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暨“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与战略重点理论研讨会在同济大学举行。本次研讨会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组织的系列研讨会之一，由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基地、《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共同承办。本报以专版形式刊发会上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以“五个统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殷德生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之一，又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外部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十四五”时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夯实了坚实基础。“十四五”的前四年，中国经济增速平均达到5.5%，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是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中国着力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快形成强大国内经济循环体系，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2021年至2024年，内需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达86.8%，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货物贸易规模年均增长8.0%，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更加稳固。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操其要于上”，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也要“分其详于下”，把握工作着力点，并系统提出了“五个统筹”的要求，对于“十五五”时期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实现供给端和需求端动力强劲、总体匹配、动态平衡、良性互动。在供给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作为首要战略任务。在需求端，《建议》提出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具体提出了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等三个重点任务。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实现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第二，统筹抓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根据《建议》，在传统产业升级上，“十五五”时期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产业转移，《建议》提出既要促进东中西、南北方协调发展，又要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协调联动发展，深化跨行政区合作，健全区域间规划统筹、产业协作。

　　第三，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只有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发展格局才能更广阔、成色才能更足。为此，《建议》部署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及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两大战略任务。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上，提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具体措施。在区域协调发展上，不仅要求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区域联动发展，而且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紧凑布局。县域是城乡和区域协调的重要连接点，“十五五”时期将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升产业支撑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

　　第四，统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增强双循环动力和活力的重要举措。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是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内在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保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方面，《建议》要求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促进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上，着力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对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议》强调自主开放和双向开放，要求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区域，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以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第五，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以新安全格局为保障，在安全中谋发展，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建议》为此提出了具体部署：一方面，夯实国家安全基础保障，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重大基础设施安全，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关键产业备份；另一方面，加强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生态、核、太空、深海、极地、低空等新兴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牢牢把握科技创新引领作用

余南平

　　科技创新已成为衡量国家未来发展潜能的核心与关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求我们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

　　从科技创新本体战略价值层面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国际秩序变迁、主要国家科技战略调整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领域的变化，使科技创新的地位从“支撑发展”上升至“界定发展空间”，进而形塑未来的国际战略格局。随着全球科技竞争加剧，我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不再局限于具体产业层面，而是扩展为以战略价值链“链权”竞争为核心的复合挑战。在此情势下，科技创新成为我国能否在本轮全球秩序变动中稳住重心、提升战略能力的关键支点。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科技创新的引领性和突出性作用，重点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催化科技创新引领。未来产业布局是科技创新的前瞻性“路线图”和“指示器”。“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既要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也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且产业创新需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未来产业布局不仅是技术突破方向的风向标，也是经济社会高水平发展的动力引擎。“十五五”规划建议布局了六个未来产业，即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这六项未来产业也标定了大国竞争接下来的主战场，谁能率先实现原创性突破，谁就能在未来数十年间“定义”产业并引领科技革命。

　　二是发挥我国人口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铸造科技创新实践的“永动机”。技术演变往往具有自我加速机制。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意味着数据资源规模、应用场景复杂度、需求侧丰富度都远超人口规模较小国家。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精密医疗等领域的创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海量多维的真实数据和应用场景嵌入，我国层次化的城乡体系、完整的产业集群、复杂的服务网络构成新技术扩散的天然实验场，使技术创新更快迭代、更快应用、更快规模化发展。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结构性优势，我国科技创新从试点到大规模扩散的直线距离变短。而这个优势也将在“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内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与应用拓展。

　　三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加速推进科技创新引领。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求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一体推进”的系统逻辑可概括为“教育奠基、科技牵引、人才驱动”，三者必须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框架下实现高效耦合。教育承担着自主培养高水平人才的根本任务，是科技发展与人才成长的制度基础；科技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重构学科体系、科研组织方式与人才培养路径；人才则是整个创新体系的核心变量，其数量、质量和流动性，直接决定一国能否在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竞争中保持长期竞争力。因此，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而言，唯有加快传统的体制与范式变革，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才能为未来国际战略竞争塑造“压舱石”。

　　四是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引领。“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引育世界优秀人才”。此举是将引才的能力视为未来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味着自主培养和全球引进不再是分隔的两条路径，特别是在新兴交叉领域，国际人才与国内人才的深度融合已成为突破性研究的重要条件。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材料科学等领域，世界范围内的重要科研突破几乎都来自跨国团队、跨机构合作和跨学科交叉，人才网络的结构强度直接影响科研体系的突破能力。因此，要形成从人才培养、原创研究到技术突破的完整链条，特别是使国内教育培养体系的基础优势与国际高端人才的创新能力相互增益、形成良性竞合关系。通过打造兼具自主性与开放性的新型举国体制，有助于在未来科技与经济竞争中保持长期稳定的活力与韧性，而这也将构成未来我国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最具结构性的支撑。

　　应该看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中，未来我国的发展空间、产业结构、科技生态都面临重塑的新临界点。而唯有牢牢抓住科技创新的牵引，才能实现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也将推动我国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占据优势主导地位。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深刻理解“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

周文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高质量发展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并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第一，理论升华与逻辑必然。从“发展是硬道理”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体现了发展理念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共同构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核心框架和完整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高质量发展源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转化。党的十九大作出重大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果说过去的发展主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新时代的发展则必须聚焦“好不好”的问题。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转变，本质上是发展方式的系统性变革——不再追求单纯的速度与规模，而是更加注重质量与效益、结构与协调、绿色与可持续。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列为“十五五”时期主要目标之一，正是对这一发展逻辑的明确回应。

　　高质量发展是应对百年变局的战略选择。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同时，我国传统发展模式遭遇瓶颈。在此背景下，只有通过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才能打破西方围堵遏制，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

　　高质量发展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协调为内生特点、绿色为普遍形态、开放为必由之路、共享为根本目的。这一重要论述将发展从“量的积累”推向“质的飞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的创造性运用。

　　第二，实践部署与路径深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围绕高质量发展作出系统部署，将“新时代的硬道理”转化为具体实践路径。

　　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全会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将科技创新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当前，我国在载人航天、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但原始创新能力仍相对薄弱。为此，全会部署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通过完善“揭榜挂帅”等科研机制，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支撑。全会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明确了产业升级的路径图。一方面，通过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化迈进；另一方面，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强化产业发展的硬件支撑。这意味着既要让传统制造业通过数字化转型焕发新生，也要让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形成规模效应，最终构建起“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是高质量发展的格局保障。在国内循环方面，通过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增强内生动力；在国际循环方面，通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发展空间。这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布局，既能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又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循环脉络。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高质量发展的底线要求。高质量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必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从国内看，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压力等问题仍需破解；从国际看，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济波动等外部风险不容忽视。为此，全会提出“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的目标，要求在推动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在维护安全中促进发展，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

　　以人民为中心，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最终要体现在民生改善上：在乡村振兴领域，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在区域协调方面，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叠加效应，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在公共服务领域，通过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短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充分体现了高质量发展“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取向。

　　（作者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华东理工大学特聘教授）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于蕾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演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应从单纯追求规模和增速的“增长工具”，升维为驱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系统性“战略引擎”，以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

　　第一，战略重心上，要从“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以制度型开放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这是对外开放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过去40多年的开放，主要表现为“要素流动型开放”。进入“十五五”时期，全球竞争的核心将深刻转向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竞争。这意味着，对外开放的重心必须全面转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更具主动性的“制度型开放”，从国际规则的“接受者”“适应者”，向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乃至“引领者”转变，核心是强调“自主开放”。制度型开放的本质，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对外开放领域的具体体现，要求内部的制度安排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形成良性互动与“创造性转化”。这绝非简单的照搬照抄，而是一个以我为主、趋利避害的主动革新过程。

　　第二，战略布局上，要着力提升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并以此增强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效应，从“两头在外”到“内外循环”，以安全韧性重塑开放经济新生态，这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安全基石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并“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清晰地揭示了新时期开放布局的战略重心：对外开放的根基在于内部经济体系的强大、稳定与安全。没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对外开放就是无源之水；没有可靠的内部循环，国际循环的波动就会直接冲击国内经济安全。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去风险”“友岸外包”等给我国深度融入国际循环带来新挑战。传统基于效率最优的全球供应链模式，正在向强调韧性与风险分散的模式转变。这意味着，开放战略必须超越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将“国家安全”和“产业主权”维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必然是安全的开放。这里的“安全”是动态的、系统的概念，要通过更高层次、更多领域的开放，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关联，构筑一种“不可替代”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本身就是最高级、最可持续的安全。

　　因此，“十五五”时期的开放布局，既要向内深耕，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通国内循环的堵点，使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得到极致发挥，也要向外优化，重点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推动形成“中国研发+周边制造+全球销售”的更高效、更富韧性的区域合作新模式。这种基于市场规律和共同利益的深度绑定，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坚实保障。

　　第三，战略路径上，要在巩固传统优势的同时，全力开辟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对外开放新赛道，从“追赶承接”到“并跑领跑”，以新质生产力开辟全球合作新领域，这是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所在。

　　“十五五”时期的对外开放，绝不能固守于传统货物贸易和制造业外资的“舒适区”，必须紧盯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将对外开放的核心任务与培育新质生产力紧密结合起来。国际共识表明，未来十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将主要由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驱动。因此，我们必须在新赛道上主动设置议题、引领合作规则，从过去的“追赶承接”转向“并跑”甚至“领跑”。如在数字贸易领域，要大力发展“丝路电商”，构建跨境数字贸易生态链，积极参与数据跨境流动、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人工智能伦理等国际规则谈判，推动我国先进的数字技术、平台企业和成熟的商业模式走向世界，将我国的数字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规则话语权优势。在绿色低碳领域，要扩大在光伏、风电、储能、节能环保等优势产业的技术合作与市场开放。同时，要积极运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国际多边平台，主动提出基于中国实践的技术标准、认证体系和合作倡议，推动形成公平、合理且有利于全球绿色转型的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体系。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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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王越月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