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正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上升,并逐渐从传统公共卫生议题转变为教育体系必须系统回应的结构性挑战。世界卫生组织(WHO)2025年相关报告指出,全球约七分之一青少年正受到抑郁、焦虑及行为障碍困扰,这已成为10至19岁人群疾病负担的重要来源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趋势不仅表现为发生率上升,更深刻影响青少年的学习能力、社会关系建构与自我认同发展,并可能对其生命历程产生持续性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一个关键问题逐渐凸显:当青少年心理健康风险不断上升,学校教育是否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来回应这一变化?同时,越来越受重视的体育,能否助力应对这样的健康风险?
■ 体育教育正从“身体中心”走向“身心整合”
从国际经验看,学校体育正在经历一场从“体能为主”向“情感与社会发展”延伸的结构性转向。
长期以来,体育教育主要以生物医学框架为基础,强调体质改善、运动技能提升以及中高强度身体活动(MVPA)。这一模式在提升学生身体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局限也日益显现,当教育评价高度依赖可量化指标时,体育教育中的情感体验、社会关系与心理韧性等更复杂的发展维度往往被边缘化。
这一问题在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背景下被进一步放大。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在课程体系中强化体育教育的“情感维度”。例如,在英国苏格兰通用的卓越课程(Curriculum for Excellence)框架下,“健康与福祉”是六大板块中的组成部分之一,该板块所强调的课程达标点很多都侧重学生的情感发展与个人品质培养,如信心和自我认同、坚持和韧性、责任和领导力、尊重和宽容等等;新加坡在体育课程标准中,大中小每一个学段都单列出品质与公民教育(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的元素,将社会情感学习(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纳入教育体系,通过课程设计支持学生的社会适应与人格发展,例如在小学阶段的学习成果着重强调尊重、责任、韧性、诚信、关爱、和谐这些要素。这些改革共同指向一个趋势:体育与健康教育正在从身体活动转向情感维度。
■ 同一项体育活动在不同教育体系中会有不同效果
转向的背后,是对体育教育功能边界的重新理解。全球体育教育泰斗,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戴维·柯克提出,传统学校体育长期过度聚焦体能与技能训练,而忽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经验与社会关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负责人朱旭东也在多个场合强调健康教育对儿童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提出要尤其关注“德”“智”“美”在其中的作用。
在社会不确定性增加以及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sity)逐渐受到重视的背景下,青少年的发展需求已不再局限于身体层面,而是扩展至情绪调节、动机维持、社会适应与心理韧性等综合能力。
在这一意义上,“情感领域”(affective domain)并不是附属于技能学习的补充维度,而是贯穿教育全过程的核心结构。学生的情感体验不仅取决于个体差异,更受到课程组织方式、课堂互动结构以及评价机制的系统性塑造。同一体育活动,在不同制度设计下,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教育结果。
戴维·柯克教授将社会理论中的“不稳定性(precarity)”引入教育分析框架。这一概念最初由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提出,用以描述全球化背景下劳动结构的不稳定化趋势。在教育语境中,这一概念被用于理解青少年成长处境:学生课堂中的焦虑、退缩问题,并不必然源于个体心理,而可能与家庭结构变化、社会经济压力以及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
基于这一前提,如果忽视这些背景,学校教育就容易将复杂社会问题的“个体化”,误读为心理或行为问题。这不仅限制了问题的解释深度,也影响教育回应的有效性。与此同时,教师群体同样处于结构性不稳定之中。编制差异、绩效压力与责任风险,使教师职业稳定性面临现实挑战。由此,学校教育内部呈现出学生与教师“双重不稳定”的结构性状态。
■ 要实现“身上有汗”“眼里有光”仍有距离
在中国语境下,这一问题具有更加紧迫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中国持续强化学生身心健康的制度性安排。《“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以及《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等政策文件,均明确提出学校体育在促进体质健康的同时,应承担心理发展与社会适应的育人功能。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进一步提出,通过保障学生体育活动时间,实现“身上有汗”与“眼里有光”的双重目标。这一政策表达,标志着学校体育从单一体能训练,转向身心协同发展的综合育人导向。
然而,从政策设计到学校实践,却仍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现实中,学校体育在运行层面仍以体能发展与技能训练为主,其评价体系高度依赖可量化指标。这种“可测量性导向”,使得情感体验、社会联结与心理韧性等维度在实践中被相对弱化。当学生的发展问题逐渐从“缺乏运动”转向“情感支持不足”,这一结构性落差愈发突出。
同时,在具体执行层面,“安全优先”的管理逻辑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
部分学校在体育教学中倾向于降低风险性活动比例,以规避责任归属问题。这种理性选择虽然出于安全考虑,但也在客观上压缩了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发展风险判断、情绪调节与社会互动能力的空间。
美国心理学者、《焦虑的一代》作者乔纳森·海特的相关研究指出,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与社会互动减少及过度保护倾向密切相关。这一观点提示我们,如果教育过程持续削弱真实互动与挑战性经验,即过分在意学生的安全,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可能同步弱化。
■ 体育教育改革不在时长而在重构体育活动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体育教育改革面临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增加运动时间,而在于如何重构体育活动的质量结构。当前部分实践中,“时长达标”容易成为主要目标,而活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与社会关系生成则相对不足。
从更宏观视角看,体育教育转型不仅是课程问题,更是系统能力问题,涉及教师教育、评价机制与资源投入等多个层面。如果缺乏稳定的教师队伍与持续专业支持,体育教育从“体能导向”走向“情感导向”的转型就难以真正落地。因此,关键不在于提出更多目标,而在于教育系统是否具备支撑这些目标实现的结构性能力,从而触及学生真实的发展需求。
总体来看,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正在推动学校教育重新审视自身的功能定位。当“不确定性”逐渐成为一代人成长的社会背景,技术变革可能带来最为深刻的学习模式转变,教育所面对的已不仅是知识与技能传递问题,更是如何回应社会变迁对个体经验的深层塑造。
在这一过程中,体育教育被赋予新的意义,它不仅是身体活动的组织方式,更可能成为情感支持与社会联结建构的重要场域。但这一转型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教育系统是否能够提供持续、稳定且专业的制度保障。
从“身上有汗”到“眼里有光”,真正的关键不在于指标的增加,而在于教育系统是否能够承认并回应一个事实:青少年的成长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问题,而是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时代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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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杨静 邱超 杜晓馨(作者单位:杨静、邱超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杜晓馨来自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
来源丨文汇报
编辑丨王越月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