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毕业留校的顾颉刚负责《歌谣》的编务，收集家乡的吴歌，研究妙峰山香会和孟姜女传说。在五卅惨案爆发前后的数月内，顾颉刚日记中时有研究进度的记录。可见顾颉刚对五卅惨案的宣传创作活动和他的民俗研究同声相应，故能注意利用鼓词这种底层的曲艺作宣传之事。

1925年6月21日《京报副刊·救国特刊》，顾颉刚撰写《发刊词》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上海。抗议日本棉纱厂欺压工人的游行队伍遭到英国军警镇压，死伤惨重，是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同一日的北京，32岁却已名声鹊起的青年学者顾颉刚审核了清代学者崔述的《丰镐考信录》第七卷，致信董作宾、茅盾、陈乃乾等人，校对了《歌谣》周刊的稿件、参加语丝社聚餐，却对千里之外的惨剧一无所知。但不久以后，他就要投身于五卅惨案的宣传，而这将深刻影响他的事业与生命。

　　据顾颉刚日记，我们得以大致勾勒他参与五卅惨案宣传的进程。次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于北京大学三院（位于北河沿）集会，为五卅惨案出发游行，其密友潘家洵也在队伍中。7日，为五卅惨案创作两张传单《上海的乱子是怎么闹起来的》和《伤心歌》，潘家洵修改后付钞。9日，往北大二院（今沙滩后街）救国团总部。12日，致信孙伏园，商讨为救国团办周刊，后孙伏园同意在其主持的《京报副刊》中辟出一日版面作《救国特刊》；是日，顾颉刚还与潘家洵等人“到安定门一带发派传单，由鼓楼大街归”；在当日的日记上，他特地记上一笔“派传单为予生平第一次，并未受何刺激”。21日，开始编辑《救国特刊》，为首期撰写《发刊词》，声明宗旨有二：“一是用浅近的语言作演讲稿，可以供给演讲员的应用；二是把这次的事变寻出它的前因后果，以求不止于这一件事的解决，更进而了解多少件积案，慢慢的计划总解决的办法”，并强调“要把一时的群众运动变为永久的救国运动”。自此，顾颉刚始终参与直至特刊停办。

　　《救国特刊》不是顾颉刚当时最看重的学术事业，刊于其上的文章亦非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之作，但作为五卅惨案宣传者的顾颉刚在经手筹措和构思撰文时却与作为学者的顾颉刚不可须臾离也，两者实为一密不可分的整体。正因此，他在宣传五卅惨案时往往见其学者的底色。这也正是他与其他社会宣传者相比最为不同之处。

　　顾颉刚宣传时着意强调的“浅近的语言”源自他的民俗研究。他创作《上海的乱子是怎么闹起来的》《伤心歌》两张传单时，故意少用、不用民众观念里没有的新词，且考虑民众看不惯标点而不用标点。其中《伤心歌》尤为浅近顺口：

　　咱们中国太可怜 打死百姓不值钱

　　可恨英国和日本 放枪杀人如疯癫

　　上海成了惨世界 大马路上无人烟

　　切盼咱们北京人 三件事情立志坚

　　一是不买仇国货 二要收回租借权

　　第三不做他们事 无论他给多少钱

　　大家出力来救国 同心不怕不回天

　　待到兵强国又富 方可同享太平年

　　1973年，当80岁的顾颉刚重新检视1925年6月日记后所附的这两张传单，批注道：“如非北大收集歌谣，予从而响应之，亦不能为此。”“北大收集歌谣”，指的是1918年，刘半农、沈尹默在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向全国征集歌谣，并创办《歌谣》周刊。自此，本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的价值得到学术团体的认可和研究。当时刚毕业留校工作的顾颉刚参与其间，不仅负责《歌谣》的编务，还收集家乡的吴歌，研究妙峰山香会和孟姜女传说。这些成果今日已是现代民俗学的学科基石。而在五卅惨案爆发前后的数月内，顾颉刚日记时可见“校《吴歌》、注《吴歌》四首、改作《吴歌甲集序》毕、作《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作《妙峰山的香会》上篇毕、校正《孟姜女宝卷》句读、作《杞梁妻哭崩梁山》、钞改《孟姜女十二月歌与放羊调》毕”之类的研究进度记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标点《孟姜女鼓词》”一条。据此可知顾颉刚对五卅惨案的宣传创作活动实际和他的民俗研究同声相应，故能注意利用鼓词这种底层的曲艺作宣传之事。事实上，顾颉刚在“为上海事，作传单二通”之前“看《木皮子鼓词》”。《木皮子鼓词》是清初一篇演说自三皇五帝至明亡的鼓词。顾颉刚创作传单前先读鼓词，自然是为了体悟效仿通俗的语气风格。

　　如果说传单上的“浅近语言”立足于顾颉刚的学术研究经验，那么《发刊词》所言的另一面“寻出它（按：指五卅惨案）的前因后果”则是基于顾颉刚在学术研究中订立计划的习惯。6月10日，顾颉刚拟定了一份目录：

　　租界的由来。

　　中国境内有多少租界？

　　什么叫治外法权？

　　什么叫做领事裁判权？

　　上海工部局的罪恶。

　　什么叫做帝国主义？

　　什么叫做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

　　中国境内有多少工厂？

　　外国工厂中的中国工人。

　　为什么要罢工？

　　外国对付罢工的事情是怎样的？

　　中国销售的外国货和土货的比较。

　　出口货和进口货的比较。

　　中国贫穷的缘故和状况。

　　中国人的生活和外国人的生活的比较。

　　中国的陆军和海军。

　　中国的财政。

　　我们如何才有富强的希望？

　　国民的责任。

　　对比顾颉刚后来为《救国特刊》所撰《上海的租界》《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之一——江宁条约》《不平等条约之二——天津条约》《不平等条约之三——中法条约》《我们应当继续接济失业的工人》《根本抵制之客谈》《我们为什么不能战斗》诸文，可知这件拟目不啻于一份撰文宣传的计划书。这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定计划”的工作习惯正可见顾颉刚的学人本色，他自己也承认“我是一个喜欢定计划的人”，甚至认为“一个人必须有了计划才可使生活有意味”。

　　“定计划”在其工作中处处可见。在教学方面，一份顾颉刚于1929年在中山大学讲授《古代地理研究》课程的油印讲义记录了他为学生练习准备了三十三个课题。在研究方面，顾颉刚在不同阶段发表的计划就有《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古史辨》第一册）、孟姜女研究的计划（1925年3月的《顾颉刚启事》）、《我的治学计划》（《自传》）等等，不一而足。流风所及，其学生亦订立计划，比如后成为民族学家的杨成志和辽史学者的冯家昇年轻时分别发表了《我对于云南罗罗族研究的计划》和《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尽管顾颉刚未及将拟目尽数写成文章，而征求有关“在中国的外国人与其势力”等方面的资料也无人回应，但他未成的计划部分其实不乏学术价值，比如对土洋货、进出口货的比较，以及中国工厂和外国工厂内中国工人的境况等问题，实际是五卅惨案乃至当时普遍存在的劳工问题的重要背景。上海社科院编订的《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辟出章节，专门收集整理了这方面的资料。顾颉刚虽不从事社会经济研究，但作为学者的眼光由此可见一斑。

　　顾颉刚的学人本色还体现在，即便他为宣传五卅惨案耗费心血，却不愿人知其所为。孙伏园把他创作的那两张传单刊登在《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时署上了“顾颉刚”本名。顾颉刚对此极不情愿，在6月12日的日记专门写下“予本不欲人知，今乃不能掩矣”。甚至当旁人请求顾颉刚署实名，以冀借助其声望引起读者注意时，他专门修书诉说“不欲以此多致责难；又不欲使人知我们办报，知我们肯作政治文字，又添出了新的责望，使我们无力担负也”之意。出于这些考虑，顾颉刚之后皆以“无悔”为笔名发表五卅惨案的宣传之文。诚然，顾氏确如其所说的有担忧被责难的成分，但另一方面也缘于他“只望终老在研究室里”的倾向（《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然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多历苦难，剧变迭起。顾颉刚学术事业的理想愿景被彻底打破，而他的“五卅经历”则推动他进一步投身社会宣传活动。“九一八”事变后，顾颉刚供职的燕京大学的师生组织支援前线抗战，他作为学校抗日会的宣传干事，提出知识分子天天看报，无需宣传，而“面对民众，便该顺着他们的口味，不能闭门造车”。由此，顾颉刚重拾五卅宣传时参照民间鼓词创作传单的经验，计划了《宋哲元大战喜峰口》《胡阿毛开车入黄浦》等题目，登报征集通俗的文艺作品，择优发行。不久后，他又创办三户书社（后更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自掏腰包、四处化缘以发行各类向民众普及知识的读物。他甚至还请来一位瞽目的鼓词艺人，传授歌唱技艺，指导修改鼓词。在写给同事的信中，他提出现在最要紧的是“捉住这机会，来唤起民众”。

　　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活动未被理解，甚至遭受攻击。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惋惜道：“顾颉刚是上等人，为什么做下等事呢？”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指斥他“接近民众”的动机。不过，经历了从五卅惨案至“九一八”事变的顾颉刚并不以此萦怀。随着前往西北考察和工作，他将办民众读物这项社会宣传事业也一同带至当地。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在兰州办《老百姓》旬刊时，时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代表的谢觉哉前来交流。抗战结束后，顾颉刚向别人坦言因全力以赴社会宣传事业，以致学术研究的时间大大减少，但他在另一封信中又感叹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民众教育”这件大事“永远占据了我的心”。

　　1950年，距五卅惨案已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此时，经过“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和抗日战争，曾经的青年学者顾颉刚已变成了一位57岁的长者。这一年，顾颉刚应邀完成了一部七章的自传，开篇第一章即是——《我怎样从事民众教育工作？》。这或许可以视作他自己对五卅以来社会宣传事业在其生命历程中的地位的认识。当我们溯源这项永占其心的事业时，会看到它发轫于五卅惨案，顾颉刚为此既结合学术研究创作传单、撰文宣传，也第一回走上街头、派发传单。而与此同时，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中，中华大地上又有多少好儿女经历了顾颉刚这样的生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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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张凯悦（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来源丨文汇报

编辑丨王越月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