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之所以特别强调“党建引领”，是由党的领导地位决定的。在全国各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创新案例中，几乎都包含有“党建引领”的内容。这并不仅仅是为了政治正确，更是基层社会治理所必需、必备的基本和基础性的内容。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一些“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和创新中，出现了“党建引领”的泛化现象。“党建引领”变成了“党建+一切”、基层党组织包办一切。这种现象使得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效果大打折扣，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中，以下几种倾向亟须避免。

　　一是“行政化”倾向，主要是指在党建引领过程中基层党务工作方式的行政化。党务部门和行政部门存在功能上的分工，其工作方式必然存在差异。然而，一些基层党务部门不假思索地运用行政工作的方式，陷入许多具体的事务之中，自身的“引领”作用自然很难体现出来。

　　二是“命令化”倾向，主要是指在党建引领过程中基层党务工作方式的命令化。这种倾向和基层党务工作方式的行政化倾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目前的党务机构设置及上下级关系中，也出现了和行政机构类似的“条块体制”，再加上党章中规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条款，造成了基层党务工作方式的命令化，“引领”社会治理也变成了“命令”社会治理。

　　三是“指标化”倾向，主要是指在党建引领过程中基层党务工作过程和工作结果的指标化。运用指标来考核党建成效、进而考核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成效，对于党建以及党建引领社会治理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党情、社情、民情等方面的现实原因，这种考核方式，要么指标过于量化，造成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中的形式主义；要么指标过于定性，造成了党建引领过程中的官僚主义。

　　四是“项目化”倾向，主要是指在党建引领过程中基层党务工作本身的项目化。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实践中，基层党务工作者人少事多，因而把一些基层党务工作分成若干项目，寻找作为第三方的社会组织来完成。这原本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但是，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项目化变成一种常态，从而导致：要么把几乎所有的党务工作一股脑儿地变成了项目，党建引领变成了项目引领；要么把项目发包给利益相关方，党建引领变成了“利益引领”。

　　五是“运动化”倾向，主要是指在党建引领过程中基层党务工作过程的运动化。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实践中，一些地方的党务工作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运动化倾向。通过政治动员，把基层社会成员调动起来，集中力量办好一件事，可谓是成效显著。这种方法偶尔使用，效果是好的。如果频繁使用，或者当作一种普遍的方法，其效果就要打折扣，甚至有时候会产生负效应。不能把党建当作一种运动，也不能把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当作一种运动。问题的关键在于，党建、党建引领是润物细无声的工作，不能图一时的轰轰烈烈。

　　六是“技术化”倾向，主要是指党建和党建引领的过程中，基层党务工作的技术化。在基层党务工作领域、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实践中，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对于提高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效能是大有裨益的。但是，党建和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技术主义”倾向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即从技术赋能衍变为“技术依赖”，甚至是“技术滥用”。这种“技术依赖”会导致党群关系疏离，“技术滥用”则会导致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技术伦理问题等。

　　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应避免上述几种倾向。“党建引领”的重点在于政治引领，“党建引领”的方式不是简单的加法，“党建引领”的效果则应体现出乘法效应。总之，“党建引领”是篇大文章，需要实事求是用心探索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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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郝宇青（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来源丨上海宣传通讯

编辑丨梁欢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