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在上海社科会堂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座谈会”。会议指出，全市理论社科工作者，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深入挖掘浦东开发开放30年的基本经验、根本立场和实践逻辑，全面系统总结其对于丰富发展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的理论价值和思想启迪，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努力创造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展现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气象提供智力支撑。现刊发其中4篇发言，以引发进一步思考。

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是成为引擎的关键

周振华

　　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浦东“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浦东乃至上海必须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资源配置能力，提高对资金、信息、技术、人才、货物等要素配置的全球性影响力。

　　为何要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首先，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对全国各地而言，都在考虑怎么服务好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浦东，也包括上海，要从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角度，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这对于浦东乃至上海来说，是一个很高的定位，提出了综合性、引领性的要求。相对来说，国内其他城市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可能更关注某一方面，例如做好实体经济、互联网经济或者充当市场中心等。
　　其次，增强全球服务功能，是浦东乃至上海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的基础条件。成为中心节点靠什么？成为战略链接又是靠什么？靠的就是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有了这项能力，就可以成为中心节点，也可以成为战略链接。
　　第三，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内需为战略基点，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国内大循环是低水平的大循环还是高水平的大循环，这两者有重大的区别。低水平的国内大循环并不能满足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而且也很难参与国际循环，更谈不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因此，我们所要构建的国内大循环，必须是高水平的大循环。从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角度来说，浦东要能够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水平，努力成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关键引擎。

　　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路径

　　首先，要提高全球网络连通性水平。全球资源的配置不是通过一个个点进行配置的，也不是通过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进行配置的，而是通过全球网络来进行配置的。只有具备很高的全球网络连通性，才能具备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提高全球网络的连通性，不是靠地方政府互相之间建立友好城市，而更多是依靠全球性功能性的机构和公司，包括跨国公司总部、全球生产者服务公司、全球研发中心，等等。在浦东乃至上海，这些机构的数量虽然已不少，但大多是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权能有限，主要起大区域协调管理作用。另外，在这些总部当中，多为外来跨国公司总部，真正本土、本国的跨国公司总部数量并不多。因此，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的，“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
　　其次，要能够掌控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现在的全球资源配置不像传统的那样，主要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而更多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来进行。只有对全球产业链有很强的掌控性，才能够在全球产业链中发挥最关键的作用，真正具备很强的资源配置能力。那么，靠什么来掌控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一是手中是否掌握关键技术、关键元器件、关键材料，掌握了这“三个关键”，基本上就可以掌控全球产业链。二是在某些产业领域技术基本上趋于成熟，或者供给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加强对全球资源的系统集成能力。有系统集成能力，就可以掌控全球的资源配置。三是通过确定国际标准、树立产品品牌和企业品牌，也能够掌控全球产业链。
　　第三，要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我们现在虽然也在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而且比重越来越大，但能级水平、服务半径还有待提高。如果现代生产者服务业服务半径仅限于上海范围，或者扩大一点到长三角甚至全国，都还不足以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伦敦、纽约、东京，这些全球城市的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主要是面向全球市场，它的服务半径是全球范围，能够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重大作用，这也正是我们现在还欠缺的地方。
　　第四，要提升全球运作平台的能级水平。这种平台就是通常讲的各种各样的市场，包括线上和线下，可以通过这些平台开展全球业务。把这些平台逐步建立、健全起来后，还要着力提高平台的运作效率，扩大平台的运作范围、辐射范围，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
　　最后，要提升异地配置能力。全球资源配置方式主要不是本地配置，更多是异地配置。从国际角度来说，大多是离岸配置，在岸配置是少数。从国内来说，大多不是在上海本地进行资源配置，而是在长三角区域、在长江流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这一点恰恰也是上海比较欠缺的地方。对照现状，浦东和上海还有一定差距，需要进一步努力。

　　（作者为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以改革系统集成谋划新举措
张晖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浦东30年开发开放所发挥的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者”作用，并对浦东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和实现现代化建设新战略进程中，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新的建设目标，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

　　浦东为制度型开放提供样板和经验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浦东因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开放也是改革，通过开放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引入国外技术资本和管理做法，形成中国经济生活中资本技术投入增量和经济运行管理的参照，激发经济活动方式的多样性，为经济发展增添活力。
　　浦东的开发开放，是党中央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第一阶段成功“开局”后作出的重大决策，以“新区”体制和工作模式为浦东开发开放做出科学准确的“定位”，要求浦东承担起改革开放“先行者”“排头兵”的使命。也正是依托上海经济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经济贸易产业等综合性基础性能力，凭借“新区”体制的灵活性和探索性以及积极进取的工作作风，浦东出色地完成了中央赋予的改革开放多项“先行先试”的工作任务。特别是2005年6月后，浦东取得“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授权，由此强化了改革开放综合推进的工作思维和行动自觉，增强了改革任务内容的协同配套，引入了对改革开放“综合”效果的工作评价标准。浦东30年开发开放创造了多个“第一”，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在中国经济从“商品型”开放到“要素型”开放、再到“制度型”开放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3年9月29日，位于浦东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中央要求用三年时间“先行先试”，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实际上，上海自贸试验区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形成相对完整的自贸区管理办法。2015年5月，我国第二批“自由贸易区”就顺利挂牌启动运行，表明浦东为我国全面进入制度型对外开放提供了样板和经验。

　　如何加强改革系统集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明了浦东新的历史方位和使命，要求浦东在我国新的发展征程中，努力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彰显“四个自信”的实践范例。其中，他特别强调，要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力。以改革系统集成谋划新举措，就要聚焦基础性和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加强改革系统集成，要求我们在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深刻理解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作为我们工作的“第一要务”，以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作为推进各项改革的物质基础，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带动其他各项改革协调跟进，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要特别注重加强对经济体制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任务的高度重视和统筹推进，创造更加宽松的改革环境和相关配套条件。
　　加强改革系统集成，要求我们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坚持市场化改革，特别是重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重视加快培育要素市场，使各类生产要素顺畅流动；结合“五大中心”建设，发挥好中心城市对于经济运行中资源配置的作用。浦东已经配置有各类要素市场交易的平台机构，需要更多“自主改”的主动作为，以金融改革为先导，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流动活力和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探索政府与市场的互为“感知”和作用机制的互补，培育更加宽松的营商环境，完善政企、政社之间的运行关系。
　　加强改革系统集成，需要重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着力加快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发展等多层次内容的协调共进。作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实现大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撑因素，是产业体系发展的第一动力和产业安全的第一保障。因此，我们要立足既有的产业发展基础，梳理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以产业集群建设促进技术进步，引导培育企业技术战略联盟，及时发现短板，促进产业技术联合攻关，培育形成区域、产业集群之间的新型分工合作关系，开创科技进步工作机制的新局面。
　　加强改革系统集成，要求我们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准确判断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在制度型开放方面主动对接国际经济运行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在国际经济金融贸易活动中，积极参与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制定和修订。要以更加宽阔的胸怀拥抱世界，善于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浦东处在制度型对外开放的最前沿，更加需要以“系统集成”指导新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承担新开放举措面临的“压力测试”任务，促进制度型对外开放不断深化推进。通过加强重大制度创新充分联动和衔接配套，放大改革综合效应，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加强改革系统集成，要求我们在思考谋划和具体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从时间维度上，协调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发展的关系；从空间维度上，协调处理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以及在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发展中发挥好“龙头”作用的关系。结合“十四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将区域空间城市功能发展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战略目标有机统一，结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形成政策取向上的相互配合，谋求区域合作共赢，开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工作新局面。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全力打造浦东自主创新新高地
杜德斌

　　当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中国科技发展的外部环境已有实质性改变，原先通过融入世界市场获取专业技术推动产业升级的发展模式可能已经走到尽头。这一态势将对中国未来科技发展路径产生深远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要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更好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这为未来浦东新区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
　　浦东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升
　　30年来，浦东新区坚持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相得益彰、创新功能与城市功能一体建设，推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总体架构基本形成，城市科技创新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加速提升。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上海科创中心的核心功能区。一方面，高端创新要素加速集聚，核心功能区初具形态；另一方面，高端要素的集聚正引领科创中心功能加速提升，催生了一批重大科研成果。但是，这些发展与总书记提出的“要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更好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突破一批核心部件、推出一批高端产品、形成一批中国标准”的目标要求还有不少差距。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目前，浦东新区虽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蓬勃发展，但至今缺少像华为、腾讯、大疆、海康威视、科大讯飞那样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强大创新能力的本土科技企业。同国际著名科创中心城市或区域相比，上海的差距更大。从世界R&D（研究与开发）投入100强企业的分布来看，东京有11家，硅谷有9家，纽约有7家，首尔有4家，北京有4家，深圳有2家，而上海一家也没有。从世界PCT专利产出100强企业的分布来看，东京有27家，硅谷有7家，北京有5家，深圳有2家，上海一家也没有。正是因为缺乏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龙头企业，上海创新产出也远远落后于东京、硅谷等世界著名科技创新城市或区域，与深圳和北京也相差甚远。据统计，2019年，深圳市的PCT专利申请量为17870件，北京6439件，东莞2888件，上海位列全国第四，仅2743件。缺乏创新龙头企业已成为制约浦东新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最大障碍。
　　浦东新区之所以缺乏创新龙头企业，与长期过于重视外资企业的政策导向不无关系。上海集中了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总数的1/4和世界500强所设研发机构的1/3，大型跨国公司在华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研发中心绝大部分位于上海。多年来，在沪外资企业R&D投入占全市企业R&D总投入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上，这一比例不仅高于国际著名科创中心城市，也大大高于北京、深圳等国内相似发展条件的城市。经验显示，世界多数国家外资R&D的比重在30%-40%之间，一些科技实力雄厚的国家，如美国和日本，这一比例为5%-15%。一些研究显示，如果外资企业R&D占比超过40%，就会对当地企业的发展和技术创新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
　　应该说，大量的外资企业为上海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应该看到，其对本地创新策源能力的形成并没有发挥太多的作用，这是由技术这一战略资产的国家属性决定的。外资企业的科研项目一般由母公司提出，公司总部通常会将一个完整的研发流程片段化，在华研发中心往往只从事整个研发过程中的一个模块，研发成果也是以内部转移为主，技术溢出较为有限。而且，在沪外资企业大多来自欧美等西方国家，其母国大多有着严格的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措施，核心技术不太可能流入中国。因此，寄希望于通过吸引外资企业来增强上海的自主创新能力并不现实，更不用说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中国标准。
　　如何培育本土科技龙头企业
　　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本土科技龙头企业，是提升浦东新区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的重要路径。要培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本土科技龙头企业，浦东新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要合理调整资源分配。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自主创新绝对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浦东新区要进一步利用“开放”这一最大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创新资源，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要坚持以本土企业和创新机构为主体，要着力壮大本土科技企业规模，提高本土科技企业创新能力，尽快扭转外资企业R&D投入占全市企业R&D投入比例过大的局面。从长远来看，应将本土企业R&D投入占比提高到70%左右，增强本土科技企业对全球创新活动的主导性和掌控力。
　　第二，要更加注重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培育本土引擎企业，要从小微企业抓起，给小微企业足够的生长空间，给民营企业更多的优惠政策。要在提升创新环境的包容性和创新政策的普惠性两个方面下功夫，使创新政策更多体现公平、普惠和实用的原则。要大力弘扬包容性的创新文化精神，既要鼓励“精英创新”，更要激励“草根创新”，还要包容“草莽创新”。要更加重视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抓紧制定加快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相关激励措施，使民营企业逐步成为本市科技创新发展的主力军。
　　第三，重塑上海城市文化，培育商业冒险精神。创新是一种冒险行为，敢于冒险是企业家最为优秀和独特的品质，只有在充满冒险精神的文化土壤中才能成就一批伟大的创新型企业。上海需要博采国内外先进商业文化之精华，在继承精致主义、契约精神等传统价值基础上，通过注入现代商业理念、精神动力、经营哲学、法律意识、道德审美观念等伦理精神，把上海打造成当代创新创业型“冒险家”的新乐园。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院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杜德斌工作室首席专家，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美国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
唐亚林

　　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浦东开发开放30年取得的显著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供了最鲜活的现实明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最生动的实践写照。关于城市治理，他提出要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
　　回顾30年历程，浦东的开发开放，既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积累了制度创新的新经验，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发展的新模式，走出了一条“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城市发展新路。
　　人民本位观引领的城市发展新理论
　　浦东30年开发开放历程，形成了人民本位观引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城市发展新型理论范式。人民本位观是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以人民为本位的集体主义哲学观。城市发展理论范式的演变过程，是一个日益突破资本桎梏、彰显“以人为本”价值追求的过程。人民的城市不是资本家和富人操控的城市，也不是精英掌控的城市，而是各阶层各群体和谐聚居、共同生活的城市，其深层次的哲学基础就是人民本位观。人民本位观引领的城市发展新型理论范式的最本质内容，就是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人民本位观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人民需求观，即人民的需求构成城市发展的基础。人民需求既包括满足人身需求的物质性需求，又包括满足人心需求的精神性需求，还包括基于共同体而生的家国情怀。人民需求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当前，人民的需求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人民需求观的内涵与结构的变动、品质与品位的提升，既构成城市发展的基础，又构成城市发展的压力和动力。
　　二是人民主体观，即人民是城市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的创造构成城市发展的主题。城市发展是通过各行各业的分工与合力来综合推动的。人民主体观的实现，首先是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伟大创造，其次是要创造让所有城市人民才智充分涌流的制度体系和发展环境，再次是要形成人民共建共治共享城市治理及其发展成果的新型格局。
　　三是人民幸福观，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又是城市发展的目的，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全部奋斗目标所在。人民生活的美满幸福，人民身心的自由发展，人民安全的秩序保障，是人民幸福观的三大内核。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不断提升城市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就是城市人民实现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城泰民安、政通人和。
　　创建人民全方位参与城市治理的新机制
　　城市治理既是一个专业治理的过程，又是一个志愿治理的过程。城市的专业治理过程，无论是决策、执行、监督，还是评估，都需要有城市人民的广泛参与，这是确保城市治理人民性的制度保障。城市的志愿治理过程，是无数志愿者奉献爱心，加入各类志愿组织或者社会组织，参与各类社会治理活动的过程，是人民主体性的生动体现。城市治理也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过程，从需求的表达、政策的制定、服务的提供、秩序的建构等环节来推进人民全方位参与城市治理，需要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持续的创新。
　　浦东新区要成为体现高水平改革开放要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首先在专业治理领域，要推进高效服务型政府治理体系与卓越型政府治理能力建设进程，重点在回应型政府、责任型政府、透明型政府、参与型政府、协作型政府、效能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这八大政府理念、机制与形态建构上做文章。
　　其次，在志愿治理领域，要大力推动各类志愿组织、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尤其是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要综合发挥多主体、多层次、多力量的合力作用，给志愿组织等放权赋能，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建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体系，推动志愿治理与专业治理的有机连接，尤其是通过技术治理的方式，创造专业治理与志愿治理相叠加的开放性网络状结构体系，形成无数个个体间、个体与组织间、组织与组织间进行有机互动的关系对接点与利益连接点，进而将专业治理的专业精神与志愿治理的志愿精神有机结合。
　　再次，在城市治理综合领域，要搭建和创造人民全过程参与城市治理的空间、平台、机制与制度，推动人民参与城市的建设、治理与发展全过程。通过搭平台、建机制、重监督，建立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愿望的渠道、平台与载体，让群众的多元化需求得到畅通的表达，建立健全服务提供机制、服务监督机制、服务评价机制，将民众的满意度作为城市治理的最高考核标准。
　　塑造人民城市新型动力机制体系
　　城市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发展，而且包括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生态发展等多面向的内容。其中，文化发展是体现一个城市综合实力和城市独特魅力的最佳“窗口”和核心“标识”。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来说，城市文化不仅传递的是人民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还包括人民热爱城市、热爱生活、关心他人、共荣发展的友爱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政府与城市人民相互信任、彼此支持、共同奋斗、合力发展的信心和精神。
　　浦东要成为体现高水平改革开放要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必须要大力塑造“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新型动力机制体系，而文化动力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为此，需要大力构建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广大居民广泛参与的协商文化，大力构建广大人民共享城市发展成果、走向共同富裕的共荣文化，大力构建城市包容共生的胸襟与开放多元的文化。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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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郑海容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