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名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又是一位大学老师。
是一个有“考据癖”的书虫，又是一个爱猫如命、喜欢西洋古典音乐的玩家。
梁文道形容他“半生埋藏故纸堆中，心胸却是最开阔的”，在学生毛尖眼中则是“简单里有格调，放肆里有庄严”。
这些看上去浑然不搭调的词句都在形容一个人，让人疑惑的同时，又隐约觉得有一些合理性在其中。
本期服务上海30年，拜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
难以绘制的“文学上海地图”
2014年12月28日，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这是一个有点特别的地方，空旷的舞台上，孤零零放着一张蒙着布的讲桌，几盏舞台聚光灯打在上面，让四周的昏暗更沉了些。讲桌上放着矿泉水、姓名牌、一副眼镜、一本书、一叠讲稿，还有一只话筒。讲桌的后面，坐着一位清瘦的老者，身着一件浅棕色毛衣。他头顶的发都谢了，两侧灰白头发也有些稀疏。强光打在光亮的头顶和高高的颧骨上，因为瘦而有些凹进去的脸颊缩在了阴影里。
舞台的背景，是一面浅黄色的屏幕，上面两行小字写着“第十届上海双年展系列讲座”，主题在探讨一位英国画家的画作与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之间的故事。在这像极了实验小剧场的环境中，时空仿佛掉入了80年前的故事里。主讲人娓娓道来的方式，一如他的文字，平实不渲染。两个小时的讲座中，一开始，部分听众大概是觉得平淡了些，悄悄地离了场。大约40分钟后，就很少有人再走了，只剩下台上的叙述，与台下的聆听。
台上的这位主讲人，就是毛尖笔下“爱书太凶猛”的陈子善，67岁的他，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子善生于1948年，他出生半年后，上海就解放了。他醉心于上世纪上半叶那个文学的上海，还常调侃自己是“民国遗少”。在他所研究和关注的那些作家中，许许多多都曾在上海生活过。鲁迅、郭沫若、茅盾、胡适、徐志摩、林语堂、丁玲、萧红、张爱玲……这份名单可以开得很长很长，让陈子善倍感遗憾的是，大部分文学家曾经的居所，还有他们当年经常光顾的书店、电影院、咖啡馆、戏院、餐厅、茶室……都已被拆毁或改造得面目全非。他曾经梦想绘制一张上世纪至今详尽的“文学上海地图”，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标，都只能存在于想象中了。
挖掘、整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料这桩事，陈子善做了近40年。如今他编著等身，是读书界的名人，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而这段旅程的开头，却没有这许多热闹与喧腾。用董桥的话说，那时的陈子善“在那荒凉的古园旧楼里听雨听风，挖掘杂草中的几块彩石，修整红墙边的几株古藤”。
上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研究对象大多没什么名气，陈子善想发表一些文章都不容易。很多人质疑：“这些作家，连名字都没听说过，你去研究他们干嘛呢？”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你所研究的一些作家并不为大众所熟悉，碰到人家不理解情况，你会觉得沮丧吗？
陈子善：沮丧倒还好，我挺理解对方的，因为人家确实没听说过或不了解这些作家，每个人的文学修养、兴奋点是不同的。别人不理解，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做，后来这种情况也就越来越好了。
星期日：你对自己做的事，一直很有底气吗？
陈子善：不管别人是什么态度，我对自己所做的从来不后悔，也从来不怀疑。我的研究是从文学本身出发，那个年代，很多作家被遮蔽了，因为他不是“左翼”，但这不代表其文学成就不高。一个作家，即使思想“不那么正确”，但文学水平很高，我还是要去研究。何况“不那么正确”也只是一批人说的而已。我觉得一个作家只要文学成就高，随着时间的推移迟早会被认识，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比如有一个作家叫钱歌川，他以编写英文教材而闻名，但实际上他散文也写得很好。我曾编过他的书，现在知道他的人仍然不多，但这些作家本来就是小众的，我认为自己做的事很值得。我介绍了很多作家，张爱玲只不过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现在人家只记得我是研究张爱玲的，这不对。
星期日：在一些新闻报道中，你常常要为自己澄清，“从来没自称是张爱玲的粉丝”。
陈子善：我不是“张迷”，只是一个合格的研究者。张爱玲是我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或者在某个时期是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者跟粉丝是很不一样的，粉丝可能是研究者，但研究者不能像粉丝那样。其实我的出发点很简单，当时张爱玲研究刚起步，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
希望你写的时候，把这点强调一下，很多人现在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好像陈子善这个人就是研究张爱玲的。其实我马上要出一本专门谈鲁迅、周作人的书，对此我也是下过功夫的。前两年还出过研究郁达夫、梁实秋、徐志摩的书。我想告诉大家，我研究的面很宽，虽然深浅有所不同，但如果认为我只研究张爱玲，那太片面了。
星期日：大家有这样的印象，你觉得这是对你的偏见吗？
陈子善：好像也没那么严重。我是觉得，很多人都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而我想把第一步工作做好，那就是把他们提出来、“捞”出来，这样才有进一步讨论的可能。通过我的工作，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那段历史的丰富性。如果普通读者认为我只是研究张爱玲的，那就有点遗憾了。你应该写一个小标题：“不仅仅是张爱玲”。
为文学史的书写
提供更多可能性
虽然陈子善嘴上不承认自己是张爱玲的“粉”，但在他的文章中，仍然难掩“真性情”。大约10年前，常德公寓正式挂牌“张爱玲故居”，陈子善听闻消息后，高兴地前去“验证”拍照。岂料牌文上短短不到百字中，被陈子善一眼看出三处史实错讹，气愤得在文章中连用三个“不能不”：“这段牌文竟如此草率、如此出错，又不能不令人吃惊，不能不令人遗憾，也不能不令人担忧。”接着感叹“重绘文学上海地图并非轻而易举”。
陈子善有一本书叫《自画像》，书中除了收录他为自己编著的近30本书所写的序或跋外，其余的15篇“自画像”，无一不在谈书，有年少时当“孔乙己”的“窃书”经历，也有在徐家汇藏书楼早出晚归、风雨无阻的读书时光，有上海文庙书市觅书漫游的回忆，也有小书店里淘到宝贝的惊喜……许多年来与书为伴，陈子善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精彩画卷就这样慢慢地在我眼前展开、鲜活。”
星期日：花那么多时间泡在图书馆、藏书楼里，去书店淘书，你的研究思路是怎样的？
陈子善：我研究的是上世纪上半叶的这些作家，比如鲁迅、郁达夫、张爱玲，我的“路子”呢，是不做锦上添花，而做雪中送炭。譬如一个作家，在我研究他的那个时期，很少有人关注，那我就去研究他。我觉得这更有意义，因为锦上添花容易，雪中送炭不那么容易。
星期日：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你就在做这样的工作，当时的条件更艰苦，用大把时间去泡图书馆、淘旧书，会不会有大海捞针的感觉？
陈子善：在图书馆待了很久，却一无所获，这样的经历也有过。但是我的心态很平和，尤其是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是时间，不必着急。只要有一丝希望，我就去努力。这就像做科学试验一样，哪怕失败了几百次，只要最后一次成功了，那前面的失败也是值得的。
星期日：你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去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去研究那个年代的那一批人，为什么这件事值得你用大半辈子的时间去做？
陈子善：由于多方面复杂的原因。那个年代的那些作家、作品，那些人与事，现在回过头去看，有很多是被歪曲的，被遮蔽的，那段历史的丰富性没有充分地呈现出来，大家对那段历史的认识也比较简单、粗糙和直线式。
星期日：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提到中国现代文学，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鲁迅先生。
陈子善：知道鲁迅没有错，但只知道鲁迅，就不对。因为文学史不是一个作家组成的，而是一大批作家，每个作家都在历史当中扮演着某一个角色，虽然他们的作用有大有小，有正有反。所以，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发掘很多新的材料，努力还原历史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为更多的读者、研究者所了解，这可能会为文学史的书写提供更多可能性，跟以前会不一样，这是我的希望。
星期日：所以这个对您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吗？
陈子善：我觉得很有意义，至少那段历史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被淹没。让后人了解，原来那个年代不像某些教科书、某些现成结论说的那么简单，可能我们看待历史的态度会更全面一点。
对我自己来说，有时也会有些意想不到的收获。譬如我有一个学生，她毕业很多年后，我主持编印了一本书叫《螺君日记》，是她舅公的书，一名清华大学的老学者，叫毕树棠。看到这本书时，这名学生的妈妈、舅妈都很意外，她们以前从不知道，原来自己的父亲还有这样一个笔名，还曾写过这些日记。通过这本书，让毕树棠的三个子女对父亲有了重新的认识和理解，原来自己父亲的文字生涯是这样努力、用功的。这些年的工作中，像这样意外的惊喜有很多，每次听到这样的故事，我都很高兴。
星期日：除去插队落户到江西的6年，还有数次短暂的国外访学，你在上海生活的时间几乎有60年了，对这座城市的变化，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陈子善：这些年城市的发展，好的地方当然很多，但也有很多东西被抹掉了，这不是一件好事。上海曾经有多处文学家的故居，比如鲁迅生活过的地方都被保留下来了，这没有问题。但其他作家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好多文学家、艺术家的故居被拆了，不少都是有特色的房子，很可惜。比如郁达夫，他曾在上海有好几处故居，现在都没了。当然，城市要发展总要有所牺牲，但这些牺牲都是必须的吗？
城市快速发展，付出的代价不只是那些故居。三十多年前，我泡在徐家汇藏书楼里查资料。那时的徐家汇像一个小镇，功能很齐全，百货店、食品店、书店、布店、电影院，还有各类小商品店和小吃铺。那些店规模都很小，虽没有现在的百货商场那么富丽堂皇，但非常方便。那时候提篮桥、曹家渡……都是这样的。现在呢，买东西的地方多了，修东西的地方却找不到了，连一双皮鞋的鞋带断了，我都不知道该去哪里配鞋带，这可是当年弄堂口随便一个小烟纸店里司空见惯的东西啊！一个大都市，有光鲜亮丽的一面当然没问题，但是细微的、日常生活的这一面呢？
如果我上台说相声，
或许也不错
距离2015年只剩两天，和陈子善约在华师大校园里见面。下午两点，他风尘仆仆地从外面赶回办公室，一眼望见桌上散落着一摞信件，等待着主人去处理。他一边脱下外套去一封一封地拆信，一边感叹，年底琐碎的事务都堆在了一起。
星期日：你有许多事务性工作需要处理，但我又猜测，像你这样爱书的人，是偏向于喜欢安静的，内心的需求与忙碌的现实，怎样去平衡？
陈子善：首先呢，我要处理的事情，大部分还是跟我的研究直接或者间接相关的，比如说别人来请我做个演讲。我很愿意去跟别人，包括年轻朋友分享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我做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要研究那段历史，企图把历史的真相梳理清楚。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是多样的，比如上课、写文章、写书、放到网上去，而通过演讲、座谈会交流也是一种方式，虽然这种方式表面上看是热闹了一些，但性质是一样的。
另外呢，还有些事务性的事情要处理，学校里的部分规章制度越来越烦琐，我在这里工作，必需服从游戏规则。我现在的办法很简单，惹不起，躲得起喽（笑），总之尽量回避一些可有可无的的活动。
另一方面，中国是人情社会，有些活动也难免。比如说有个朋友是画家，他举行画展开幕式，请你去参加，捧个场。虽然我半天时间花掉了，但是我认为也是应该的，大家互相支持，这没有坏处。而且在这样的场合中，往往会有些意外惊喜。
星期日：意外惊喜是指什么？
陈子善：我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我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我所研究的人，绝大部分都已经去世，还有一些人家不注意、不了解的人。那么我参加一个活动，见到一个朋友，聊起来后，突然发现对方知道我想找但一直没找到的人，给我提供线索，那不是意外的惊喜吗？人的际遇是很奇妙的，我有好多次这样的经验。
不过和以前相比，现在泡图书馆的时间确实少了。我要教学生，还有其他工作，这些是应有的付出。我喜欢尝试和挑战，与学术相关的各个领域，最好都尝试一下。比如我编学校的这本《现代中文学刊》杂志，更多人可能会从杂志中受到启发。对我自己来说，一生中能有这么一段编杂志的经历，也是一种新的体验。有得必有失，等我退休后又可以去泡图书馆了。那里没有规定多大年纪不能进来看，只要我走得动，仍然可以去。早上过去，中午吃个面包，晚上再回去，很开心的，我又可以恢复以前那样的生活了。
星期日：人家形容你“半生埋藏故纸堆中”，其实你喜欢有丰富的体验。
陈子善：对。当年鲁迅的想法我很赞成，他很喜欢看电影，为什么呢？鲁迅认为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都跟自己有关，由于地理、交通、身体等原因，他已不可能到国外去，只有通过看电影去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
人的求知欲是无限的，一个人的潜能如果没有条件发挥，可能自己到死都不知道。比如说我是写文章的，但是我有时候想，如果我上台说相声，或许也不错，只不过没有条件，没有机会。
星期日：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去说相声，我猜也会跟中国现代文学有关吧？
陈子善：我不知道。但我的兴趣爱好还真和我的研究有所交叉。比如我喜欢听西洋古典音乐，最近还写过一本小册子叫《纸上交响》，讲中国现代作家和音乐的关系。如果我不听古典音乐，可能就不会想到这个题目了，这很有趣。虽然不是“高大上”的内容，但如果做得好，也很有价值。当然，我只是做了面上初步的梳理，譬如关于鲁迅作品中的音乐性，如果有人感兴趣，还可以继续深入研究。
尊重学生，
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
陈子善是在虹口区东余杭路的一条弄堂里长大的。弄堂有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叫“柳荫小筑”。年少时光，留在他脑海中记忆最深的情景，莫过于夏天傍晚，搬几张小凳在弄堂口，和小伙伴围坐一圈，给他们讲故事了。
许多年以后，弄堂里曾经的小伙伴都已长大成人，其中一些人，陈子善早已忘了他们的名字和模样。而那些小听众，多年后遇见陈子善，依然会兴奋地说，“小时候在弄堂口，我听你讲过故事。”
弄堂口飘荡着的那些绘声绘色的故事，来自广播里的评书和连环画里的情节。陈子善的父母喜欢听评弹，评话中侠骨柔情的曲折故事，陈子善最爱跟着听，听一两遍就能记住，再到小伙伴那里去“显摆”。见陈子善喜欢听故事，疼爱他的舅舅常常买连环画送他。一个人在家，一遍又一遍翻看连环画，对年少的陈子善来说是最快乐的事之一。
上中学后，陈子善开始独自一人去泡书店。最近的书店在提篮桥，远一些的，在四川北路，每天一放学，他就独自走到书店去看书，太阳下山再回家。回想起来，陈子善觉得很庆幸，“还好我当学生的那个年代，不像现在的孩子要写那么多作业，否则哪会有大把的时间去泡书店呢？”
中学期间，教陈子善语文的老师叫孙继兰，这位半个手指头在战争年代被弹片切掉的老教师，讲课时行云流水、妙语连珠，很有激情，还特别喜欢作文写得好的学生。有一次，孙继兰给陈子善写的作文打了100分，还把作文拿给学校其他几位语文老师看，这对陈子善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听评弹、看连环画、讲故事、泡书店，还有老师的欣赏……这些少年时代的经历，都为他后来教书、做学问、编书著书埋下了“伏笔”。
星期日：你做“教书匠”这么多年，是怎样和学生交流的？是像孙继兰老师那样鼓励多一些，还是严厉的批评多一些？
陈子善：对我的博士生，当他们写论文碰到困难时，我总是尽可能地鼓励他们慢慢调整。需要批评的时候，就得考虑以什么样的方式，学生才会更好地接受，这特别重要。现在看到一些关于老师责骂、恐吓学生的新闻报道，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星期日：“用学生能接受的方式”，听上去有点大，你能举个例子吗？
陈子善：前几年我经常到上海或其他城市的中学里演讲，和他们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有一次，一个学生站起来问：“语文老师推荐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我怎么都读不下去，陈老师，我该怎么办？”我一想，这个问题有点挑战性，正反回答都不合适。批评他不对，应该听老师的话，我不愿意这样回答；但如果要他别听老师的话，当时那个老师就坐在下面呢！怎么办？后来我这样回答他：“首先，这本书曾经影响过你的父母甚至祖父母那一代人，老师推荐自有他的道理；其次，如果认真读了以后，你还是很难理解，也不用着急，时代变了，价值观、语境都变了，你可以尝试通过书去了解那个年代、那些国外的年轻人当时在干什么。可能你毕业后，当你成长了，有一天再读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如果最后仍然读不进去，那也不丢脸。”
星期日：对待学生，要去看见他们首先是人，理解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而不是升学考试的“机器”，对吗？
陈子善：当然。学生虽然是孩子，但都是有自尊的。这些道理其实很简单，只是我们现在把它们越讲越复杂。
一个人如果不懂得尊重，也许他可以做其他工作，但绝不能当老师。当然，这和我们整个大的教育机制有关系，教师也很苦恼，他们所面临的考核压力、升学率压力太大了。
来源｜新闻晨报2015／01／18／ B10/B11 记者｜李欣欣 编辑｜戴勇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