方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其实“The West”和“The Rest”的这种划分，本身是相当西方的。希尔贝克这本书告诉我们，在“西方”除了北美还有欧洲，在欧洲除了西欧还有北欧，在北欧除了瑞典还有挪威，他是一步步解构统一的“西方”的概念。

希尔贝克的“多元现代性”概念背后，是有一个统一的普遍的核心的，而且他其实很强调这种普遍的统一的核心。他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想说，挪威的现代化要比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既更有特色，也更加标准，挪威的现代化特色恰恰在于它更接近于论辩合理性的理想，更加健全，而英美的现代性是反而更偏了、更片面了。

“多元现代性”或“多重现代性”这个概念，是与另外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是“另类现代性”，也有译成“可选择的现代性”的，还有一个是“反思的现代性”。在我看来这三个概念是递进的，“另类现代性”只是从西方的角度来讲希望非西方地区的现代性有其独特特点，虽然没有说谁高谁低，但是西方中心论的意思其实是很明显的。但在我看来，这是讨论“多重现代性”或者“多元现代性”的出发点。针对这个观念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出多重现代性这个概念可以是个描述的概念，也可以是个规范的概念。

作为描述的概念，多重现代性可以说是多元主义的现代性观；但是如果对它作规范的理解的话，哪怕是像艾森斯塔德、泰勒和杜维明这些讲多重现代性讲得比较多的人，最后都是承认在多重现代性当中是有一个规范的核心的，而这个规范的核心是反思性，或者用艾森斯塔德的话来说，是深度的反思性。这种深度的反思性可以说是它作为客观过程是体现在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体现在现代科学当中的，体现在现代法律制度当中的，等等。其实现代政治制度之所以要三权分立，之所以有议会辩论等等，都是反思性的体现。从大的范围来看，所谓“去魅化”也是反思性的体现。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上来把握现代性是多样的还是一元的，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有些问题就比较好解决。现在之所以对“普世价值”的说法比较警惕，是因为有人把某一种特殊的形态当做是普遍的，要求只适用于西方的东西强加给非西方地区。但我觉得这是没有正确地寻找现代化的普遍性层面，不是在“深度的反思性”这个层面上去找，而是在一些比较表层的东西中去找，你把这种表层的东西当做普遍性的东西，硬把它用于中国，当然就不对。

论辩合理性是希尔贝克对现代性的理解的核心，但他的理解有两种表达，一种是他说出来的内容，一种是他用来说的方式。他的书里面讲了很多现代的东西，讲了以论辩合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在挪威是怎么形成的。同时他的讲述也是对论辩合理性的实践，他的整个叙述的过程本身就是作为挪威现代化的经历者、体验者来讲述，而不是一个旁观者。这种方式的反思性又多了一种具体性，他一方面承认一个很普遍的理论核心，但这个理论核心的表现形式是很具体的。我刚才用了三个概念，另类现代性、多元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到了反思现代性这个层面又有三个概念，一个是“有办法”，一个是“讲道理”，一个是“说故事”，希尔贝克的书可以说是用“说故事”来“讲道理”，用“讲道理”来弥补“有办法”。“有办法”的意思就是通常所说的“工具合理性”，从韦伯开始把“现代化”理解为“工具理性化”，描述的是一个片面的现代化过程，只强调“有办法”，而没有看到“现代化”作为“理性化”的过程，还应该包括“讲道理”的方面，也就是论辩合理性的方面，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深度反思性的方面。要克服现代性和现代化的片面性，就是把“有办法”和“讲道理”结合起来。注重“讲道理”有助于解决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矛盾、一元性和多元性的矛盾，因为不同语境当中虽然都是讲道理，但所讲的道理、讲道理的方式，是不同的。如何呈现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呢？用说故事的方式。所以就有第三个概念，“说故事”。我不知道在思想史的哪个阶段上，在哲学思考的哪个层面上，“说故事”变成是“讲道理”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在说故事的过程中，你一定要重视具体的情境，要强调情境的具体性，一定要有对细节的敏感性，一定要有高度的自我反思性，因为你在讲自己的故事。 

【赵修义】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没有统一模式

既然诸多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也是多重的，没有统一的模式，那么与西方国家在历史文化自然条件等等方面有重大区别的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必定就是多重的。

这个书的主题就是书名所说的“多重（元）现代性”。这个概念当然不是希尔贝克最先提出的，但是通过对挪威故事的概念化的叙述，可以说是深化了这一命题。全书的阐释，论证了现代化是多重的，他的结论是不仅法国、德国与英美是不同的，北欧与英美及德法也是不同的，即使在斯堪的纳维亚内部，挪威与其他国家也是不同的。

比如他强调，19世纪初，挪威有三个阶级，国家官员、市民与农民。由于对建筑、基础设施和建制的需要，国家官员的作用是推进一场“自上而下的现代化”。一方面推动自由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支持公共建制（包括国家的行政构架）和基础设施，加强国家力量成了一项重大的任务。所以在挪威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与英美是迥然不同的。此外他还特地强调挪威的故事说明现代化主要是内生的。尽管外部的条件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之所以会形成“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内部。

但他非常明确地在书中表示，他不赞成用“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这样一个概念。认为不要把挪威的故事人为地上升为一种“模式”。他的结论是：一方面“北欧的现代化过程体现了一些普遍的特点”；另一方面不能把这个过程“设想为可以从历史背景中轻易提取出的规定‘模式’。因此不能把北欧现代化过程取得的洞见简单应用到其他历史和社会情境中”。北欧现代化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们表明西方现代化比我们所关注的基于英美经验或法国经验形成的简化模式更为多样”。而北欧国家又都是小国。这也是必须注意的。

这样一个结论，可以引申出来的就是，既然诸多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也是多重的，没有统一的模式，那么与西方国家在历史文化自然条件等方面有重大区别的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必定就是多重的。

改革开放以来，有的时候大谈东欧模式、新加坡模式。搞市场经济之后，又经常在讨论英美自由市场模式还是社会市场经济或者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经常在这些问题上争论不休。问题不是要不要学习人家的经验，而是好像自己做的事情，总要找到一个人家做过的“模式”加以概括，才算放心。这可以称为“模式情结”。这种思想方法恐怕是要好好反思。

关于挪威的故事，他们的福利国家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关系，我同希尔贝克做过直接的讨论。他前年来上海的时候把这本书的英文版就带来了，我粗粗看了之后给他提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你们这个福利国家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什么关系？他非常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没关系。

我说中国人常常把北欧模式与恩格斯的后期思想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联系在一起，是不是符合历史事实。他还是非常明确地说，没关系。这本书之所以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19世纪的故事，就是要说明在第二国际产生之前，挪威已经建立了社会信任，开始形成了福利国家赖以形成的平等主义的文化。接下来又讲了两个关键的环节，第一个是在工业化引发的阶级分化后，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订立了社会契约，解决工业化之后的工人跟老板，工人跟农民这些关系问题。另一个节点就是二次大战，二次大战的被占领让挪威人非常痛苦地意识到，它既是一个小国，又是一个民族，这样一种民族的共同认同感就产生了。平等主义、福利主义的文化作为福利国家的前提就是这样形成的。

挪威这么一个小国，它有这么点自信，这对我们来讲应该是有很大的刺激，到底如何去看这个问题。是不是一定要把自己所做过的事情，套上一个人家已经做过的模式作为称号？我看不必。

希尔贝克的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我们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也要讲一讲中国的认知现代化的故事，包括它的进步、它的问题、到底怎么走过来的。 

【郁振华】

信任文化是挪威民主制的政治条件

挪威的经验如果说对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能有所启发的话，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挪威政治文化当中的相互信任（互信），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特别是民众和官员之间的互信。

希尔贝克说，这是一个讲述了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讲斯堪的纳维亚会很自然地讲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混合经济、福利社会这些东西都已经是老套的话了。那么我们的老师也不愿意重复这样一种刻板的印象，他想更深入地了解斯堪的纳维亚经验意味着什么。他的工作，他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怎样以哲学的方式来讲述一个民族现代化的故事。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就是如何对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加以概念化，这是哲学家从事这种研究的一个特征。

我们看他的路子也非常清楚，基本上是在韦伯、哈贝马斯的传统里面，把现代性理解为合理性。所以从合理性的角度来切入现代化的问题。不难看到，这项研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的研究，也不是社会学家的研究，而是一个哲学家对现代性的研究。

他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用一个概念框架来把握，他提出了三种合理性概念——工具合理性、解释合理性、论辩合理性。 他从这个角度入手，来刻画挪威的现代化历史。主要专注于两个时期：一是19世纪的一段历史，就是1814-1884年的挪威，基本上就是挪威立国时期，1814年5月17日通过宪法，1884年建立议会民主制；二是二战以后的挪威历史。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在对三种合理性的讨论当中，都特别提到了其人格化体现，就是说，在这两个时段中，都有所谓作为“理想类型”的“象征性行动者”。比如说在19世纪，他提到了施韦高、莫拉德和温尼耶，分别代表了工具合理性、解释合理性和论辩合理性。在二战以后的阶段当中，与这三种合理性相对应的象征性行动者是布伦特兰、兰格斯特和夏德瓦姆。

这项探究的结果是对于现代性的一和多、普遍和特殊，获得了一种比较平衡的看法，这是希尔贝克讨论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结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觉得，作为一种完整的现代性，三种合理性都不可或缺，都应该充分地展开。他建议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即抽去与这三种合理性相关的种种建制和实践、思想和文化，看看我们还剩下什么？抽空了这一切，现代人将面对一个十分陌生的世界。他认为这是现代性的普遍的方面。其次他觉得这三种合理性的展开，都是跟各民族独一无二的历史经验相联系的，展开于特定的时空中。三种合理性的具体实现有其特殊性、多样性。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同样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里面，二战的时候五个国家的经历都很不一样。

挪威的经验如果说对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能有所启发的话，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挪威政治文化当中的相互信任（互信），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特别是民众和官员之间的互信。在挪威立国时期，国家官员和民众运动之间，一开始就建立互信。很多人讲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时候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但这是希尔贝克再三强调的。他认为，这是挪威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方面。 因为中国可能最缺的就是各个阶层之间这样一种信任。

希尔贝克把它称之为挪威民主制和福利国家的前政治条件。我一直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倾向于在习俗层面上来理解它。挪威的信任文化，可以说是一种“良俗”，而我们现在社会生活中信任的缺乏，是一种“恶俗”的表现。这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层面。缺乏这个层面我们生活的很多意义被抽空掉。这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说，各个阶层之间的互信，这个信任文化的重要性。可能是他讲述挪威的故事当中，这是非常独特的，值得我们注意的。 

【刘擎】

特殊性的魔咒

我们为什么那么在乎“独特性”？对独特性的执着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一种情结，以至于任何普遍性的论述都对我们构成压力。

首先，我们为什么那么在乎“独特性”？对独特性的执着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一种情结，以至于任何普遍性的论述都对我们构成压力。我们相信，中国实际上是特殊的，也应该继续特殊下去，并且反复重申我们有自信来坚持一条特殊的道路。特殊性的魔咒可以让人们走得更远，甚至不止于寻求另类现代性。

现在已经有人在质疑，要不要走现代化的道路，认为这本身还是个问题。但是，大家知道，总是在谈论自信的人往往可能缺乏自信。我们今天能够拥有一点自信，甚至可以自信地坚持自己的特殊性，是依赖于中国成功崛起的事实，这是自信的现实基础。但这个现实基础并不是独特性的论证。因为所谓成功崛起的标志几乎全部依赖于普遍的评价指标：我们迅速的经济增长、科技发展、进出口贸易额的攀升、教育水平的提高、文化产业的繁荣、贫困人口比例的缩减、识字率的提升、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平均人口寿命的延长等。凡此种种成就，都依据一套普遍评价体系的指标。也就是说，中国崛起这样一个事实不是一个自我特殊化的论证，而是一个普遍性的论证。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已经接受了或默认了一套人类共同的关于文明和进步的标准。如果完全抛弃这个普遍标准，我们也就失去了自信所依据的现实基础。离开普遍性来谈论特殊性，在哲学上是自我颠覆的理论。所以，我们不可能走得更远，我们很难再去质疑“我们到底要不要现代化”。这种发问看上去似乎更为根本，更有勇气，但却是一种理论上的幼稚与癫狂。中国已经站在现代性的地平线上，我们无法退得更远。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我们要从起点开始，而不是从更早开始。

第二个问题是坚持特殊性的理由。特殊性本身或许有内在的价值，因为它鼓励了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但无论特殊性还是多样性，要接受一个价值上可欲的现实，也就是说它不仅是特殊的而且是好的。如果民主实践没有这种让我们“在家的感觉”，那就成为一个异己的压迫性的力量。就此而言，我们当然要寻求中国自己的民主实践方式。特殊性的诉求是为了寻求一种对我们而言合适的好的方式，而不是为了单纯的标新立异，归根结底是探索一种适合本土语境的恰当的实践方式。希尔贝克讲的“解释的合理性”，是一种基于具体语境的合理性，它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建立了联系。因为普遍的“好”只有找到合适的体现方式，才能成为我们自己能心悦诚服的“好”。所以特殊性诉求内在地要求有一个好的理由，一个价值的标准。

第三，今天我们之所以执着于特殊性，是因为我们的民族精神失去了有效的表达。我们知道，民族精神需要有一个叙事，需要一个神话。摩根索说过一句名言：“所有民族都依靠神话生存。”神话起什么作用，就是它既不以暴力的方式，也不用说理的方式，让你信服，对民族的认同、忠诚和依恋，便是自觉自愿的和不言自明的。这就是阿伦特所说的权威的概念。而一旦开始使用暴力，或者开始诉诸理由，那么神话就崩解了，它的权威力量就不起作用了。本来我们中国有一个神话，从三代到强汉盛唐的辉煌叙事，可是这个神话到近代之后遇到了问题，因为我们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的老故事讲不下去。在过去一百多年间，中国人一直在重建自己的民族叙事，但因为遭遇多次的历史巨变而未能形成一种完整的叙事。现在中国思想界的所有争论都是旧有的民族神话溃决的后遗症，是民族精神分裂的征兆。

（以上内容根据童世骏教授、赵修义教授、郁振华教授和刘擎教授在“多元现代性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东方早报》  日期：2014年5月14日  版次：A26-27  作者：石剑峰

链接：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4-05/14/node_182.htm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4-05/14/node_183.htm

编辑｜董盈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