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篇关于少年读经的报道引发不少关注。报道写道，十年前，读经热进入高潮，全国近百家读经学堂雨后春笋般建立，大批少年离开体制教育，进入读经学堂求学。如今，较早的一批读经孩子已经成人。从狂热、受挫、困惑到反思，他们不得不推翻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正如读经界一位人士总结：现在回过头去看，对孩子来说，这真是一场残酷的实验。
宁波某公共服务中心举行“幼儿入学启蒙”仪式，通过正衣冠、诵读《弟子规》、朱砂启智、击鼓明志、开笔习书等环节。
其实，不管实验结果如何，这一段少年读经热的历程，都值得更全面地回顾和总结。他们为什么放弃体制教育而去读经？对于读经，人们尤其是家长们有多少期待、又有多少误解？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今天如何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也有重要价值。对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卫平。
对学校增进传统文化教育的一种“倒逼”
解放日报·上海观察：报道中，有孩子小学四年级时就离开体制教育，开始在读经学堂求学。不要说十年前，就是在今天看来，离开体制教育无疑也是一项很大胆的决定。您觉得，他们为什么选择读经这条求学路？
陈卫平：一些家长选择把孩子送进读经学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于现在学校教育的不适应、不满意。这种不适应和不满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学校在传统文化教育方面有缺失。从于丹开始，大众媒体成为传统文化教育的主渠道，而观众乐此不疲，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
现在不要说中小学生，即使是一些受过大学文科专业教育的人，传统文化的知识也非常匮乏，绝大多数不具备直接阅读传统文化典籍的能力。这也是“70后”、“80后”家长的基本写照。因此，当他们觉得需要给孩子传统文化教育时，很容易想到求助于社会上的读经学堂。就此而言，读经学堂的存在，也是对我们学校如何搞好传统文化教育的“倒逼”。
家长让孩子离开体制教育、在读经学堂求学，还说明一些家长在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方面的无知。家长可能不知道孩子的义务教育权利是受到义务教育法保护的，家长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判断，把孩子送去私塾读经，是违背法律的。但是，似乎缺少有效的办法，使这些家长改弦易辙。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成立国学课堂，教授《弟子规》《三字经》等国学经典。
要读“真经”而非“歪经”
解放日报·上海观察：中国古代有读经的传统。古人读经通常指读哪些书？又是如何读的？是否像报道中所写的那样，居于深山，与经书为伴，每天背诵十小时？
陈卫平：汉代独尊儒术之后，“经”成为专指的儒家几部古老的典籍。这是指，先秦时期的“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到汉代则只有“五经”，《乐》经散失了，以后又增至“十三经”，这就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通常人们以“四书五经”来概称儒家经典，就是指汉代的五经加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
现在的读经学堂有点类似传统的私塾。在古代，孔子首开私人办学之风，是为了打破官府对教育的垄断，试图在社会上普及教育。私塾教学在最初的阶段以识字为主，识字课本在宋代以后流行的，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识字课本虽然贯穿着儒家经典的价值观，但主要并不是研读儒家经典本身。这是因为，研读儒家经典需要相当的知识积累和理论思辨。传统私塾中的死记硬背、甚至动用棍棒，确实是存在的。很多亲历者都有这方面的回忆。而这同孔子的启发学生自己动脑筋、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教育主张和教育实践是背道而驰的。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日弦歌诵读、师生切磋与共的生动情景。宋代以后，讲习儒家经典主要是在书院进行的。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明确反对“务记览”；王阳明在他书院中所培养的学风，使学生感到“无厌苦之患，有自得之美”。了解这些就可以发现，报道中现在的读经学堂承继了一些传统私塾中不好的一面，而并非优良的一面。
解放日报·上海观察：在传统社会中，读经占有怎样的地位、有怎样的意义、能否改变人的生活？这种价值或意义在今天能否延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今天，读经能否改变命运，成为体制教育外孩子成才的另一条路？
陈卫平：在传统社会中，读书做官被人们看作是唯一的正途。尤其是在唐代开始的科举制度的笼罩下，这种观念更是得到了强化。所读之书就是儒家经典，这是因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及答案都来自这些经典。所以，读经成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改变命运之路。流传甚广的宋真宗《劝学诗》明白地表达了这一点：“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粱，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皓首穷经而依然落魄，是大多数人的命运。《儒林外史》的范进中举就是典型。
现代社会早已没有科举制度，因此，想要通过读经来获得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可能了。读经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一种途径当然有其价值，但是读的方法很重要。中国现代的学校体制基本上是从西方学过来的，这种制度与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存在着某些不相适应的地方。比如，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是分科性的，传统文化的知识内容则是综合性的，涉及到的学科有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社会学，甚至还有自然科学，因而，如果传统文化其放到现代学校的学科分类中去传授，往往很难达到整体性的融会贯通的效果。“五四”以来，已有不少人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当前，一些以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为主旨的教育机构，如清华国学研究院、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香港新亚书院等，都程度不同地采纳了传统书院打破学科分类的办法，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要弃置学校而重建书院，只是说当传统文化教育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有必要借鉴包括书院在内的一些历史经验，将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解放日报·上海观察：您认为，在这场少年读经的实验中，有没有跑偏的地方？这种跑偏对于今天传统优秀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是什么？您怎么总结这场读经实验的得与失？
陈卫平：如果确实像报道中说的那样，那么，这些所谓的读经实验恐怕只有失而谈不上有什么得。当然，如果从吸取教训的意义上看，也可以说有所得。得到些什么教训呢？在我看来，宏观一点来说，就是让人们认识到弘扬传统文化绝不是复古读经；微观一点来说，是让人们看到少年儿童的传统文化教育应该循序渐进，直接研读整本的经典是不合适的。古人以“序”称名学校，包含了由浅而深、登堂入室的意思。
今天如何做到循序渐进，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对此，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就说过了。当时一些地方的主政者提出了中小学读经的议案。胡适认为不可行，其中有一个理由很简单，但很有说服力，这就是“古代经书的难读”。真正要把这些经典搞明白，即使对专家学者来说，也是很费力气的。比如，“博学如王国维先生，也不能不承认‘以弟之愚暗，于《书》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这就是说，中小学里讲解经典的老师恐怕都没有可能把经典搞得很清楚，怎么指望中小学生通过他们的讲解能够弄明白呢？所以，胡适指出，即使是中小学课本中选读古经传，也必须限于学者公认为可解的部分，而不要选“王国维先生一流学者认为不易解的部分”，比如，《小雅》的《六月》和《大雅》的《劳民》。这说明，在中小学进行传统文化教育需要做很多细致的工作，比如，古人典籍的哪些部分是适合选入教材的，就应当再三斟酌。
在南京夫子庙景区孔庙内，一名游客在墙上的“礼”字前驻足观看。
不能把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
解放日报·上海观察：在今天，对于传统文化依然还是有不少争议。有人很推崇，比如，读经少年的家长们，但也有人认为，传统文化是前现代的，在现代社会没有价值。对此，您怎么看？今天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是什么？
陈卫平：一味崇经、以儒家经典为不可逾越的教条，是不可取的。中国近代历史表明，如果没有冲破儒家经典的思想束缚，中国不可能找到解救民族危机的出路。但是，以为走向现代化就是与传统一刀两断，也是形而上学的。“五四”时期的很多人就有这样的形而上学，即认为儒学只有历史价值而没有现代价值。毛泽东在延安就指出这是不对的。他说，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强调了学习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事实上，承继这份历史遗产，也是毛泽东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新的理论形态的重要凭借。
今天，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的很多讲话都已经作出了指示，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在“七一”讲话中，将“文化自信”与道路、理论、制度自信并列，扩展成为“四个自信”，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等等。就青少年而言，阅读一些古代经典也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有助于知晓本民族的历史和思想，而且有助于正确价值观的塑造。例如，南宋文天祥的《正气歌》体现了强烈的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价值观，这是长期受儒家经典熏陶、浸润的结果。可以说，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2016年初，一所少儿国学堂第一期结业典礼在上海玉佛寺举行。
如何推进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
解放日报·上海观察：现在中小学加强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您认为，读经是不是也应该成为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加强青少年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您有什么建议？
陈卫平：教育部对于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已经出台了指导性意见。当前的问题是需要有明确的时间表和线路图。从学校教育来讲，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师资从何而来的问题。前面说了，传统文化的知识内容是综合性的，而如今师范大学的教学基本上是分科性的，因而由此培养的师资实际上很难胜任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的教学。即便至今，似乎也还没有听说有哪所师范大学开设以培养这方面师资为目标的专业。这个问题值得引起重视。
此外，学校教育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家长也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传统社会对于文化传统的传承，首先是起步于家教的。孔子对他儿子的教育，是“不知礼，无以立”，“不学《诗》，无以言”。即认为不学礼，就不知道做人的规矩，不学《诗》，就不可能语言得体。所以，古人有文化传承的家庭，门口往往写有“诗礼传家”这样的字样。当然，今人不可能完全照搬古人的作法，但是，有文化涵养、品德修养的君子就是从这样的家教中走出来的，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教育道理。相对而言，现在我们的家教则更多专指课外的沉重的知识补习。古人通过家教，把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落小落细落实，同时，具有生活中的亲情和温情，而不是枯燥无味的教训。这是值得今天的家长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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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小佳
来源｜上海观察
编辑｜吴潇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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