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十七年文学（1949-1966年）的评价是否已经盖棺定论？前天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当代文学与革命中国”研讨会就是以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蔡翔新作《革命/叙述》为例，讨论前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和那段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
《革命/叙述》作者蔡翔，评论家李陀，学者罗岗、刘禾、贺照田，作家孙甘露等几十位学者作家与会，研讨会一方面在评价《革命/叙述》一书，更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十七年社会主义中国遇到的难题和十七年文学对革命中国的想象。
国家政治和写作者的默契与暧昧
所谓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到“文革”（1966年）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代表作包括《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创业史》、《红岩》、《暴风骤雨》等。而长期的观点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只是政治副产品，文学盲从于政治，属于革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对于十七年文学的理解，也导致对那段时期文学艺术研究的停滞，甚至认为没有什么好谈的。
蔡翔的《革命/叙述》从国家和地方、英雄和传奇、动员结构、技术革新、劳动等不同方面对1949-1966年期间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叙述与文化想象进行了多种角度的讨论。蔡翔在强调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同时，并没有刻意回避其经历的曲折，而是在整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探讨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在《革命/叙述》中，蔡翔有效地躲开了“反映论”对思想和思维的控制，把这段文学当作文化想象对待。
蔡翔在书里首先对“革命中国”做了概念上的界定，他说：“在我的叙述框架中，‘革命中国’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使用这一说法，目的在于划出一条它和‘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必要的边界。所谓‘革命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展开的20世纪社会主义理论思考、社会革命和文化实践。”在蔡翔看来，中国和社会主义解释为一个历史的运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一种自我否定的紧张乃至继续革命的冲动。对社会主义妖魔化或者理想化、乌托邦化，都不足以解释社会主义前三十年遭遇的困境。
十七年文学重点当然还是政治，蔡翔说，“并不是匆忙地剥离它和政治的关系，情况可能相反，我们必须将其置放在和政治的关系中，才能更深刻地进行讨论。在某种笼统的意义上，这一时段的文学主要集中在国家/世界、个体/群体、民族/阶级等等的想象范畴中，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或想法。正是对国家、民族和阶级的强调，构成了这一段的文学强烈的政治化特征。”考察这十七年文学，蔡翔认为，“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当国家政治和写作者的立场形成一种高度默契的时候，写作者和政治总是呈现出一种亲密的关系，可是，一旦这一政治和写作者的个人立场发生冲突，其中的关系就会变得非常暧昧。”
文学的乌托邦想象
事实上，正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教授所说，这一二十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惨不忍睹，文学批评素质的下滑，导致文学研究边缘化，而更重要的是，“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一样，文学研究需要带来新问题。但在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的框架内，没有办法处理社会主义文学。但十七年文学在那个时代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十七年文学研究，能够提出重要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应该和其他学科不同。”与此同时，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刘禾也认为，重要的是文学研究到底能提出什么重大问题。“我所关注的是，文学文本与历史的互动关系。以小说《暴风骤雨》为例，小说中对土改的文学想象，在后来成为土改的蓝本，后来的土改就是按照《暴风骤雨》蓝图进行的，小说中的文学描写甚至创造了土改的细节。”
评论家李陀认为，《革命/叙述》所讨论的问题，貌似是老问题其实也是新问题。作为一本文学评论作品，尤其是针对十七年文学研究作品，怎么看《革命/叙述》？这本书的副题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李陀更强调的是文化想象一面。“1949-1966年时期的文学，是对乌托邦的想象。这段时期文学中，文学作为总体性文化想象，包含着革命面对未来的文化想象。”而十七年文学不仅仅只是文学，也是关于社会主义中国，关于革命中国。在《革命/叙述》中，李陀认为蔡翔概括了社会主义中国6个难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时期的“尊严政治”问题；社会主义中的“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的关系问题；集体利益正当性和个人利益合法性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危机的复杂内容和历史原因问题；社会主义时期中“新思潮”和“文革”的关系问题，等等。
《东方早报》 日期：2011年6月21日 版次：B07 作者：石剑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