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各国对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和药品研发的重视，疫苗普及和新药研发进程加速。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西方主要经济体货币体系中货币乘数持续低迷的状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仍是不变的时代背景。债务经济时代，西方主要经济体货币体系均进入了货币内生体系，货币乘数持续低迷表明西方经济至今未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世界经济重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不可逆转。

2022年将是海外救助政策退出的过渡期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救助政策，随着经济重启和社会生活恢复正常，各国均会逐渐退出，但为了经济复苏进程的平稳性，各国政策退出步伐将会很缓慢。实际上，西方主要央行在2021年已先后开启了退出步伐，如削减购买资产规模、加息等。2021年10月6日，新西兰央行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BP）至0.5%，为新西兰7年来首次加息。

　　为应对攀升的通胀，俄罗斯央行自2021年3月22日起开启加息进程，当日将关键利率（基准利率）由4.25%调升至4.5%；4月、6月、7月、9月、10月，俄罗斯央行又经历了25BP至100BP不等的加息行为，将基准利率升至7.5%。与俄罗斯类似，巴西央行也于2021年3月开启了加息进程。截至2021年10月末，经过年内6次加息后，巴西基准利率由年初的2.0%升至7.75%，跻身全球加息激进央行的行列。

　　欧美央行的退出步骤显然不同于资源型外围经济体，欧洲中央银行（ECB）和美联储（FED）的退出通常分为两个阶段：减规模和升利率。目前仍处在观察期和减规模前期。2021年11月3日，FED宣布将从当月起减少每月购买资产规模，从当前的每月1200亿美元降至1050亿美元。

　　由于对通胀前景存疑和经济复苏力度偏弱，欧美央行对退出步伐比较犹豫，未来退出力度和进程如何，将是影响市场和经济的一大不确定性因素。唯一确定的是，疫情期间的危机政策不可延续，但疫情改变的经济环境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支持以及如何过渡，这些都尚未可知。

美国：货币政策或转向

　　美国货币政策或转向着重压制远期利率的收益率曲线控制策略（YCC）。美国货币体系是标准的货币内生体系，利率调整是其政策核心，通常以短期利率作为政策调控利率。但在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经济运行持续低迷情况下，为避免负利率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货币当局就会转向收益率曲线控制策略，通过压低长端利率，以期激发企业的长期投资。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历史看，FED实际上在2014年实行过YCC的变种操作即扭转操作（TWIST）。从央行报表规模变化看，FED事实上自2014年起缩减债券购买规模但力度有限，面对当时偏高的通胀率，也没采取升息行为，而是一直等到经济好转后才开启了货币全面退出。

欧洲：宽松政策较难退出

　　相对于中美，欧洲经济实际上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更为强烈的冲击。当然，由于宗教文化等多元社会在经济低迷时期出现了更多的“文明冲突”，欧洲福利体系更为传统以及其自身谋求全面“合体”的目标需求，2022年欧洲宏观调控政策将表现出与美国的较大差异。

　　首先，欧洲宽松货币政策更难退出。欧洲财政债务约束和高福利传统对宽松货币环境需求更为强烈，且内部经济差异较大，退出意见更难达成一致。因此，即使ECB在2022年也有缩减临时购债计划（PEPP）行为，但其追求的政策效果也只是放缓央行报表扩张规模。欧洲央行领导人称之为“校准”，而非“缩减”。

　　其次，欧盟抗疫复苏基金不仅将继续存在，还有可能得到进一步发展。统一财政也是一个欧洲发展的长期目标，疫情为欧盟统一基金的建立和推进创造了条件，疫情期间欧盟推出了规模为7500亿欧元的欧盟抗疫复苏基金。基金规模足以使意大利等欧元区中风险等级较高的政府公债减少发行。为运转基金而推动的欧盟发债系统化和持续化，将使得欧盟财政联盟得到实质推进。

新兴市场及非主流西方：加息声声低

　　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货币扩张虽相对有限，但为应对通胀压力转向却更为迅速，多国已先行加息，如俄罗斯、巴西等。这些已采取强烈加息措施的国家，受到的通胀压力更为严重。经济持续低迷时期货币宽裕，增加了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性，从大宗商品价格走势顶部渐行渐弱的运行态势看，2022年大宗商品价格回落或超市场预期。因此，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本身面临经济增长和通货紧缩双重压力的日本及单临经济增长压力的英国等西方国家，面对确定的经济疲弱态势和不确定的通胀前景，如何刺激经济增长仍是其宏观调控的主要关注点，而非控制通胀。因而，财政悬崖和货币收缩都不会成为实际政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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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胡月晓（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学术专家、研究员）

来源丨金融时报

编辑丨赵一航

编审丨郭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