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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唐小兵:四手联弹《两地书》

2012年03月20日

  1925年前后,鲁迅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兼职,讲授中国小说史。他与许广平的感情生活也正是从此时此地开始。

  学生给老师写信,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于鲁迅却牵引出一份弥足珍贵的感情。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第一次写信给鲁迅。在这封信中,她这样介绍自己:“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讲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坐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这封信的意图是希望鲁迅给处于困厄中的自己指明一条精神的出路,她甚至在信的末尾直接呼吁鲁迅“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信的署名是“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许广平写信态度谦卑,却又不无调侃和自嘲,而在信中对校园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评论却是辛辣直接。

  鲁迅在收到信的当天就写了回信,信抬头称呼许广平为“广平兄”。在这封回信中,鲁迅先是评论了女师大的校风,然后很坦诚地阐述“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他觉得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鲁迅将“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是“穷途”,鲁迅说他不会像东晋名士阮籍那样痛哭而返,而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鲁迅最后将自己对付苦闷的态度归结为“专与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做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也就是他后来常常讲的“反抗绝望”和“韧性地战斗”的意味。歧路与穷途之间,鲁迅似乎是闲适而从容的,其实这种表面的轻松隐含的恰恰是他决绝的无所顾忌直面人生的心态。

  鲁迅的这种生活态度引起了许广平的共鸣。在3月15日的回信中,她说自己在遇到“荆棘”的时候,要“尝遍之后,然后一根根的从身上拔下那些刺来,或者也无须把那些刺拔下来,就做我后天的装饰品”。她认为鲁迅对付苦闷的方法是“最高超、最须要的”。在这封信中,许广平对鲁迅以“广平兄”称呼她“诚惶诚恐”,因此请求鲁迅给予一个说明。她问道:“先生吾师,原谅我太愚小了!我值得而且敢配当‘兄’吗?绝无此勇气而且更无此斗胆当吾师先生的‘兄’的;先生之意何居?”这就引来了鲁迅对此的解释。他说对于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都称“兄”。其他较陌生的就称“先生、小姐”之类。到了4月8日的一封信中,鲁迅开玩笑地将许广平称为“小鬼”。他这样写道:“一面又觉得无聊,又疑心自己有些暮气,‘小鬼’年青,当然是有锐气的,可有更好、更有聊的法子么?”从此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期,许给鲁迅的信署名都是“小鬼许广平”,并常常在信中以“小鬼”自谓,两人幽默之气质、性情之投缘可见一斑。

  鲁、许通信中除了对社会生活、校园情况的交流外,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对鲁迅作品的品评。许自然对鲁迅的文章推崇备至。她在对鲁迅散文《过客》的评论中这样写道:“他‘不愿意喝无论谁的血’,在‘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之后,他的心地是何等光明悱恻,‘流血’仍且前进‘闯入深坑’。”但鲁迅却劝她别太过于“轻信”,他反思自己的文字时毫不留情:“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只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偏激的声音。”所以,他建议许广平等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年轻人,“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简言之,鲁迅反对那种鲁莽和无谓的牺牲,强调斗争的策略。这既表明了他对社会黑暗的“清醒的认识”,同时也表明他是不会将青年的血来“染红顶子”,将青年的生命当“炮灰”和“工具”的。

  鲁迅常为研究者所称道的“韧性的抗争”、“反抗绝望”或者说“横站”的精神气质,在这些早年的《两地书》中一览无余。在与学生许广平的自由而平等的精神交流中,鲁迅展现出一个自嘲而讽世的内心世界,同时他也担心这种“阴暗而牵缠”的情绪影响到年轻一代的成长,故而不时在灰阑般的叙述的尾端,绣上一段若有若无的“光明的花边”。鲁迅与许广平在最初的这段书信往来,弥漫着嬉笑怒骂而自由挥洒的才情,有自我心灵的开掘,也有对人世间阴冷事物的白描,更多的是对女师大学潮的观察与评论,还有对当时北平文艺界和杂志界的品评,可以说鲁迅迅速地将心智早熟的学生许广平带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人文世界,双方的精神意志是高度共振而融洽的。或许晚年鲁迅在沪上十年创作的《花边文学》、《准风月谈》等汪洋恣肆杂文的精神基调和文风,也与这段时间的书信体的创作有密切关系。

  鲁迅的人生观在1925年6月13日夜写给许广平的信中的一段话展露无遗:“我明知道几个人做事,真出于‘为天下’是很少的。但人于现状,总该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只这一点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即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利用别人,又给别人做点事,说得好看一点,就是‘互助’。但是,我总是‘罪孽深重,祸延自己’,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而已。我的时常无聊,就是为此,但我还能将一切忘却,休息一时之后,从新再来,即使明知道后来的运命未必会胜于过去。”明知所谓的友谊其实是暗含算计的利用,甚至是过河拆桥的诋毁和辱骂,却仍旧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仍旧投注个人的心血于青年的人生,若说鲁迅有宗教感的话,那么对青年和青年文化的信仰也可算其中之一种吧,或者如阿伦特所言对人的诞生意味的“开端启新”能力的信仰。

  许广平在回信中对鲁迅“忘却苦痛从新再来”的态度大不以为然,她直截了当地说:“我的行动,也甚似被人‘利用’,这是世界的黑暗,傻子的结果,可见事情还是不要‘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免得自己吃苦,而且公举你出来做事时,个个都说做后盾,个个都在你面前塞火药,等你灌足了,火线点起了!他们就远远的赶快逃跑,结果你不过做一个炸弹壳,五花粉碎。”这种极具张力而诙谐的师生间通信,在鲁迅离开北平去厦门大学任教之后就基本结束了,之后的通信似乎是从充满心灵激情的恋爱时期进入了平淡的准婚姻状态,字里行间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的牵挂和自身生活状态的描述。因此,鲁迅与许广平这段最初的书信往来值得不断地重温和体味。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

  《东方早报》    日期:2012年3月20日    版次:B10    作者:唐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