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中诞生的？以往多是从理论、学术的角度探讨，而今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则提供了一种历史视角。由此，“觉醒”也成为一个热词。在华东师范大学瞿骏教授看来，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觉醒”。以下是他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一个历史过程，有激荡的“前史”，亦有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的“后续”。谈及“前史”，毛泽东在《怎样研究中共党史》中曾强调，党史要从五四运动谈起，最好是从辛亥革命谈起。毛泽东的看法说明，看待中国共产党建党，需要有联系的、发展的、长远的大历史眼光。从辛亥到五四，从五四到中共建党，何谓“觉醒”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今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从历史的角度对此作了生动演绎。

　　今天的演讲，我主要从三个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一是觉醒何以构成年代，即如何从个人觉醒走向大众觉醒；二是因何而醒，即促动觉醒的力量是什么；三是醒来为何，即觉醒之后往哪里走，向何处去。

觉醒何以构成年代

　　就马克思主义激发的觉醒而言，过去我们常说的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一句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2月20日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特别指出，“我们党的诞生就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兴起，就是当时的世界大势。”这既是对毛泽东所说的那句话的深化和发展，也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厘清“觉醒何以构成年代”。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于十月革命以前，那个时候中国人并非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但了解得不准确、不全面、不深刻。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了新的阶段。之所以能进入新的阶段，与中国北方尤其是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有重要关系。这批知识分子中既有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共早期先驱，也有蔡元培、胡适等曾并肩推动五四运动发展，但在日后分道扬镳，乃至势同水火的人物。无论日后政见如何变化，但至少在当时，这些人都称得上是中国少数的“觉醒者”。他们觉醒的起点不一，有开始于五四的，有开始于辛亥的，也有早在清末就开始的。而他们后续的人生道路更是有所不同。其中有些人作为师长辈在短短一年之后就改变了对学生运动的支持态度，认为学生要以学业为重，运动非但不可取，甚至还有点“过火”。有些人作为学生领袖，在抗议高潮过去甚至还未过去之时就已经走出国门，开始了海外留学之旅。当然，留学本身并没有太大问题，不少人日后都成为重要学者，但他们的“觉醒”最多也就是个人觉醒，而真正引领大众觉醒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引领大众觉醒并最终造就时代觉醒？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顺应了当时的国内外大势。

　　首先是国外的发展趋势。帝国主义国家主导的那个弱肉强食、殖民掠夺的世界体系，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至登峰造极，给全世界人民造成深重灾难。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登峰造极”转趋于崩溃的标志。在世界各国中，经此一战，无论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强国如德国、“最弱一环”俄国，还是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优秀”学生——日本，都在兴起社会主义思潮，酝酿乃至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更不用说在拉美、东南亚、非洲那些饱受帝国主义国家欺凌的地区。这样的世界大势（不只是俄国）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其次是国内的发展趋势。1917年前，无论是中国的实际阶级斗争状况还是各种主义的传播，都已有较为充分的显现，在其背后，反映的是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已陷入困局，表现为：国家纷乱，军阀混战，水旱并行，游民日多；国际地位日低，外交屡遭重挫；教育成本日高，舆论中孜孜以求“教育普及”，贫寒子弟上进的通道却越来越窄；民族资本主义受帝国主义资本强烈挤压，实业不兴，国货滞销。长期的发展困局，一方面严重影响着中国人的实际生活，各种阶级斗争持续着、深入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植根于现实的大潮与大势，令先进分子能持续引领中国人改变思考和实践的方向。

　　改变突出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各种“怀疑”的产生，大致可分为三种怀疑。第一种是国人对各个问题能分开解决的怀疑。从辛亥到五四，政治改良、实业兴国、教育救国等说都代表着一种以解决单一问题入手，进而解决全部问题的方案。但随着中国时局日坏，危机日重，国人对这些单一性方案越来越有所疑惑，而越来越倾向于整体性的、全盘性的解决。

　　第二种怀疑即对北洋政府乃至一切非工农政府的不信任。这一怀疑与第一种怀疑是有关联的。正因为国人倾向于整体性的、全盘性的解决，又怀疑当时恶浊的“政治”，所以不断被发现的“社会”成为人们思考的中心。当时有人主张“人人都得与闻政治，但不可即生活于政治，须于政治以外有其生活的基础。”而所谓“政治以外的生活基础”就是“社会”，持这种观点者强调，负有改变责任的不只是精英人物，而应是社会全体。

　　第三种怀疑是国人对“新文化”之使用直至其本身的怀疑。1919年，李大钊就指出，“社会主义的名辞，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可是这种现象，正如（孙）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但“杂草”“毒草”若如外来植物侵入般肆意泛滥，则深重的怀疑也就随之而生。由于军阀、政客对“新文化”的误用、滥用，先进知识分子认为有必要正本清源。真理越辩越明，在不断的争论、交锋中，中国需要怎样的“新文化”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文化的流行和对新文化的反思，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促动觉醒的两股重要力量。这也就涉及我接下来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因何而醒。

因何而醒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依托的是五四运动后大众的觉醒，大众觉醒的第一步和五四新文化的流行相关。这从当时的报纸上就能看出大概。比如，泰东图书局的广告就特别指出：“最近出版之新文化书，凡研究新文化学、哲学、教育、经济者，不可不读，而中学以上学生，及小学教员更不可不人一编也。”不可不读、人手一编的新文化出版品带来了觉醒的大潮，其影响不只局限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而是深入到了整个时代肌理，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结构和认知氛围。

　　但值得注意的是，1921年前后新文化虽然异常醒目，但旧的种种也没有消失，而是依然随处可见。如商务印书馆就说他们的出版品既有“新文化之曙光”，又有“旧学海之巨观”，如《四部丛刊》等都是其畅销品。除了庞渊古奥的“旧学海”，报刊上不少自文学革命以来就树起的“旧标靶”依然频繁出现。有《礼拜六》杂志，王钝根、周瘦鹃等“鸳鸯蝴蝶派”名家的小说、文章均在其中。又有包天笑主持的《小说大观》，其推介语中特别说“每册有精美简峭短篇小说，每册有趣味浓郁长篇小说”。

　　以上人物、杂志和推销方式都是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一再抨击的对象，“鸳鸯蝴蝶派”名家们和普通市民认为的“趣味浓郁”正是先进知识分子眼中要去除的“恶趣味”与“臭趣味”。不过在此时，他们并不能阻止抨击对象在媒体上的出现，因为这些抨击对象能提供丰沛的广告费支持，其作品符合一般市民的趣味，在上海和中国各地都有广大市场。

　　新与旧的并存与互渗表明，新文化有深刻反思的空间。新文化流行促动中国共产党建党，但同时中国共产党从其建立之初，就要面对着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设上的尖锐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建党于上海都市，因此党就需要直面明末开始兴起，晚清、民初更蔚为大观的都市市民文化。“新文化”的流行一方面确实起到了传播先进思想的巨大作用，但另一方面，都市市民文化亦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双方的此消彼长不是一个简单的激浊扬清的过程，而是一个在竞争中塑造社会主义新市民文化的长期任务。

　　第二，“旧文化”的存在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保守、落后，但亦反映着当时沉淀在中国广大基层、更大多数“无声”群众的趣味和选择。这样的趣味和选择在报刊上显露的只是冰山一角，未显露的更为庞大。其与20世纪30年代初瞿秋白等讨论的“群众文艺”“大众文艺”等重要问题密切相关。社会主义新文化如何消融“封建旧文化”的冰山，显然是另一个更长期的、复杂性极大的任务。

　　不过，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设虽然问题尖锐，任务艰巨，但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后能迅速发展的秘密恰恰就在于，它不仅仅停留在“文化”“思想”，而是投身于时代，进行伟大实践，促使“真觉醒”。为什么会这样？这就要谈一谈“醒来为何”的问题。

醒来为何

　　“醒来为何”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段答案是不一样的，辛亥革命后“醒来为何”的答案是“为了国家”，到五四时期则转换为“人的发现”。但是民国政府并未完全回答好这个问题，郑振铎就明白指出“我们虽然在一九一一年的时候，把‘自由人’的资格从‘独夫’那里取了回来，然而这几年来，许多军阀、财阀又已于不知不觉之中，把我们的自由剥夺净尽了！”与郑振铎的文章相联系，小说《双十节》借一个孩子的思考提出了如何才能真正发现人：“自由是好的，平等是好的；有钱不平等，有势力不平等；要革命的就是这个了！但不知民国十年中，是不是人人都可免掉金钱，和势力底欺负？是不是人人都不拿金钱和势力来欺负人？”

　　从以上思考逻辑出发，一个人要不受金钱和势力的欺负，可以自己奋斗上进，但若要人人都免掉金钱和势力的欺负，就必须对社会进行广泛改造，同时是巨大改造。在1921年，这一潮流突出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和主张之中，但并不局限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观察里，“（当时）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如陈独秀诸人；一派则主张改良，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其实当时的“改良”以其思考的剧烈程度和彻底程度已近似于改造。在“改造”这一标识下，各种对未来的展望纷纷出现。

　　这些对未来的展望，一方面反映了“醒来为何”的答案从五四时期的“人的发现”向“社会的广泛改造”转变，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毕竟“我们思想新，也只三五年的事”。新文化的流行、新政治力量的崛起未能让世道人心尘埃落定，反而带来了更多问号，其中先进知识分子心中的问号或还尤多。1919年9月毛泽东撰写《问题研究会章程》，里面大大小小的问号多达一百多个。这些问号与“重新估定价值”的口号有关，但更多的是来源于对国内危局的追问，对国际秩序和其在华存在的质疑，对辛亥革命以来十年历程的重新审视与对未来的不同期望。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时代语境既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又伴随着以上种种的追问、质疑、审视和期望，需要其以实践来回应。而回应的凭借和依托正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回应时代之问的独到之处

　　面对1921年的诸多时代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三个层面上有其回应的独到之处。

　　第一，马克思主义相较旧日流行的那些主义，其特点是能同时“改造世界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视野范围不局限在一国，而是着眼扎根于全世界的无产者、劳苦大众和受压迫民族。同时经过苏俄十月革命的实践，又让中国人相信其有在一国而且是相对弱国率先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它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把国内危局和国际危机一起解决的方案，这恰是它的吸引力所在。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方案不止于解决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而是能融入中国乃至人类“新社会”的建立过程，深深地影响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如何生活。从根本上，它相当于树立了一套新的“大经大法”，为青年们提供种种确定性，包括过去应该怎么看，现实生活应该怎么过，未来之路应该如何走，等等，这又进一步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

　　第三，一个主义再有吸引力，其若不能配合已有的历史条件，就不能在中国“落地”，影响亦不能持久。马克思主义的全球性恰与中国人的天下观契合，如毛泽东曾说：“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同时早期中共党员也大多不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停在纸上的域外理论，而是把它作为投身于改变中国实践的指导方针与行动指南，陈独秀就指出：“宁可以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由此，马克思主义随着当时的世界大势，扎根于中国大地，开启了时代的真觉醒。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实际状况迫使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得红色文化完成“落地”。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文化出版重镇，上海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高地。而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也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上海的独特地位所决定的。

　　“觉醒”明晰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未来面目，即它虽然有待进一步的政治成熟，但已在提出和实践解决国内危局的科学方案；它虽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已在全力以赴改变着不公道的国际秩序，撬动其在华存在之基；它虽然还未与国民党开展合作，但已洞察新的革命与旧的革命的根本区别；它虽然力量弱小，但对于未来之路该如何走，已揭示出“人间正道”的模样。此正如当时的一首小诗所言：

国民程度不足

还只怪走岔了路

我们赶快指点——

一条简单明了的大路

让他们真实纯粹的往前走

这条路再不要走错！

　　作者介绍：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入选中央组织部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第四批）。担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历史学会理事、副秘书长。著有《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