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15日，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一篇题名为《新的！旧的！》的文章，谈及民初中国人其实是生活在一种新旧不调和的矛盾世界之中，这种生活的特征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处成为分立对抗的生活。这种生活在李大钊看来“最是苦痛，最无趣味，最容易起冲突”。
在李大钊传神的笔触之中，民初中国成了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亚洲共和国：我前岁在北京过年，刚过新年，又过旧年。看见贺年的人，有的鞠躬，有的拜跪，有的脱帽，有的作揖；有的在门首悬挂国旗，有的张贴春联，因而起了种种联想：
想起黄昏时候走在街头，听见的是更夫的梆子叮叮的响，看见的是站岗巡警的枪刺耀耀的亮。更夫是旧的，巡警是新的。要用更夫，何用巡警？既用巡警，何用更夫？又想起我国现已成了民国，仍然还有什么清室。吾侪小民，一面要负担议会及公府的经费，一面又要负担优待清室的经费。民国是新的，清室是旧的。既有民国，哪有清室？若有清室，何来民国？又想起制定宪法，一面规定信仰自由，一面规定“以孔道为修身大本”。信仰自由是新的，孔道修身是旧的。既重自由，何又迫人来尊孔？既要迫人尊孔，何谓信仰自由？又想起谈论政治的，一面主张自我实现，一面鼓吹贤人政治。自我实现是新的，贤人政治是旧的。既要自我实现，怎行贤人政治？若行贤人政治，怎能自我实现？又想起法制习俗，一面立禁止重婚的刑律，一面许纳妾的习俗。禁止重婚的刑律是新的，纳妾的习俗是旧的。既施刑律，必禁习俗；若存习俗，必废刑律。
在李大钊看来，造成这种触目惊心的矛盾生活现象的根源是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而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得太多，空间的接触逼得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存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现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说到底，这就是中国社会在晚清之后被迫卷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太过急迫，作为一个古老帝国的转身速度远远赶不上外部世界要求的速度，也赶不上那些先知先觉者期待的强度。但性情敦厚宽和的李大钊，并未因此而主张一种极端主义的除旧布新，他期待的是《新青年》所试图影响的新式知识人，在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等方面能够开辟出新的道路，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害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享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
在当时《新青年》杂志编辑钱玄同看来，李大钊鼓励新青年创造新世界固然不错，但打破矛盾生活却必须征服旧世界和旧人物，他不能同意李大钊牵引旧人物咸与维新的包容态度。在钱玄同的认知世界里，“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似乎不必请他享新文明的幸福，尝新生活的趣味。因为他们的心里，只知道牢守那笨拙迂腐的东西。”新旧之争成了势不两立，难以两美，必须你死我活。
这种新旧生活杂糅的世界，梁启超谓之过渡时代，而在五四新文化人物汪叔潜看来，就是“新旧交哄时代”，这样的时代新旧之间界限模糊，且新旧之间常常偷梁换柱移花接木，让人真假难辨，比如明明旧人物也，彼之口头言论则全袭乎新；自号为新人物也，彼之思想方法，终不离乎旧。汪叔潜将当时新旧之争的参与者概括为三派，一派是伪装为新派的旧派，被他命名为“伪降派”，骨子里其实并未认同新文明和新道德，只是迫于时势和利益之考量，而违心假装屈从。一派是根本不知何谓新的盲从者，其实也是没有信仰而随波逐流的跟风者，这种人其实对新世界的建立并无实质意义；另外一种就是既提倡维新，又调护守旧的折中派，这一派对于造成不新不旧之舆论界最为有力。汪叔潜认为对于清末民初的中国人来说，新旧之间泾渭分明，新就是外来的西洋文化、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等，旧就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制度，两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中之余地。新旧之间的关系势必就成了“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新者不排除尽净，则旧者亦终不能保存。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
其实回溯清末民初人的精神世界与生活世界，新旧的价值观念也是随着时空变迁而变化的，新旧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界限，新旧位置可以互换，其内涵亦可以相互渗透，只是对于意识形态竞争来说，新旧之争被赋予了古今中西之辨的内涵，也就被演绎成何者具有存续正当性的生死问题，同时新旧之争又牵连着话语权的争夺与利益的计算，就更趋复杂化。一个署名为“敢生”的作者在清末的《觉民》杂志发表《新旧篇》，认为新旧之争是一个伪命题，他对维新者与守旧者各打五十大板。他的言论值得今人省察：“某不解夫今之诸青年，何爱新之甚也！理则尚新理，学则尚新学，欲国之强也则曰‘新国’，欲民之智也则曰‘新民’。夫理岂能新，发明而已；学岂能新，进步而已；国岂能新，强之而已；民岂能新，智之而已。”
同时，作者也在文章的末尾指出：“某甚不解夫诸先进，何好旧之深也！曰述而不作，曰率由旧章，斯诸先进之口头禅也；曰创新说，曰更旧制，斯诸先进所深恶而痛绝者也。彼其心以为惟古人已行之法，得谓之法，古人已明之理，得谓之理；更旧制则背古法也，创新说则反古理也。是以淤塞而不知通，腐败而不知革，视古人如神明，视变更若蛇蝎。”作者倡导的是追求公理，不分新旧的多元态度。如此看来，清末知识界对于新旧之争的态度似乎比民国更开明，这或许与民初知识界面对民国宪政的繁扰、民生的凋敝、文化领域的庞杂造成的内心世界的挫败感有关，回头想想，这些知识人大都自以为是在追寻西方启蒙运动形成的自由主义价值，可是当我们翻阅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在新旧之争中批驳杜亚泉、吴宓等试图推陈出新者的“接续主义”（而非断裂主义）时火药味极浓的文字，又哪里能够找到一点自由主义本应包含的多元主义意味？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
《东方早报》 日期：2013年3月28日 版次：B06 作者：唐小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