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地近代史研究影响力最大的机构，莫过于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史所自创办以来，致力于档案资料整理、图书资源添购、研究人员训练和近代史研究工作，至今出版专著、论文集、资料汇编、史料丛刊、口述访问记录、名人日记共三百余种，并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等著名学术刊物行世。
三地近代史研究影响力最大的机构，莫过于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史所自创办以来，致力于档案资料整理、图书资源添购、研究人员训练和近代史研究工作，至今出版专著、论文集、资料汇编、史料丛刊、口述访问记录、名人日记共三百余种，并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等著名学术刊物行世。六十年来，近史所形成了所谓“南港学派”，代表人物有张玉法、张朋园、王尔敏、陈三井、苏云峰、吕实强、李国祁、李恩涵、吕方上、黄克武等一批蜚声中外的学者。南港学派是如何形成的？何以人才济济？为什么会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以前两代南港学人口述回忆的形式，为回答以上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南港学派的形成
近史所由“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提议筹建，1955年成立近代史所筹备处，十年后正式设所，由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担任首任所长。郭廷以受命后，以任教于中央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时期的学生为班底建所，其后广泛招纳留学海外的台湾学生来所工作。初期的近史所从国民政府“外交部”接收有清末民初的全部外交档案，进行档案整理和资料编排出版工作。其后，接受美国福特基金会四十多万美元的资助，用来购买国外的图书资料、选派人员赴欧美留学，资助同人进行专题研究。同时，在社会名流沈云龙的协助下，进行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访问了白崇禧、齐世英、杭立武等数十位近代名人，形成访问记录出版，以补正史之缺。当时的中国大陆，文科被斥为无用之学，近代史研究被等同于党史研究。其后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知识分子被彻底打倒，学术研究完全荒废。近史所却在海峡对岸接续了民国的文脉，为近代史研究建立了新的范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早期南港学人近代史研究的特征，可以归纳为年代学、通识论和重大问题研究三个方面。郭廷以出身于南京高师，深受史学大师柳诒徵影响，其著通常以传统的年代学为基础，如其《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就是逐日记载历史大事的年代工具书。但其又受蒋廷黻影响，史著目的并不在于考据、辨伪、补注和订误，而是弄清近代中国的基本史实，并在此基础上对近代中国作通论性质的探讨，研究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其名著《近代中国史纲》便是显例。南港前两代学人几乎全部都是由郭廷以亲手选拔、点拨、训练，因此在治学风格上基本继承了郭廷以的研究范式。如陈三井的外交史、王尔敏的思想史、张玉法的政治史、苏云峰的教育史等，虽然都是专论，但目的都是展现近代中国历史某一方面的完整情态，最后达成通识。
近代中国有两派主流史学，一派是以傅斯年、顾颉刚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治史学派，强调历史就是史料学，专注于考据、辨伪、订误等事；另一派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以马列主义和唯物史观为宗，常以教条理论解释历史，依附政治而成为时代主流。南港学人的史学独立于这两种主流史学之外，注重史料却不流于琐碎，以建立通识为目的，注意西方理论却不标榜迷信，一切论从史出。在当时，这是南港学派自成一家的学术风格。今日看来，虽经半个世纪，新理论层出不穷，研究方向不知几变，却无丝毫过时之虞。
南港学派的形成，也得益于南港学人的刻苦努力。几乎每一个受访者都回忆过，当年从事整理档案、编排资料的繁重研究工作。如郭正昭回忆，当时所里同人干劲十足，到晚上十点多，还有很多研究室灯火通明，每个人都对研究投入极大热情。至于编辑整理档案，更是非常繁重，要先做提要目录，其后全面抄写，再用老式方法圈点。印刷锌板烧制好后，还要再次校对，进行补圈或改正。近史所每个月定期召开同人研讨会，各人报告最近研究的问题并激烈讨论，在批评和辩难中共同进步。许多人的专论，就是在这种讨论会的基础上逐步修改成型。近史所早期的研究人员，多是中学教师或历史系本科生出身，未入研究院深造，但在近史所整理档案、编订史料、参与研讨，所接受的训练不亚于就读欧美大学的研究所，因此苦读出师后，每个人都能交出卓越的研究成果。“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治学必须摒弃浮躁的情绪，有耐心下艰苦细致的工夫，甚至将学问视之如生命，埋头耕耘，不计名利。如果没有勤奋努力，再丰富的档案资料也无法转化为研究成果，这对学人而言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知识分子的内战
当然，近史所也并非象牙塔和乌托邦。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过非常严重的麻烦和纠纷，这几乎让所有受访者都痛心疾首，让旁观者也颇感“一切学术史都夹杂着斗争史”。民国的学术派别一向有南北之分，即有所谓“南高派”和“北大派”。郭廷以出身东南大学，属于南高派，并不被北大系统的胡适、李济、黎东方等人认可。近史所筹备时，胡适就表示，从未听说过郭廷以其人，应该让其到国外看看，了解一下世界的情况。其意思便是：“他不是我们的人”，似乎不足委以重任。中研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的李济等则不太同意建所，认为近代史距离现在太近，还不能完全研究清楚，即使设立，作为史语所下面的一个分支即可，不必另设机构。李济也看不起郭廷以，甚至经常当面指桑骂槐地对郭廷以冷嘲热讽，在种种事务上对其打压。著名历史学家、国民党党史会系统的吴相湘则指责郭廷以和近史所同人“尸位素餐，不做研究”。大师失和，徒为门户之见和意气之事相互攻讦，可谓“知识分子的内战”，让人看到了知识分子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在所内，也存在着种种人事矛盾和党争内斗。郭廷以从中央大学带来的三位开门弟子王聿均、李毓澍、黄嘉谟都曾与其师反目。王聿均的资格最老，却因为拿不出研究成果，迟迟未升为正研究员，亦被郭廷以安排迟缓出国。李毓澍研究能力最弱，却最擅长排挤新人，在郭廷以出国期间，因未被指定为所务负责人而心怀不满。黄嘉谟亦对那些有海外留学经历、成果斐然的新进同人多有嫉妒。三人包揽院务、排挤同事、打压后进，在所务问题上和郭廷以针锋相对，最后竟然围攻指责。李毓澍甚至向“立法院”举报，称郭廷以向海外出卖档案，引起立委们对郭廷以的质询。黎东方等院外人士，因和郭廷以参加国际会议未受重视，且嫉妒“福特基金”数额巨大，未能分得一杯羹，则在杂志上造谣说近史所是共产党通过费正清渗透到台北的据点，攻击郭廷以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所内事务因此一片混乱，郭廷以负气辞职，远走美国再未回台，最后客死他乡。院长职位由老朽的御用史学家接管，近史所一度几成官僚机构。利益导致纷争，学人亦未能免俗，让人看到了人性的幽暗之处。
夹缝中的学术独立
不过，这只是近史所发展过程中的支流。南港学脉并未因此中断，经吕实强、张玉法、陈三井、吕方上、陈永发、黄克武历任所长的努力，近史所薪火相传，依然是近代史研究的顶尖机构，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吸引着无数学者前往寻经探宝。由此，不仅让人思考近史所的成功之道。
可以说，当年这批学人的研究环境得天独厚。他们几乎拥有近代全部原始外交、经济档案，而且是第一批读者。在近代史研究方兴未艾之际，从中择一研究，即可成为某一方面的开拓之作。后人的研究，必须沿着南港学人的足迹进行。再者便是国外基金会的资助，使得近史所有经费开展国际合作，为同人提供充足的研究经费和优越的研究环境。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拥有相对的学术独立和研究自由，学人基本可以保持独立的思想和自由意志。
当时的台湾并非黄金时代，白色恐怖盛行。大陆的书刊绝对不可以购买阅读，近史所曾通过香港采购大批大陆书刊供研究用，却被安全部门查扣。研究中亦不得评价领袖，近史所出身的赖泽涵，因为毕业论文中对蒋介石有所评论，毕业后政治大学不敢接收，最后只得到三民主义思想所任职。院内竟也潜伏着情治人员，随时向上方报告院内的动向，甚至有人以“钓鱼”的形式用红色书刊引诱南港同人入罪。
但是，威权政治并非极权政治。从民国以来，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开创了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学风，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台湾时代。只要不涉及国共问题，一般的学术研究不受限制，学者可以自由选题，决无钦定研究所谓“封建社会分期”或“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何时之事。学者亦无须听从政治的呼唤，至少一张平静的书桌可以安放，可以自由探索求知，不必担心被遣送到“牛棚”或“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政府中的开明分子也比较尊重知识，希望能从学术研究中获得分析解决问题之道，因此积极配合研究。比如“外交部”、“经济部”都愿意将收藏的档案移交给近史所用来学术研究。在院内，郭廷以也很少干预同人的选题，而是尊重个人独立研究的权利，让研究员们通过整理、阅读史料发现兴趣点，再根据兴趣点自由选题形成专著。学术环境独立，研究不受政治干涉，学者生活有尊严，是学术研究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实在应该引起教育决策者的重视。
韩戍(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在读博士生)
《南方都市报》 日期：2013年4月21日 版次：AII02 作者：韩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