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平凡的世界》在学界“冷遇”，在广大普通读者那里受到了欢迎，究其原因，读者不是出于文学的理由，而是首先将其视为“人生之书”、“奋斗之书”、“励志之书”。“励志型”读法以“心若在，梦就在”之类修辞方式，将社会结构的问题推卸为精神世界的问题，文学沦为甘心成为特定的政治经济关系的一部分。作为“改革文学”，《平凡的世界》是一次伟大的失败，它的失败在于，对于文本中无法缝合的罅隙，即“新世界”不断展开的同时不断地“体制化”，路遥只能用爱情的“魔力”超越“身份”的巨大鸿沟，这种“浪漫主义”的方法予以回避，这种廉价的处理方式注定《平凡的世界》无法跻身伟大作品的行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始终没有找到属于“改革”这个人类历史上又一个“大时代”的“大作家”。
“励志型”读法：从“劳动”到“奋斗”
在李建军主编的纪念文集《路遥十五年祭》，以及邵燕君所组织的北京大学一年级某班的读书调查报告中，研究者使用这些材料，意在证明路遥的作品，尤其是受到学界“冷遇”的《平凡的世界》，在广大普通读者那里受到了欢迎。研究者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读者们对于《平凡的世界》的热爱，不是出于文学的理由，而是首先将其视为“人生之书”。普通读者对于《平凡的世界》的读后感，频频出现的一个关键词是“奋斗”。路遥的读者群，有着较为明显的阶层分化，某种程度上，《平凡的世界》对于底层读者提供了一种超越阶级限定的想象性的满足。对于《平凡的世界》这种“读者接受”的方式，笔者称其为“励志型”读法。
《平凡的世界》广泛传播所触及的“真问题”正在于此，正是在这种“励志型”读法的作用下，《平凡的世界》在学界长久的忽视之外，依然保持着特殊的“经典地位”，以及作为“长销书”典范的巨大销量。然而，这种被视为“自然”的“读法”，高度关联着90年代以来的“历史语境”：“市场”丛林法则、城乡二元对立、贫富差距剧烈、社会福利缺失、资源高度集中、利益集团僵化——底层的“流动”越来越艰巨，越来越依赖于“超强度劳动”，“精神”的力量因此被不断强化。在这个意义上，“励志型”读法可以被视作“90年代”的一个发明，以“心若在，梦就在”之类修辞方式，将社会结构的问题转化为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要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地转变，《平凡的世界》就会一直“长销”。
从“励志型”读法返顾《平凡的世界》，理解这部作品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孙少平们的“劳动”——不能被轻易替换成以承认既定的社会结构为前提的“奋斗”。90年代以来的“励志型”读法，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回避了劳动主体之外的政治经济关系，对于“劳动”持有一种偏狭的理解：“劳动”被理解为嵌入固定经济结构之中的“工作”，孙少平们的“奋斗精神”被想象成“个人奋斗”式的自我实现。某种程度上，孙少平被读成了来自黄土高原的“外省青年”，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堕落”的“拉斯蒂涅”。
然而，孙少平绝对不是“拉斯蒂涅”的延续。一个明显的差异是，孙少平从来没有尝试以“爱情”作为超越“阶级出身”的手段，换句话说，孙少平拒绝在婚姻市场上将自己的情感与身体资本化。将一切可以出卖的与不可以出卖的一切推向“市场”，是“漫长的19世纪”的“价值规律”，鲍赛昂子爵夫人对于拉斯蒂涅的教育痛快干脆，“你越没有心肝，就越高升得快。”但是和站在高老头的墓穴前埋葬了自己最后一滴眼泪的拉斯蒂涅不同，面对更好的“机会”，省委副书记女儿的爱情，孙少平更看重的，不是寄生虫（无论是家庭或是体制的庇护）的虚荣，而是劳动者的尊严——他是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劳动者”，如同叙述人就此感慨的，“如何对待劳动，这是人生最基本的课题”。甚至于，他宁可蹲在黄原城的东关大桥头当个揽工汉，或者在铜城大牙湾煤矿地下一百米的掌子面上挖煤，也不会考虑借助田晓霞的关系，实现自己的“成功”。“哪怕比当农民更苦，只要他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去生活一生，他就心满意足了。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无论是光荣还是屈辱，让他自己来遭遇和承受吧！他向往的正是这一点。”和当下北京、上海野心勃勃而不惜手段的外省青年相比，孙少平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我们这个丧失记忆的时代深处。
“劳动”的双重面向：改造“个人”与改造“世界”
在“改革”的语境中，以“解放思想”的方式改造“个人”，以“体制改革”的方式改造“世界”，“改革”所展开的“新世界”，充满着巨大的可能性。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正是基于这种开放的可能性，故而要“摸着石头过河”，故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呼唤着孙少平与孙少安们的“大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为什么“80年代”如此让人念念不忘，不是结果，而是承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平凡的世界》不仅仅关注孙少安、孙少平的命运，也浓墨重彩地描写作为“改革派”的田富军们。一些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囿于“纯文学”的限定，将其理解为“败笔”，“笔者感到纳闷的是路遥为什么一定要在小说中出现这些中央、省地级干部呢？为什么给他们那么多的篇幅？就这部小说来说，这些情节完全可以删除，不但不影响小说的艺术价值，反而会加强其艺术水平。”“而像乔伯年、田福军这样的‘正面人物’，则几乎完全出于作者的想象，显得苍白而无力。”如果不在“改革”的语境中重读《平凡的世界》，而是仅仅谈论“艺术”，田富军之类人物似乎没有必要。然而，这是路遥所理解的文学的必然性，除非不写，如果写了“孙少平”，必然要写“田富军”。作为“最关心、思考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工作如何和我们的社会改革相适应”（对路遥而言，这绝对不是敷衍之辞）的作家，这种“必然性”粗砺沉重，不是“精致的瓮”所能承担的。“改革”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自上而下”，离开“改革派”的呼应，难以想象孙少平一家乃至双水村命运的巨变。换句话说，《平凡的世界》可以也应当被读成“双主人公”：田富军与孙少平所形成的共同体对于“改革”的承担。
然而，孙少平被解放出来的“劳动”的历史实践，所包含的“改变世界”的面向，不断地被弱化。在《平凡的世界》中，这还是一种暗示甚或寓言，进入“90年代”以来，这一点成为坚硬的现实。在这里，先不必检讨90年代以来一系列社会结构的调整，就以《平凡的世界》出发反思“80年代”，一个致命的问题是，“田富军”和“孙少平”缺乏有效的关联方式。小说中二者的联系，仅仅是通过田晓霞的“爱情”，这种“爱情”又是高度去阶级化的，更近似一个空洞的能指。对于田富军而言，孙少平的存在，依赖的是虚拟的想象性，而且是通过热恋中的女儿难免带有虚幻、夸张色彩地“转述”：“我从晓霞的日记中知道了你”。饶有意味的是，他把田晓霞的日记——作为“遗物”——比较罕见地以一分为二的方式处理：“她留给我们的主要纪念就是十几本日记。这三本是记述你们之间感情的，就由你去保存。”在似乎体贴、关心孙少平内心创痛的同时，这也是失去女儿的父亲对于外在于这个家庭的异质性因素的排斥，毕竟，孙少平始终是“局外人”，田富军对于彼此的界限，至少在潜意识的层面非常清醒（作为省委副书记，公开表达当然是一种“政治不正确”）。某种程度上，凭藉田晓霞的关联，田富军（“改革派”）曾经是孙少平（“改革之子”）“假想的父亲”，但这种饶有意味的“父子”关系非常脆弱，随着田晓霞之死而彻底完结。
《平凡的世界》与“改革文学”
《平凡的世界》是“改革文学”，但不是当代文学史教材中的“改革文学”，那个作为“常识”的“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意义上的“改革文学”。 “改革文学”自身的局限（不仅仅是“文学”的局限，更是“改革”的局限），比如将“改革”理解为经济改革；以及对于“改革派”的过分重视，忽视了普通人的情感与命运。因此，“改革文学”只能不断生产出《乔厂长上任记》、《三千万》这类“大厂”的“英雄传奇”，或者认同“改革派”“特权”的《新星》等等。
然而，就算我们不无天真地打破历史的框架，以《平凡的世界》来代表80年代“改革文学”的成就，依然不能让人满意。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在各自的“大时代”完成了永恒的杰作（他们的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纯文学”，赋予伟大的时代以伟大的形式），三十年来，我们却还没有找到属于“改革”这个人类历史上又一个“大时代”的“大作家”。非常遗憾，尽管笔者很看重《平凡的世界》，但是不得不说，《平凡的世界》无法承担这个使命。如果要下个定论，《平凡的世界》还是失败了，只不过是作为“改革文学”一次伟大的失败。《平凡的世界》的失败在于，对于文本中无法缝合的罅隙，即“新世界”不断展开的同时不断地“体制化”，路遥只能用“浪漫主义”的方法予以回避（这种廉价的处理方式注定《平凡的世界》无法跻身伟大作品的行列），往往落实在“超阶级”的爱情上，即用爱情的“魔力”超越“身份”的巨大鸿沟：孙少平/田晓霞，孙兰香/吴仲平（兰香大学同学，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之子），等等。
并不奇怪，田晓霞不得不死，小说中那场莫名其妙的洪水，唯一的目的就是淹死这个麻烦的女人。如何处理这种对于阶级结构的僭越，路遥没有办法回答，或者，就是既真实又伪饰地（二者并不矛盾）地告诉大家“真相”。进一步讲，“认同的政治”与“阶级的政治”的冲突就在这里。小说中有一段值得精读，从煤矿到省城看望兰香的少平，感到“似乎都不认识她了”：“这就是他那个吊着泪珠、提着小筐筐拾柴火的妹妹吗？他似乎都不认识她了。不知为什么，他感到眼窝有点发热。他为妹妹的成长感到欣慰。她也许是家族中的第一个真正脱离老土壤的人。”尽管城里的妹妹和朋友们热情地招待少平，但是少平的感觉很独特，他的“执拗”就在这里，他和“黄土地”有一种悲剧性地关联。他始终不肯被驯服，不懂得放弃“落后”的来与“先进”的“接轨”。在少平与兰香这种深刻的差异性之间，本来可能产生爆破性地张力，撕裂“新世界”的幻觉。但是非常遗憾，路遥害怕自己发现的问题，他可能是被自己的作品吓到了，其解决办法是用大量“装饰性”的语言将“问题”滑过去。并不奇怪，我们在《平凡的世界》中往往要遭遇这类杰出与拙劣奇妙地混杂在一起的句子。如果没有“蓝天”、“太阳”、“永恒”、“青春”、“生命”这些腐烂的词汇，这个结尾能更加动人。必须强调，路遥不是写得“不好”，而是写得“不准确”，由于无法“准确”，只能用装饰性的词汇滑过这个问题。他不能恰如其分地解释面对的时代，使艺术世界中的万物如其所是。
路遥的失败，展现了文学的困境以及宰制文学的“改革”的困境。《平凡的世界》提示我们：“文学”如何回应“时代”，或者说“改革”相对应的，是怎样的“改革文学”。如何将“改革”准确地“文学化”，赋予“改革”三十年来的“内容”以“形式”，是摆在所有对于文学依旧存有希望、始终不放弃雄心与抱负的作家与批评家面前的最重大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文学没有对于“另一种可能性”的不屈不挠的尝试，而仅仅是甘心成为特定的政治经济关系的一部分，“无能的力量如何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特里·伊格尔顿所范导的“革命批评”非常重要，“其目标是使文学研究最终致力于实际的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文本知识”。毕竟，对于不断延展的“改革”的世界而言，有必要再次重温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作者：黄平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原载|《文艺争鸣》 作者|黄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