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曾以“桌子”为喻，形容人类社会的公共世界。她说，公共世界犹如一张置于人们之间的桌子。这张桌子既将人们联结在一起，使他们围绕共同的话题形成关联，也将人们分隔开来，使彼此保持适度的距离与差异。城市的公共对话，正是依托这张桌子的存在而成为可能。

　　今天，我们是否还拥有这张桌子？

　　公共领域萎缩，对话面临缺失

　　当代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公共生活转型。人们日益沉浸于私人化的数字空间，公共交往的频率与质量持续下降。电梯中的沉默、聚餐时的各自低头、节日聚会中话题的迅速枯竭——这些日常场景折射出的不仅是行为习惯的改变，更是深层的社会结构变迁：公共领域正在萎缩，而公共对话——维系公共生活的核心机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何谓公共生活？我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实践：它不是基于血缘纽带或利益交换的私人聚合，而是陌生人之间围绕共同关切话题展开的交往活动。在这种实践中，个体不仅表达自身观点，也在倾听与回应中，经由相互承认而形成一种“我们”的意识。公共生活的价值，不在于达成共识，而在于差异得以呈现、分歧得以讨论、陌生人得以彼此正视。

　　公共对话对于公共生活的重建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当公共对话缺失，社会成员便退化为原子化的个体，困于私人生活的边界之内，对公共事务渐生疏离。这种疏离并非个体的道德缺陷使然，而是结构性条件制约的结果——缺乏对话的平台、参与的动力与表达的安全感，公共精神自然难以生长。

　　激活公共对话，乃是重建公共生活的关键路径。

　　阿伦特的“桌子”喻示着这样一种关系结构：陌生人因共同关切的话题而产生联结，形成临时的、议题导向的共同体。

　　而桌子的“分隔”功能，则提示着公共领域对距离感的依赖。桌子既不可过小，那将导致差异的消弭与强制性的同质化；亦不可过大，那将使相互观照成为不可能。公共对话的可能性，恰恰寄寓于这种有距离的共在：承认他者的独特性，同时拒绝、排斥将自身观点强加于人。

　　这种公共对话，何时出现在中国？

　　互联网迭代，呈现“封建化”样态

　　公共对话的出现，与公共领域的诞生密切相关。

　　1998年被称为“中国互联网元年”。BBS（网络论坛）的兴起标志着网络公共空间的诞生。猫扑、凯迪、世纪沙龙等平台成为早期网络公共讨论的重要载体。如今回望，BBS时代确乎是网络公共生活中一个短暂的黄金时刻，不过仅持续了五六年，随着各大论坛的关闭与衰落而终结。

　　以2011年“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为标志，微博时代开启，并迅速取代BBS成为新的公共舆论空间。如果说BBS是开放的对话广场，微博则是以博主为中心的“私人客厅”。微博的对话功能显著减弱：它虽是开放的，身份却不再是平等的，话题的设置、议程的把控集中于博主一人。在BBS时代，竞争的是谁的理由更充分、谁的说服力更强；而微博时代，说理让位于立场宣示——鲜明的立场比审慎的分析更能赢得受众、积累粉丝。大众未必不愿意说理，但在140字（微博发文限制在140字以内）的约束下，说理无从展开。

　　博主为吸引眼球，竞相以出挑的话术与修辞替代客观论证。重要的不再是“说什么”，而是“怎么说”；较量的不是谁的逻辑更严谨，而是谁的立场更极端、话语更刺激、表达更出彩。

　　微博时代失去了BBS时代那种理性、中立、客观的知识分子气质，不再是平等讨论问题的公共领域，而成为立场对立、意见极化、情绪宣泄的空间。BBS是属于知识分子的空间，微博则演化为以明星、商人与网络意见领袖为核心的场域。知识分子并非没有意见，但其意见需要以说理为后盾——而微博恰恰无法提供说理所必需的技术空间与话语空间。

　　因此，阿伦特的那张“桌子”由此开始变形。公共空间不再以公共话题为中心，而以博主为中心，呈现出某种“封建化”的样态——山头林立，圈层固化，每个博主周围聚集着高度同质化的粉丝。不同意见一旦“侵入”，便迅速被围攻、驱逐；反之，“水军”涌入、谩骂攻击，亦可使博主被迫关闭账号。公共对话的平等结构与距离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瓦解。

　　新媒体时代，公开性与理性失落

　　公共对话说到底，是一种启蒙实践。康德曾言，启蒙就是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公开”与“理性”是这一命题的两个关键词。而在新媒体时代，启蒙的这两个维度均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公共对话的第一原则是公开性。BBS衰落之后，公共讨论便失去了其必要的技术结构。进入社交新媒体时代，朋友圈与微信群聊成为内循环、半封闭的社交圈层，与公共空间的性质渐行渐远。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受制于舆论环境，退出公共言说，转而在群聊中表达见解、与同道交换资讯。然而，每一个群聊圈都是一个信息茧房。参与者倾向于接收与理解自己愿意看见的信息，排斥不愿看到的相反观点。久而久之，圈层内部日趋同质化、内闭化，成员误以为圈内所见即唯一真相，本群所持即社会主流意见。没有多元视角，便无从反思，更难以接近真相。封闭的信息茧房与同质化的群体共振，使不少知识分子陷入某种“单向度”状态，蜕变为缺乏反思能力的单面人。在群内同仇敌忾，出群则难以容纳不同声音。

　　新媒体公共性的消解，使当代人进一步“封建化”，割据于一个个自足的圈层之中，失去了BBS时代那种不同立场、观点之间的真诚对话。究其原因，外部舆论环境的变化固然是重要因素，但阿伦特所说的“桌子”在新媒体技术形态中的消失，亦不可忽视。当一张可供不同个体围坐对话的桌子不复存在，平等的、有距离的对话空间便随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无距离的肉搏或隔空喊话。

　　除公开性外，理性是公共对话的第二精神标识。微博是第一步，说理求证让位于简单粗暴的立场宣示，理性精神陨落；自媒体是第二步，标题党与哗众取宠的内容，使启蒙理性蜕变为流量理性；短视频是第三步，感官的直接冲击取代大脑的理性思考，抽象的文字符号不敌视觉形象的即时感受。一个去理性化的感官时代，正在悄然降临。

　　公共生活并非外赋的恩赐，而是通过行动自我创生的实践。每一次真诚的对话、每一次有勇气的表达，都在重建那个经由言说与行动而存在的“我们”。珍视当下的每一次公共相聚——在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中，公共生活的种子正在悄然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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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丨北京日报

编辑丨胡子璇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