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宋：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是一本介于流行文化和专业学术作品之间的读物，很适合公众阅读。

　　这是一本先有音频然后再结集出版的好书，书中内容我最早是在“三联中读”App上听完的，也正因为这本书的最初形态是音频，文字保有口语的流畅，读起来朗朗上口。

　　这本书又是当今十位顶尖学者的智力合作成果。十人中，三位是北大教授，有历史系邓小南写的总论《对宋朝的再认识》，哲学系杨立华写的《理学：士大夫的深邃平静》，历史系朱青生写的《宋画：从“绘画”到“写画”》；三位是故宫博物院的学者，有王连起的《书法：宋代的尚意书风》，余辉的《清明上河图：繁华背后的忧思》，台北故宫博物院原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廖宝秀的《宋瓷：优雅内敛的极简美学》；还有中国社科院扬之水的《名物：平凡器物中的人间情趣》，北师大康震的《宋词：都市燕乐中的宋词》，当代艺术家叶放的《雅集：文人的雅聚乐集》。

　　一本好书，当然不能仅仅是朗朗上口，也不能仅仅因作者是名家大咖，甚至不能仅仅告诉我们一些新知，还有个很重要的特征——它能排除那些广受赞同广为流传的错误观念。

　　比如一提起《清明上河图》，一般认为它生动再现了北宋都城的繁华，就像前段时间热播的《梦华录》中的场景，美食美人，风景美如画。但是在《宋：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这本书的第十讲《清明上河图：繁荣背后的忧思》中，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余辉却另辟蹊径，在认真研读元、明、清三代士人对该画的跋文、比较明清画家绘制的同名长卷之后，他告诉我们《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中潜藏的重重玄机。他发现《清明上河图》中大大小小的招牌广告，再小的字都写得清清楚楚，但是那些大城门、大寺庙的名字却都被隐去，这是为什么呢？余辉认为，这是为了能够概括提炼出在开封城内各地发生的各种事情，然后把这些事情集中到一起来，让大家在有限的尺幅中，一下子就看个明白，看个心惊肉跳。或许我们大部分的读者，都没想到《清明上河图》是为了让读者看得心惊肉跳、看得大吃一惊。当然，画中玄机，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大家看完余辉的解读，之后再去读画，或许能有更深的认识。

　　再比如，我们一提起宋朝的程朱理学，就想到“存天理灭人欲”，以为朱熹是个刻板的老学究，但是该书的第二讲《理学：士大夫的深邃平静》却告诉我们，朱熹是个学问广博、精神鲜活、生性活泼的人。

　　现代人喜欢听书，听书固然轻松，但是听比读更容易被误导，有些书，必须自己去读，才能避免以讹传讹。因为真正的好书，是不可被他人复述的，我们只有自己逐字逐句去阅读，从字里行间去感受作者的知识储备和思想境界，才能提升我们的思想认识，让我们对过去、现在有更深刻的认识，为未来的生活行为提供更正确的指南。

　　邓小南在《对宋朝的再认识》中说：“纵观中国历史，可能没有另外一个朝代，像宋代这样面临着两极的认识。一方面，我们看到宋代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也能深切感受到它面对周边民族政权挤压的无奈，以及末日来临时的苍凉。”邓小南认为宋朝在无“天时”——气温的明显低谷期、无“地利”——黄河的频繁决口的情况下，经济依然有长足的进步，文化方面有突出的进步，是因为宋代政治局面崇尚平稳、稳定至上，一方面是因为赵宋统治者注重制定法规，培养和谐雍穆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是因为整个社会“走向平民化”，宋代打破了唐代的贵族社会状态，出现了一批在文章、学术、政事上更加全面发展的庶族士人，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在文艺上才华横溢，同时也在政界大展身手。邓小南认为，当时士大夫不仅把自己当作文化主体和道德主体，还自觉地把自己视为政治主体，以天下为己任，这也是宋朝经济文化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七讲《名物：平凡器物中的人间清趣》的作者扬之水，是在学界具有传奇色彩的诸暨籍女学者。据学者张中行回忆，扬之水曾经在北京开着大卡车卖西瓜，后来成为《读书》杂志的编辑，又成功转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知名学者。在这一讲中，扬之水从贵重的金银杯盏中发现诗心词魂，从日常的花器香器中玩味生活艺术，在清幽的文房四友中呈现士人情怀，她认为：“花、酒、香、茶……这些都不是宋人的创造，却是由于宋人赋予了雅的品质，换句话说，是宋人从这些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

　　我想，我们之所以爱宋朝，是因为这个朝代如此丰富，在变革和悲愤、审美和养生的历史坐标中，有很多文化资源值得我们去挖掘、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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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李一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来源丨绍兴日报

编辑丨王越月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