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7月20日，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首相。伯纳姆在发表就任演讲时提到，过去10年英国首相频繁更迭，民众厌倦政治，新政府必须重拾公众信任。他承诺将更关注民生，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与经济模式。

　　两年前，前首相斯塔默上任时同样承载民众求变的期待。此番，临危受命的伯纳姆不仅需要变革，还需要挽回工党岌岌可危的支持率。他能否兑现重塑英国的竞选承诺，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从地方到中央的角色转换

　　伯纳姆曾两度竞逐工党党首，但均遭失败。2017年，伯纳姆转战大曼彻斯特市，在任期间，伯纳姆推行公共服务收归地方统一管理、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并多次与中央政府就财政自主权等展开交锋，成功争取更多地方财政与行政决策权，使大曼彻斯特从曾经的老旧工业城市成长为英国经济增速最快的区域之一。再加上伯纳姆本身的工薪背景和平民化形象，精准匹配工党传统蓝领票仓的诉求，使其在地方积累了大量人气，也为其入主唐宁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地方走向中央，伯纳姆希望将其成功的地方治理经验运用至全国。他提出推广“曼彻斯特主义”，主张将水务、能源、交通等关键公用事业国有化，推动建设大规模保障性住房和社会福利改革等。同时，他主张向地方下放权力，利用地方分权改善公共服务。

　　总体而言，相较于前任斯塔默偏向中间技术官僚的温和路线，伯纳姆的政策光谱明显“更左”，其在唐宁街能否复刻大曼彻斯特的经验，仍有诸多不确定性。

　　首先是经济方面，伯纳姆的经济主张将面临严峻考验。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所所长陈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权力过度私有化，导致水务、铁路、能源行业价格上涨、投资不足、服务变差、企业高负债，伯纳姆相关政策有助于修复公共服务水平，拉动就业，助力英国区域经济振兴。“但是，伯纳姆大规模住房建设、医疗增资、地方转移支付均需要巨额资金，其需要在扩大公共投入和维护财政稳定之间找到平衡。”陈弘说道。有分析认为，当下英国财政开支约束和斯塔默执政时期并无二致，为政策筹措资金成为一大难题。

　　而英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例如制造业薄弱、投资不足，以及“脱欧”之后的市场受限，很难因伯纳姆的政策得到解决。

　　其次是政治方面。伯纳姆势必面临保守派，以及新崛起的极右翼改革党的强有力掣肘和挑战。

　　陈弘认为，除了外部挑战，更加棘手的问题来自工党内部，伯纳姆一方面要满足左翼对公有化、社会福利、财富再分配的期待，又要去安抚中间派工商界和金融市场。所以他最大的政治考验不是能否提出一套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而是能否同时驾驭党内的派系和日益碎片化的选民结构。“如果不能尽快让民众看到生活改善的希望，原本的期待很可能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负担。”

　　从地方走向中央，角色的转换需要伯纳姆重新审视央地关系。举例来说，在担任市长期间，伯纳姆的核心工作是向中央政府争取更多地方利益；而身为首相，伯纳姆需要面对地方政府源源不断的资源诉求，放权至地方更将导致央地利益协调难度大幅提升。

外交多重难题亟待统筹

　　与深耕地方、内政经验充足形成鲜明对比，伯纳姆缺乏完整外交履历。未来在国际舞台上如何处理外交关系，亟待以“对内优先”为目标的伯纳姆统筹处置。

　　首先，伯纳姆需妥善处理英美关系。无论是右翼的保守党时期，还是左翼的工党斯塔默时期，维系与美国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是英国外交的重点任务。有分析指出，伯纳姆的一项重要挑战便是“应对特朗普政府”。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智库研究员李冠杰指出，英美关系的钟摆可能将从斯塔默时期的疏远，拨回至加强合作。特朗普和伯纳姆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但采取的方法一样，两者都希望将外交资源向国内倾斜。“斯塔默的失败，便在于原本持偏左立场，但在上台之后往中间靠拢，不光受到原本支持者的诟病，与特朗普的关系也疏远了。持‘更左’立场的伯纳姆反而可能与特朗普相处较好。历史上英国的左翼和美国的右翼合作其实非常融洽。”

　　陈弘则认为，英美两国依赖长期的制度和利益维系，未来将继续在北约防务协作、情报共享等方面加强协调，但贸易保护、欧洲安全、中东政策等层面的分歧不会减少。

　　其次，英欧合作或将迎来契机。根据英国首相府最新披露的内阁安排，亲欧派的前工党党首米利班德将担任外交大臣，这意味着英欧经贸、劳动力流动、单一市场的合作有望深化，从而降低英国贸易成本，弥补国内经济增长短板。

　　第三，应对俄乌冲突，将是英国政府绕不开的难题。此前担任国防大臣的希利转任财政大臣。李冠杰解读称，这一布局预示英国将上调国防预算、增加对乌援助，推动本国军工企业与乌克兰开展无人机等装备合作。斯塔默政府时期的许多内阁大臣依旧留在原来岗位，也说明伯纳姆想保持政府内部稳定，延续原有对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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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丨沈钦韩

来源丨文汇报

题图来源丨新华社

编辑丨王越月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