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曼更愿意将《新约》看作“人为生产的书籍”，其“作者与后来那些抄写者一样”，“拥有自己的需要、信仰、世界观、意见、爱恨、期待、欲求、处境与问题，而这一切都会影响他们书写下来的东西”。如保罗及后世的基督信仰传播者，他们本应作合适的“阐释者”，却有一种不能舍弃的“立法”冲动。这种角色的错位，恰恰在无形之中成为基督信仰内在演变过程中“变形”、“错讹”的内在推力。
国际知名的法律与哲学学者罗纳德·德沃金在其生前最后的著作《没有上帝的宗教》中提出，信仰有二，即有神论信仰和无神论信仰。而人类社会的奇妙在于，有些人曾经是看似与有神论信仰扯不上关系的，最后却成为坚定的有神论者——曾经的剑桥大学物理学教授约翰·波尔金霍恩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早年他曾是剑桥大学年轻有为的数学物理学教授（38岁起任教授），著述宏富。令人想不到的是，47岁时开始接受宗教学训练，经过两年学习，他皈依基督教，成为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后致力于科学与宗教的研究；另外有些人曾是笃信的基督徒，而由于自身的因缘与经历，却成为无神论和不可知论者——美国《圣经》学者巴特·埃尔曼（Bart D. Ehrman）即是此中一位典型人物——虽然，在当今时代，这样的人并不多。
德沃金在《没有上帝的宗教》中说：“提到宗教，必然会想到《圣经》，但是已经没有人愿意不厌其烦地指出《圣经》里创造论中的无数错误。”可事实上，很多人却愿意穷一生之力去研究探讨《圣经》在形成和流传中出现的种种错误与删改，任教于美国宗教学研究重镇——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巴特·埃尔曼就是其中名声卓著者之一。在他已经出版的20多种著述中，大部分都与《圣经》文本流传过程中的变动紧密相关。其中，《错引基督》（Misquoting Jesus: The Story Behind Who Changed the Bible and Why，2007）、《上帝问题》（God's Problem: How the Bible Fails to Answer Our Most Important Question，2009）、《被遮蔽的基督》（Jesus, Interrupted: Revealing the Hidden Contradictions in the Bible，2010）、《伪造：以上帝之名》（Forged: Writing in the Name of God——Why the Bible's Authors Are Not Who We Think They Are，2012）《基督何时成为上帝》（How Jesus Became God: The Exaltation of a Jewish Preacher from Galilee，2015）等五本著作还先后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自《错引基督》开始，埃尔曼的著作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阅读热潮。据说，《错引基督》仅在美国就创造了近40万册的销量，继而又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印行。而作为北卡罗来纳大学詹姆斯·格雷讲席教授的埃尔曼也成为各路媒体争相邀请的明星学者，在美国各大广播电视网以及CNN乃至英国BBC频频亮相，向世人传播其《圣经》研究成果。据其2015年下半年公布的受邀演讲计划，相关的学术演讲活动早已排到了2016年，仅2016年1-4月，就有8场学术演讲等着他。
应该说，是30多年来对《圣经》一以贯之的研究，使埃尔曼成为《圣经》研究领域的世界级权威学者，但也正是这样的扎实研究，令他从一个自懵懂年少起就笃信基督教的信徒，逐渐演变——虽终身与基督和《圣经》相伴却又渐行渐远，并最终成为“无知论者”。埃尔曼对《圣经》的兴趣，首先与其家庭的圣公会背景有关，虽然父母和兄弟都说不上虔诚，但常常参加教会活动以及母亲在家中的“经文日课”使他对《圣经》有非同一般的亲切感。
事情的转机是高中时代结识的校园基督教社团里的新朋友布鲁斯带来的。布鲁斯对《圣经》救赎观点的解说及对《圣经》旁征博引并将其娴熟运用于现实解释的能力，打动了埃尔曼。他因此进入了穆迪圣经学院，接受了“《圣经》是上帝全然无误的话语”的理念。在穆迪圣经学院的学习，使他认真地考虑如何成为一名基督教学者，这样的人生理想使他进一步进入芝加哥的惠顿学院学习。在埃尔曼的学习生涯中，惠顿的经历是其从一个“笃信者”向“不信者”转变的开始。在那里，因由希腊文的学习，他认识到，如果上帝真的启示了《圣经》中的每个字，那么信徒只有懂得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原典，才能接触到上帝的信息，而后世的大部分基督徒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在此情况下，依然说被翻译后的《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将变得没有意义！而真正的转变则开始于埃尔曼后来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有关《新约》经文鉴别学的学习与研究。在此过程中，他不仅发现《圣经》的经文有不少内容与信史明显相悖，尤其让他困惑不解的是，即使是流传至今的诸多《圣经》文本，不同文本之间的差异与分歧，竟然是如此之大。对此，他不禁心生疑窦——作为信徒，我们究竟应该信谁的话，哪种才是上帝的真实声音？
在此情况下，埃尔曼“圣经完全来自上帝的启示”的早期观念产生了动摇。在其思想深处，“《圣经》是一本人为的书”，“来自不同时期的作者依照各自目的而撰写、改写”等想法潜滋暗长。这些观念不仅贯穿于其专精研究中，也促成了他面向社会大众的最早一本畅销书《错引耶稣》的写作。
在埃尔曼的研究视野中，荷兰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翻译的希腊文《圣经》不仅说不上可靠，而且还因为作者“急就章”的缘故，错讹实在不少，尤其是他当时所依据的那份12世纪的《新约》抄本，是“我们迄今见过的最糟的一份”，尤为可疑。而完成于17世纪，由多位学者合力从希腊文翻译完成并在后世广为传播的英王詹姆斯钦定本亦是来自比较糟糕的希腊文本，其中多处即出自伊拉斯谟版的《新约》。
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埃尔曼更愿意将《新约》看作“人为生产的书籍”，其“作者与后来那些抄写者一样”，“拥有自己的需要、信仰、世界观、意见、爱恨、期待、欲求、处境与问题，而这一切都会影响他们书写下来的东西”。世所公认，《马可福音》是第一本写下来的福音书。在这本书中，耶稣是忧愤伤心的形象，死之前他“甚是忧伤，悲痛欲绝”，呼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而在后来的《路加福音》中，耶稣呈献给世人的却是乐观积极、平静自制的形象，临死前心境平和，是伴随着低声的祷告“父啊！我将我的灵托付于你的手了”泰然辞世的。埃尔曼认为，前后形象的变异是路加有意修改的结果，因为当时基督徒正深受罗马统治者的迫害，路加想通过改变基督受迫害去世时的形象，给予信徒一个典范。而前者显然更为可信。这样的事例，在《错引基督》一书中比比皆是，犹如侦探探案一样，埃尔曼带我们走过了一个解码《新约》真实面目的全新旅程。
其实，后世对于《新约》的再诠释早在耶稣去世后的公元30年代就开始了。与埃尔曼教授一同供职于北卡罗来纳大学系统、现任夏洛特分校宗教研究系主任的詹姆斯·塔博所著的《保罗与耶稣》与埃尔曼的《错引基督》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该书中，作者以缜密的分析，揭示了《新约》早期形成过程中是如何“去耶稣化”的。通过塔博教授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从未与耶稣谋面过的保罗，自称“十三使徒”、“位居使徒最末却非最不重要”——相反，在他看来，自己却是最重要的——他宣称在耶稣去世后曾亲见耶稣再临人间并向其传经布道，也就是说，保罗宣讲的基督教义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事实上，保罗之前的基督信仰，是耶稣及其十二门徒的信仰，领袖人物是耶稣兄弟雅各以及彼得等人，他们从未将耶稣看作“圣子”，更不是为了“人类的罪恶而死且死而复生的救世主”；在他们看来，成为基督徒也不需要行受洗仪式，更不需要“等同于‘吃（基督）身体、喝（基督）血’以确保得到永生的圣餐礼”——这些都是保罗的创制。保罗之前及同时代与之竞争的基督信仰，有四大原则：第一，“摩西律法的永远颠扑不破”；第二，“只接受以希伯来语写成的马太福音”；第三，“把保罗视为违背摩西律法的异端和叛教者而完全否定他的主张”；第四，“相信耶稣是父母所生、被神选中但无神性的凡人”。矛盾与冲突，使得保罗宗派的人有意将耶稣兄弟雅各等家人在《新约》中湮没无闻，其教义也被逐步边缘化。用塔博的话说，基督信仰即保罗，保罗即基督信仰。根据蒂莫西·李教授对死海古卷的研究，在第二圣殿时期，犹太人内部曾经宗派林立，对于信仰的态度也差异颇多。有的宗派，如艾赛尼派，有明显的内向性，关注自身的小团体；有的宗派，如法利赛派，则有明显的外向性，关注更广泛的群体，凡事喜欢变通，而且相信人能够死而复生。保罗正是法利赛人，耶稣去世后，依照他与雅各、彼得等人的协商，保罗致力于向非犹太人传教，雅各等人则向犹太人群体传教。从某个角度讲，保罗的喜欢“变通”以及“外向”，使其信众日益广泛，并在后世逐步获得罗马统治阶层的认可，终于在诸宗派中一枝独秀，他所宣示的基督信仰也因此流传开来。
从西方文化史的视角看，我们欣赏埃尔曼和塔博两位教授的精彩研究。齐格蒙特·鲍曼曾以“立法者”和“阐释者”的隐喻说明现代型和后现代型两类知识分子的角色。他以为前者的角色在于“对权威性话语的建构”，后者的角色在于“形成解释性话语”。如果以此作不甚精确的类比，那么，保罗及后世的基督信仰传播者本应作合适的“阐释者”，但是恰如埃尔曼所言，“自己的需要、信仰、世界观、意见、爱恨、期待、欲求、处境与问题”，使他们有了一种不能舍弃的“立法”冲动，这种角色的错位，恰恰在无形之中成为基督信仰内在演变过程中“变形”、“错讹”的内在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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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华（本校副教授）
来源｜文汇报
编辑｜吴潇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