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屡次强调教育公平、有教无类，但从城市教育管理的角度看，还必须同时兼顾制度有序，防止出现混乱的状况，毕竟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一拥而上造成加剧资源紧张的政策主张肯定与我们推进教育公平的初衷相悖。
近日，全国各地陆续展开小学入学登记工作，其中，在大城市特别是东部一些主要流动人口流入地，随迁子女的小学入学不仅牵动着在外务工人员的心，更牵动着关注中国教育界践行均衡教育资源、力促教育公平道路者的神经。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升高的大背景下，衍生出巨大的随迁子女入学需求，对此，教育部一直主张做好随迁子女入学工作，并在今年提出拟将随迁子女全部纳入义务教育的政策要求。然而，在地方实践中，人们印象中却普遍烙下了随迁子女公平享受城镇教育资源始终步履维艰的印象。教育公平于随迁子女这一群体而言，究竟还有多远？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满足随迁子女的入学需求，关键要解决流入地流动人口生源的学位接纳能力，以及生均教育经费拨付等问题。此外，如果未来在异地高考政策上，能够实现对接随迁子女享受城镇义务教育政策，或将根本解决随迁子女与流入地生源公平享受教育资源的问题。
打工子弟学校远离城市中心
在随迁子女入学需求和城市义务教育还没有形成如今的对接局面以前，满足绝大部分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需求的，正是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打工子弟学校。时至今日，在我国东部大城市，此类学校依旧大量存在。在这些学校中，有的经当地教育部门认定为民办校，有的经政府购买纳入当地义务教育学位统计，有的甚至连正规资质都没有，被迫面临随时关停的风险。
早在2011年，北京市各区就曾对共计24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发出关停通知，涉及约1．4万名学生。此举也曾引起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其背后原因，无非是城镇化脚步的快速迈进，倒逼地处城乡结合部的打工子弟学校不断外迁。当时位于海淀区西三旗附近的一所打工子弟小学正面临这样的命运，该校校长孙新雯曾告诉本报记者，一旦学校关停，将会在六环外甚至更远的地方择址重建。
“学校在2012年下半年在位于北六环外的一个紧邻农贸市场的地方重建，租用的是附近工厂的厂房，6个年级各设一个教学班。”孙新雯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当时因为学校关停，在读学生大部分转向了附近其他打工子弟学校就读，顺利进入公办校就读的学生可谓寥寥无几。
按照孙新雯的理解，尽管当时北京市教委承诺不让任何一名随迁子女因学校拆迁而失学，也的确出面协调动员很多公办校接纳失学的孩子，但事实上，很多打工子弟的家长根本没有办法凑齐“五证”，且学生面临教材和公办校差异较大的现实问题，因此，很多家长自行决定将孩子继续送往其他打工子弟学校，或者干脆离开北京。
电脑派位让孩子有机会享受同质量教育
按照教育部的政策要求，解决随迁子女入学问题，坚持“两为主”，完善“两纳入”，即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同时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在这样的政策要求下，各地近年来也在积极践行公办校接收随迁子女入学的规定，全国范围逐步形成了普遍遵循的一套规定内容，如要求随迁子女必须“五证”俱全、随迁子女纳入电脑派位随机择校入学、随迁子女父母纳税或社保证明，等等。
以北京市为例，前述“五证”，是指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本人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等，除此之外，各区县还细化了家长缴纳社保年限认定等方面的细则。
家住北京市通州区的赵雪峰，四川人，2015年是他和妻子共同在通州区工作生活的第七个年头，孩子刚刚满6周岁，按照北京市随迁子女入学的政策要求，他们 “五证”俱全，同时，根据通州区对社保等的细则要求，赵雪峰夫妻二人在通州区有正式工作，符合“申请人受雇于用人单位的，应提供在我区就业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满一年）原件及复印件”的要求。
“5月份给孩子在网上完成注册登记、信息采集，6月份全区实施非京籍幼升小电脑派位，我的孩子被派到了一所区重点小学，也是一类校。”赵雪峰告诉本报记者，虽然离家不算太近，公交车需要三站地，但比起身边北京本地的同事需要斥巨资为孩子换学区房才能就读这类学校而言，他觉得很幸运。
在赵雪峰看来，北京市作为优质教育资源最为集中的地区，外来人口规模庞大，因此随迁子女能够在北京进入公办校就读的条件限制较多，对此他也表示理解，“尽管很多人对今年的派位入学都有微词，比如对学校离家较远的抱怨很多，但应该说，按照既定政策，能够纳入公办校的随迁子女都是幸运的。毕竟，不低的门槛还是将很多随迁子女挡在了门外。”
“其实，按照北京市的规定，非京籍的孩子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所以，虽然我的孩子进入了区重点小学，以后可能直升区重点初中，但高中还得选择回老家，或者干脆直接选择出国。”赵雪峰说。
专家：学位设置和经费保障是关键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早已超过千万人，由此带来的就学需求可谓巨大。根据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学比例保持在80％。此外，政府购买的民办学校学位不断增加，2014年达到124．6万个。2014年学籍系统为507万名学生省内转学、62．6万名学生跨省转学提供了服务。
一系列数据呈现出的，正是我国在积极贯彻推进随迁子女公平享受城镇教育资源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然而，于随迁子女群体而言，真正的教育公平还在路上。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育政策理论研究室主任吴遵民早前就随迁子女在流入地纳入义务教育范畴，以及推进异地高考政策落地等内容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促进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城市享受与当地生源同等质量的教育，符合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之所以目前多地对此设置门槛，就在于流入地教育资源的相对有限，同时，受到教育经费拨付的影响。
“东部等大城市的基础教育资源本就有限，近年来受到流动人口规模的冲击，产生巨大的随迁子女入学就读需求，但学位数量却不足以接纳全部随迁子女入学，由此就产生了不得不设置条件门槛，接收符合条件者入学。”吴遵民说，虽然教育经费占GDP4％的比重目标已经达成，但经费使用还存在着规范和体制不健全、绩效目标不明确、分配使用过程不透明等问题；此外，从国家层面考虑，基础教育的教育经费仍急需投向欠账更多的中西部地区。
吴遵民强调，我国教育经费基于户籍所在地拨付，即随迁子女即便来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其生均经费仍拨付至其户籍地，导致接收其入学的流入地学校无法享受到经费的拨付，这就产生了矛盾，虽然教育部的政策是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但客观上也对流入地政府财政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此外，对于随迁子女纳入流入地义务教育阶段，却难以如愿在异地参加高考，不得不回原籍的现象，吴遵民认为，北京、上海等地汇聚了众多优质教育资源，从小学到大学都存在着激烈竞争，一旦无条件放开，势必对本地生源带来冲击，由此也可能进一步带来更多问题。
吴遵民强调，对于放开异地高考而言，最为关键的还是要进一步放开高中教育，而这不同于放开义务教育阶段的异地就学，高中教育是否能够放开取决于各地的高中覆盖率以及高中录取率，这一条件各地同样不尽相同。
“虽然我们屡次强调教育公平、有教无类，但从城市教育管理的角度看，还必须同时兼顾制度有序，防止出现混乱的状况，毕竟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一拥而上造成加剧资源紧张的政策主张肯定与我们推进教育公平的初衷相悖。”吴遵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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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童彤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编辑｜吴潇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