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我们把五四青年的“冲决网罗”想得实在太过容易和太过坚定，同时也对他们“冲决网罗”后的境遇与心情关注不多。其实“冲决网罗”若真的如此容易，青年们的“激进化”潮流反而不易如此洪猛，但当时青年的处境和心绪却是用另一个词形容反更为妥帖，那就是“进退失据”。
五四青年的死亡是一个沉重而又需要直面的话题。自杀、恶疾、横死等种种惨人心目之事似乎总是围绕着这批10多岁到20来岁的年轻人。不过他们的故事经常如流光碎影般不可捉摸，大概总是其不够有名的缘故，难以进入五四历史的大叙述；又或者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并不是被传统所吞噬，而是“被现代缠绕得苦了”。诗人李芳 (无隅) 就是这样一个籍籍无名，暴病而亡的“苦人”。如果不是有他的老师朱自清，好友林醒民、白采、周了因等为其遗诗集《梅花》的出版奔走呼告的话，他大概都不如自己笔下那“无知的海潮”，因为海潮“至少也要留此痕迹在岸上呢”！由此本文尝试着收拢一些旁人看诗人和诗人自己留下的痕迹，以来观察和体会一个五四青年平凡但又意味深长的生与死。
诗人是温州平阳人，据朱自清说，他家中从前还富裕，后来不知因何中落，因此他大概算一个破落家庭出来的飘零子弟。在1923年8月去世之前，五年之中，诗人颠沛辗转了五个学校。目前从已有资料可知他就读的学校中有浙江第一师范和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即他从浙江边缘的温州先进入省会杭州，然后又来到口岸巨埠上海。对于一个飘零子弟来说，这进城的每一步都不容易，首当其冲的是经济的窘急。
浙江第一师范是不收学费的，膳费要交一半(18元)，还有来回路费和日常费用。曹聚仁来自浙江金华，差不多和诗人同时入校。曹氏就说这所有费用加起来家中每年要卖掉二十担新谷，相当于足足十亩田的收入。因此曹聚仁每月零用只有一元钱。而另一个一师学生梁柏台只是因家中给他寄来5元，就已觉“致大人增加重担”。
不过这还只是省会杭州和师范学生的生活水准，到了上海，又进入美术专门学校，诗人的经济压力徒然再上了几个台阶。据1922年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学则，诗人进的是学费最高的高等师范科西洋画科，每年52元；此外宿费40元，膳费50元，还有画服费、用品费、旅行写生费、校友会费等，均须于入学时一律缴清，才给予入学证卷，编级授课。
不难看出这些费用中仅学费一项就超过了诗人杭州求学时所有费用的水平，何况“图画是花钱的东西，若是勤学，一人须花二人的费用”。其生活之困顿可想而知。这困顿从他的住处就可见一斑，大约是为了省那40元的宿费，诗人只能蜗居在浦东万年桥附近小衖堂里一个亭子间里。在沪时，诗人也曾学过俄文、想离开上海去北京见世面，却经常被作为家中债主的表亲来信喝止，告诉他:“不要看俄文，不要往北京，不要胡思乱想!”所以相较诗人，能去到北京，进外交部俄文专修馆读书的瞿秋白真可算是幸运。
最后诗人“骤病一天死了”，身后事是几个同乡学生凑了钱办的。因为大家都穷，收敛草草，棺木根本无处下葬，只能暂时寄放。诗人父亲曾想将棺木运回平阳老家，但苦于无钱——运费要几十元。
伴随着经济窘急的是诗人入城后个人理想的难寻。应该说他将要往上海去时，虽然知道即将面对的是进入大城市后的重重困难，但也心存对前路的希冀和向往。这从诗人的两首诗中可以看到些端倪。一首叫做 《梅花》，他写在从杭州动身之前，说：“既晓得‘后其身而身先’，我不妨退一步！既晓得‘祸兮福之所倚’，我不妨喫喫苦！”。在沪杭火车上他又写道：“草儿如无数的线，花儿如一闪的电；坐在火车上，立刻见到生命的迅速，并觉得它是继续不断的”。
但这种希冀和向往与诗人之后的境遇相比实在是脆弱不堪。诗人一直以来读的是师范，照常理应向着做教师的路上走去。但正如朱自清所问：“我们对于教育既没有真正的兴趣和能力，既不想以此为终身之职业，则不如痛快地莫干。(但是)如我们这种文丐，不作教书匠又作什么？这真是万分为难。”诗人大概正陷入了自己并不想做老师，但家人又指望他未来以此养家糊口的尴尬境地。他真正热爱的是作新诗，但无论是新诗的创作还是创作后要获得承认在1920年代其实都极其不易。
当时不要说旧派人物，就连新派人物对“新诗”都未必看得上。周予同为中学生推荐读物时就直接说：“近人的新诗作品很多，并且有许多印成专集，但私见觉得不成熟的作品居多，故一概不录”。浙江一师新派教师的“四大金刚”之一—夏丏尊则隐晦表达过他对新诗的“忽视”：
我自来缺少诗的理解力和鉴赏力，特别是新诗。旧友中如刘大白、朱佩弦都是能诗的，他们都有诗集送我，也不大去读，读了也不大发生共鸣。普通出版物上遇到诗的部分，也往往只胡乱翻过就算。白采的诗被我所忽视，也是当然的事了。
奇妙的是，被夏丏尊“忽视”的白采其实也和夏氏的认知相似。他告诉诗人，新诗之类是“饿了吃不得，冷了穿不得”的无用之物，而且“若是积聚愈多，徒然添些烦闷！惯于向堕落，不思进取，重茫昧，不重精析；反为牵动得心神都不宁，于少年实不相宜”。
因此这种“于少年实不相宜”的东西即使诗人努力写了若干，并且也达到了相当水准，但在文学青年汇聚的上海，梦要成现实，作品要成铅字真是不容易。当时有人提到新作者出版不易时就说：“假若你只是一位未成名的著作家，假若你又没有名人给你吹嘘介绍，那么你的作品便只能在书局底编辑所中旅行，而决不能在书局底发行所里占得一席，于是你底著作家生活便只好宣告终结了。”
这段牢骚话若比照现实，现实要更加残酷。1924年朱自清已算在新文化圈中很有些名气，但他为诗人遗稿《梅花》的出版仍然碰了好几回壁。据他的话说是“几乎已经绝望”！《梅花》要到诗人死后整整六年才正式由开明书店付印。更遑论诗人若在世，由他自己去闯世界、找门路和讨人情。
诗人独自在上海飘零，性格又“生而多感”，这样的性格和处境令他多情而渴望着爱。但经济的困窘、样貌的平凡(据白采说是“面目瘦削，目眶深陷，两目突出”)和处于新旧之交的社会使得诗人恰恰在寻爱的途中又屡屡碰壁。
诗人早年在平阳老家爱恋过一个女子，但后来两人劳燕分飞，女子嫁做了富家之妇。正所谓“她现在有了丈夫了，她现在已做了个大家的媳妇了。有了丈夫的女人是不好和男人谈天的，做大家底媳妇更不该啊! 她不像从前的要和我说话，或者也懂得这个道理吧？ 从此她不能再叫我‘慧哥’，我也不好再叫她‘芊妹’了。”
与“芊妹”无缘后，诗人大概是顺了父母的意，在老家成过亲，但这门亲事肯定不能让他感到满意。到了上海，男女同学，又是美专，诗人接触异性的机会多了不少。诗人就此放下旧情，忘却家眷，在都市中寻找起了真爱。
他先要求一位懂些文墨的女同学做朋友，频繁去信，“信上恭而且敬的喋喋不休”。后又因为一种错觉，向一位仪态停当的女同学，凭空的絮絮叨叨又写了许多。不幸诗人两次求自由爱的努力都失败了，而且从周边人的眼中看去，他这两次贸然的举动，不但得不到同情，还受了意外的侮辱和难堪。白采就认为，若这样的事出于轻薄少年，犹可事过境迁，或反捏词诋毁。但在善感的诗人那里是非同小可，一恼再恼。于是那些闷在心里的怨气，发在身上日冷夜灼，导致诗人大病了几天。病后他倒是“变革向来的习气，便觉比从前老成多了”。
求爱之路不顺遂，诗人并不是特例，而是五四青年的常态，经常使他们已烦闷重重的心上又添上一层更厚的烦闷。这背后实际映射了一个个脱离老家乡、大家族、小家庭的孤独者在都市中感受到的寂寞和隔膜。诗人在上海至宁波的轮船上就写道：素不相识的人面，素不相识的人心，来同享这风波的生活，早已习以为常了。从他们底眼中看出一个冷淡的我；从我底眼中又看出许多可怜的他们。这中间——这中间，说薄呢，仅隔一张纸；厚，又何止万重山？这就是所谓人间世了！
在上海游园时，诗人又大有感慨，说：半淞园里有山，有水，有花，有柳。红红绿绿的，向我含笑，好像我底旧相识。里面又有许多游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也许他们底红红绿绿胜过花和柳。却个个都是隔膜的。
既然倍感都市中人的隔膜，那么诗人为何不“归去”呢？其实对于家，诗人的感觉是复杂而尴尬的。
一方面“归去”并不现实，长年的离乡使得诗人距家人父子等旧日伦常关系越来越远。因此他和好友也很少谈起家中的事，足见在日复一日的孤独生活中，家对于诗人的渐渐淡漠，渐渐疏离。更重要的是父母、妻子、兄弟或多或少都有些埋怨诗人不断求学给他们带来的负累，同时又希望多年在诗人身上的“舍本求利”不要落空，诗人能早日在外功成名就，再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这些都成了他有家难回的缘故。
另一方面诗人的实际情形与当时万千中国人相似，进了城，却仍留着一根尾巴在乡村。诗人并未决绝到与家庭、家族彻底断绝关系，他其实相当在意自己是不是“失巢之鸟”、“丧家之狗”。正如鲁迅所说：“从近时的言论上看来，旧家庭仿佛是一个可怕的吞噬青年的新生命的妖怪，不过在事实上，却似乎还不失为到底可爱的东西，比无论什么都富于摄引力。儿时的游钓之地，当然是很使人怀念的，何况在和大都会隔绝的城乡中，更可以暂息大半年来努力向上的疲劳呢。”因此诗人仍偶有回家省亲的举动，而且从他所写的回乡诗中可看出久居上海后回到温州老家，其内心是非常愉悦的：
带一般的河，带一般的路，青松、乌、竹林、梅树，密密地藏着村舍数间，微微地起了炊烟数缕。转过山湾，走过小桥，便眉开目展，百念全消——却是我家到了！我家到了！
阿妹和两个小弟看见我，叫了声“阿哥，你归了！”父亲、母亲都含着笑容，呼一声“儿呀，归来吧！”还有个她，她呢，只背着人低声地说：“你为甚来得这样晚？”这一问，却引起我一种异样的感觉；不知为什么，只是说不出。
满盘笋，满盘鱼，满盘的野蔬，竟使我忘却了风涛底滋味。家人底慰语，邻人底慰语，情人底慰语，竟使我忘却了四围底咒诅。找什么同情？寻什么正路？罢了！罢了！我家自有真乐趣！
但初进家门的感情再新鲜浓烈，对于一个实际已如浮萍般无安身立命处的五四青年来说只是暂时的，有时短到不过区区几日而已。几日之后，诗人眼中自有“真乐趣”的家就变了副模样：
吃罢了晚饭，闲倚篱门，看那四山渐渐的做就黄昏。农夫背着锄头归，鸟儿纷纷入了林。只可怜那暮色苍茫的古道上，踉跄着，踯躅着，一个失意的行人！
失意行人的形象附着的是诗人不得不面对的经济问题，社会上升问题、恋爱问题和家庭问题，这种种人生问题对诗人和万千五四青年来说总要求一个解答。但在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内在的结构性矛盾恰使得其越来越无力解答青年面对的人生问题。这首先表现在新文化的应和者越来越多的同时，其整体形象却在趋于坍塌。
1919年李大钊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是新文学》，按照他的标准大概很少有作品可算得上真正的“新文学”，但李氏自家园地——《新青年》和其学生之势力范围——《新潮》上的作品总有不少应能在真正的“新文学”行列。但到1924年已有学生直接说：“我们的国文先生的学问，我们已给他计算出来了：六本《新潮》，十二本《新青年》。”这种说法颇值得深思，本来那些国文先生尤其是小地方的国文先生若能读《新青年》和《新潮》里的文章，大概正是数年前新文化运动巨子们所热切期望的事。当理想终于成为现实后，却变为只是区区“杂志之学”，就颇令人诧异了。因为这带来了一个问题：若国文先生们能读《新青年》和《新潮》都犹嫌不足，那么追随新文化运动的青年们到底该读什么呢？这实际提示着新文化运动正走向深刻的分裂。
这种分裂清晰地体现在白采会向诗人揶揄讽刺那些所谓新文化的“提倡先生”。在白采眼中，“提倡先生”们坐在学校、报馆、书局里拿着月薪，整日里“撺掇我们，去跟着摇旗呐喊”，将“艺术的人生”，“人生的艺术”等等说得天花乱坠。由此“纯朴的青年脑筋里，都赐给一个永不切实际的幻梦”。其实这批人日夜张罗奔走的是洋房、汽车和爱人的计划。青年费了心血的作品，他们何曾真有心思看过一回？却害得青年有田不守，有家不归，父不以为子，妻不以为夫。
白采的这番话部分折射出新文化的提倡者在当时青年心目中的低落形象。这就引出了新文化运动走向深入后的第二个矛盾——青年引领者表与里的落差。
新文化运动时期，无论在北京、上海、杭州等中心区域，还是在各个地方上都有不少充当着青年引领者角色的潮头人物。这些人物带领青年阅读新书刊，谈论新思想，为他们答疑解惑，扫魅去魍。但需要注意那时读书人的代际更替较从前要快得多。这些引领者其实都比其追随者大不了几岁，甚至还要小几岁。诗人的引领者就是如此。无论是他的老师朱自清，求教对象白采、周了因等，他们自己亦年纪不大，亦处于深深的迷茫和困境之中。引领者内里的不确定导致的是被引领者更深重的自我怀疑。诗人曾写过一首诗叫做《什么时候才会觉醒呢》。但没几天，只是因为周了因对诗人说：“文学真是没用，除非天天催人去死罢？”诗人就写了另一首诗名《觉醒后的悲语》，其中颇绝望地说：“文学始终是生底挽歌呵，但我们总是天天在这儿苦唱着。”
在1920年代，青年的“觉醒”其实是难求的，而他们“觉醒”之后却仍在悲语；文学是要青年耗费心血去做的，但最后仍成了“苦唱”和“挽歌”。这种困局逼着诗人从书本、报纸、杂志和稿纸中抬起头来看看周遭的世界了。但他的脑筋已被各种各样的新学说跑过马，肉身又陷于现代病症充盈的上海魔都，诗人能看到什么呢？
看街头，诗人发问：一样的街上，为什么来往着许多不平等的车辆？男、女、老、幼的人们，整日里在这里跑来跑去，究竟为的是什么？在诗人看来这个问题，“要等没有这条街的时候，才会解决呢”！
看租界，诗人发现了资本家的极欲和穷奢，因为他们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黄金楼阁、锦绣院落。
看自己和这座城市的关系则更是一堆问题和矛盾。在诗人眼里：我所处的地方是黑暗的广场，我底伴侣都是凶恶的魔鬼和昏闷的醉人。我所见到的东西都是杀人的利剑。我是为光明来的，为什么走入这个地狱？我是为找同情来的，为什么反遇了隔膜？ 我是为讨微笑来的，为什么偏碰着了仇敌？我底希望被他们夺尽了，我怎么还恋恋于此呢？
这种发抒因个人内心的烦闷而起，最后则指向现代都会的暗面。宗白华在给郭沫若的信中也曾说到：“上海这个地方同我现在过的机械的生活，使我思想不得开展，情绪不得着落，意志不得自由。”这些话都指向了新文化运动的第三个深刻矛盾——当传承数千年的家国天下连续体已被撕裂，正亲身经历着现代“大脱嵌”过程的青年们究竟往何处去？
以往我们把五四青年的“冲决网罗”想得实在太过容易和太过坚定，同时也对他们“冲决网罗”后的境遇与心情关注不多。其实“冲决网罗”若真的如此容易，青年们的“激进化”潮流反而不易如此洪猛，但当时青年的处境和心绪却是用另一个词形容反更为妥帖，那就是“进退失据”。杨昌济就发现青年们既“对于旧有之道德既存蔑视之心”，但同时又对“东西各国民所以立国之根本复无所闻知”，因此经常“怅怅无所之”，在杨昌济看来“此极危险之现象也！”
危险在何处呢？危险在“怅怅无所之”的状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总有其突变之一日，而突变的表现就是青年的迅疾“左转”和膜拜“主义”。王汎森即指出：“左转”和膜拜“主义”能够为原子化的，脱嵌出传统意义世界的青年们提供大经大法，赋予他们生命意义和目的感，使得他们对日常生活中极度的烦闷与困惑有一线解决的希望。大概1923年中诗人就成为了“左转”大军的一员。在诗人看来他身处的这个“现代”实在是恐怖的——“狰狞的像个魔鬼”，“口中所吐的气能变成瘴雾”，总是把“黎明般的希望之光，弄成地狱般的黯淡”，于是他要起来革命了。
因为诗人的“革命”是面对整个恐怖“现代”的，所以其是爆发式的、大席卷的和终极性的。这样的革命对象众多，在诗人那里既有资本家、又有强暴者，还有智慧者。因为“资本家压迫我们的贫乏，强暴者征服我们的无力，智慧者玩弄我们的愚拙”，“财产，军政，学术———、所有的一切，无一不是杀天下杀后世的啊”！由此就必须“打破财产阶级，打破势力阶级，打破智慧阶级，来作一番宇宙万有的大解放”！
不过这种宇宙解放式的“革命”诗人因其早夭而无缘得见了，但有意或无意闯入“革命”竞技场的青年则更多。“革命”是他们应对恐怖“现代”之挑战的决绝方式，但也令他们被现代的桎梏缠绕得更紧、更苦。这种苦按照瞿秋白的话来说是“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是实在不能胜任了”。于是他们中很有一些就变作了十数年后说着“多余的话”的“多余的人”。
阅读原文
作者｜瞿骏（本校历史系副教授）
来源｜文汇报
编辑｜吴潇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