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下一阶段相关部门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业界据此推测，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关键词中应包括防范金融风险。

　　金融业界普遍预计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会期应已临近。

　　由于每次会议都有为行业发展“定盘子”的特点，因此每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都备受业界瞩目。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面对异常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实体经济发展对金融业的现实需求以及金融行业自身改革、行业风控、监管体系完善的需求，结合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刻表，金融领域“顶层设计”的完善都显得颇为重要。

　　围绕本次会议，业界对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有哪些具体建议？同来一观。

“非常时刻”

　　当前，全球经济充斥着“黑天鹅”———区域经济贸易壁垒不断增多，经济“逆全球化”趋势也有所抬头，这些事件都考验着各国经济体的应变能力。而在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共识是，作为经济的“血液”，金融业的良性发展与担当，有助于提升国家经济应对各种风险考验的“韧性”，并为经济改革留足回旋余地，这也是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背景之一。

　　资料显示，最早的一次全国金融会议于1997年11月召开，时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当时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高企，截至1996年6月底，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为8400亿元，占比达24.75%，甚至有人将那个时期的中国银行业称之为已经“技术性破产”了，而第一次会议的关键词，就是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步伐。

　　会后，国务院陆续出台诸多改革措施，包括中央财政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四大国有银行资本金；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帮助银行剥离不良资产。同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也随之展开，相继成立了证监会、保监会。

　　第二次会议召开于2002年。当时会议重点议题是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条件成熟可上市，由此也开启了国有银行的上市之旅。

　　第三次会议于2007年召开，会议提出继续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有序推进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推进国开行商业化运作。2009年，农行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整体改制为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并在2010年完成“A+H”内地、香港两地同步上市，至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均改制上市。

　　第四次会议召开于2012年，会议部署了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等8项重点工作。

　　聚焦国内，今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按照2017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稳经济，关键要稳金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下一阶段相关部门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业界据此推测，第五次会议的关键词中应包括防范金融风险。

风险如何防？

　　“之所以大家高度关注这次会议的召开，是因为按照惯例，这个会上要承接2017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金融体系防范风险的具体落实工作，可能涉及金融监管制度设计和改革政策的原则性内容，这些都是金融监管和行业发展较为核心的话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这样表示。

　　而要防范金融风险，黄泽民认为首先要明确金融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得到金融服务，也不是没有金融服务企业就不能发展。金融作为一种可以配置的资源，应当‘好钢用在刀刃上’，因此我期待在这次会议上能够明确这一点。”

　　与此同时，黄泽民提出要在防范金融风险与降杠杆之间把握力度的平衡点：“地方政府债务平台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风险，而降杠杆的目的是为了降低金融体系的风险，因此要注意降杠杆的节奏问题，要防止一些风险点的快速刺破和传导。”

　　就此话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研究员朱鸿鸣对本报记者表示，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既涉及监管部门也涉及金融机构。从顶层设计上看，须为风险处置创造适宜环境和激励机制：“处置风险，风险就会在当期暴露，会对行业或机构的短期指标产生影响。现在许多金融机构都是上市公司，处置风险或风险的充分暴露会对其业绩、股价造成影响，这就需要国资管理部门、监管部门乃至行业协会的引导和政策配套。第二，处置风险点不能简单理解为处置存量风险，也要考虑抑制增量风险，特别要将当前金融体系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抑制住。这些不当激励机制不破除，收益个人化、风险社会化的道德风险就难消解，风险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

　　“处置风险的前提是摸清风险底数，搞清楚风险有多大，弄明白风险的传导链条”，朱鸿鸣表示，随着综合化经营的推进，交叉性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当前的金融体系已经高度复杂化了，关联性大幅增强，风险跨机构、跨市场、跨产品、跨行业传染和共振的概率增加。因此要考虑风险传递的问题。

“改革要加速”

　　“虽然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提到了金融改革，而且在去年一年，一些具体领域的改革确实在向前推进，比如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在向前推进，民营银行的数量也有所突破，但有些任务还没完成，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还需要全面铺开，其中的细节恐怕还需要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定决策。”谈到中国金融领域的发展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这样对本报记者表示，他同时建议尽快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顶层设计，以此推动改革，推动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谈到顶层设计如何确立，梅兴保同样提到了改革监管体制的问题：“分业监管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混业经营的市场了，同时，新领域也不能存在监管真空，因此现在需要构架大的监管系统，实现大部制。在大的监管系统中，再细化各自的分工条线，比如中国人民银行扮演政策法规制度制定者的角色，它是否还应肩负一些具体的管理职责？比如现在将区域性股权市场和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初始把关重任交给地方金融办，而具体工作的授权制度也应明确。”

　　另外，据黄泽民预计，在这次会议上，金融业各个细分领域的规范发展都会有新的提法，其中就包括互联网金融。同时，结合风险防控，反观当前“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系，或许也走到非改不可的十字路口了。

　　“互联网金融助力实体发展本来是好事，但因为新业态牵扯面广，参与者众多且一度缺乏筛选标准，导致行业里鱼龙混杂，一些原本想好好做事的企业也走到邪路上去了。当前，国务院牵头多部委共同参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和整治工作，这也引出一个我之前一直在提的话题，就是我们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形成的，后来逐步发展变成一行三会监管体系，分业监管基于分业经营的背景，这在当时是正确的。而今，金融领域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混业经营，如果还坚持分业监管，就会造成监管过度和监管不足并存的问题。因此，我建议成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黄泽民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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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崔吕萍

来源｜人民政协报

编辑｜吴潇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