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上海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日前揭晓。“学术贡献奖”尤其引人瞩目，该奖项用于表彰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学界享有广泛影响和崇高声誉的上海学者。其代表性成果须在理论研究上有创新，在学术研究上有创见，在学科建设上有建树，在现实生活中有意义。
自2004年开设以来，学术贡献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截至目前，仅有42位学者获此殊荣。
第十七届“上海哲社奖学术贡献奖”授予四位学者：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刘君德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桂世勋教授、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澎湃新闻特别邀约拜访四位学术贡献奖获得者及其学术朋友圈，望可概述各位老先生的学术生涯、治学经验及学术思想，助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第十七届“上海哲社奖学术贡献奖”获得者华东师范大学桂世勋教授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讲述学术人生。(06:10)
“这个校园，我从18岁起，一直到现在85岁，几乎每天都会经过这里。我的一生所取得的成就，与这个学校的领导、老师、同事及学生对我的指导、关心和支持息息相关。”在华东师范大学普陀校区一座由校友捐献的时钟前，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桂世勋由衷感慨道。
桂世勋是当代中国人口社会学、社会老年学及社会保障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研究不仅推动了学术发展，也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了重要政策参考。在谈到治学心得时，他认为，一个学者要取得较大成就，既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又要不断适应社会变化需求；既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要有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态度；既要有努力拼搏精神，又要善于与他人真诚合作；既要勇于和善于创新，又要有“自以为非”的精神，不断修正错误。
大学一年级时，桂世勋曾立下自己的人生座右铭——虚心学习，敢于创新，持之以恒，必见成效。他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说，这一座右铭从学生时代起，已伴随他60年的学术人生，成为他为人治学的真实写照。
深知学科重要性，投入人口学研究40多年
1940年1月26日，桂世勋出生于上海，父母一代来自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1962年，他在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毕业后，留校任政治经济学教师，讲授政治经济学、《资本论》选读等课程。
桂世勋大学毕业照。以下图片均由桂世勋本人提供。
桂世勋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政治经济学助教。
1976年是桂世勋从研究政治经济学转向人口经济学的开端。自这一年起，他开始从事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社会老年学、社会保障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当时，他应上海市南市区（原辖区，已撤销）计划生育办公室邀请，给该区计划生育干部作关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与马尔萨斯人口论本质区别》的报告。
桂世勋在贫穷农民家中访谈。
桂世勋下决心全身心投入人口学研究，主要与当时的经济社会背景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两次出生人口高峰期的惯性作用，给经济、社会带来较大压力。根据当时国情，桂世勋把每年出生人口超过2000万的年份，作为出生人数高峰年，他发现，1949年至1980年间，中国曾出现过两次出生人数高峰期。第一次是1950至1954年和1957年，共有6年；第二次是1962至1975年，14年间有10年的出生人数超过了2500万。他认为，当时中国还处于贫穷落后的发展阶段，由于这两次出生人口的惯性作用，给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带来沉重压力。“这使我感到，能否解决好人口问题，对未来中国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研究人口学具有重要意义。”
1978年，中国举办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宣告恢复重建人口学。当时，桂世勋在北京参加第四次全国按劳分配讨论会，正好赶上这次会议的召开，于是他参与了研讨，再次感到人口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此次会议中，他还结识了当时在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研究室任职、后来重返中国人民大学的刘铮，邬沧萍，查瑞传等人口学专家。正是这次会议，让桂世勋下定决心，将今后的研究重点转向人口学。1981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人口研究室，在重建胡焕庸先生及其研究团队的人口地理学并发扬其特色外，增加了关于人口经济与社会的研究，桂世勋被任命为人口研究室副主任。
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恢复建立人口研究室，胡焕庸任主任（左），桂世勋任副主任（右）。
从1962年大学毕业开始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到1976年转向人口经济学研究至今，桂世勋的学术研究涵盖人口学、老年保障学及社会老年学等领域。他始终紧跟社会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和拓展研究方向，学术研究基本分为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为1962至1981年，研究重点为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代表性成果为1980年由黄强华、桂世勋、朱彤书完成合作编著并于1982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难题解答》。
第二阶段为1982年至2000年，研究重点为人口社会学和计划生育，代表性成果为1986年独著的《人口社会学》，费孝通先生认为该书是“中国应用社会学方面的一个可喜尝试”。1989年主编《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并在嘉定县马陆乡和南翔镇（镇带乡建制）试点，创建了“由农民个人缴费为主、集体适当补贴、国家政策扶持”的筹资模式，以及“个人资金积累型与社会资金半积累型相结合”的资金运行模式。1992年主编《中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研究》，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珮云在该书的序言中写到：“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做好这方面工作很有帮助。”
第三阶段为2001年至今，研究重点为社会老年学和社会保障学，代表性成果为2005年发表的《中国城市“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探索及建议》、2010年发表的《改革我国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考》、2019年发表的《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2022年发表的《高度关注低龄老人适度“参与”对健康老龄化的影响》，对中国完善社会保障的体制和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桂世勋的部分代表著作。
期间，桂世勋出版独著、合著、主编或副主编著作22部，发表论文200多篇，主持撰写79项研究课题的报告（其中20项为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华项目、世界卫生组织项目及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单位资助和合作课题的报告）。桂世勋在1986年由讲师破格晋升为教授，2000年领衔申报人口学博士点获批；2006年被评为国家二级教授；2008年被聘为学校终身教授，2010年满70岁退休。
1982年，桂世勋（右二）在北京老龄问题国际讨论会上作学术发言。
桂世勋于1979年第二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控制人口和经济政策》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发表后，被日本学者翻译成日文，在1981年日本《当代精神》第190号刊载；他于1981年第三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毛泽东同志的人口思想初探》，被查瑞传评价为“它是第一篇系统阐述毛泽东人口思想的文章”，在《人口研究》1981年第4期发表，1986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015年，《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自2014年10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为实现事业单位职工改革前后养老待遇的平稳衔接，2010年桂世勋发表了《改革我国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考》，此后又于2010年、2011年、2013年在人民网连续发表3篇文章，进一步探讨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问题，并建议“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最好与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同步进行”。其部分思路在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中得到体现，有效避免了改革试点初期出现的事业单位职工退休待遇在改革前后存在较大落差的问题。
桂世勋也是国内最早呼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学者之一。在国家开始试点初期，曾持续跟踪、实地调研，比较不同地区的制度实践，并提出了重要的建设性意见。早在2016年，原人社部社会保障司召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专家座谈会时，桂世勋就应邀参与了讨论，提出了若干建议。2019年，他发表了论文《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不久又给国家医疗保障局提交了《在扩大长护险试点前尽快总结近年来初步经验》的“专报”。2020年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在给华东师范大学的《感谢信》中写道：“该研究成果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参保、筹资和部门协用等方面提出了中肯建议，对我们研究完善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改革思路，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2023年，桂世勋著《桂世勋文集》（上册、下册），共125万字。这是一本汇集人口学、社会老年学、社会保障学等相关研究成果的学术文集。其中，《人口因子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影响》《和谐社会需要幸福养老》《高度关注低龄老人适度“参与”对健康老龄化的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21世纪上海城市老人家庭护理需求与对策》《独居老人广义居家养老保障状况及其精准关爱》《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这几篇文章，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2024年，桂世勋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发表的《高度关注我国婚姻状况对未来群体和个体的养老影响》，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优化孤寡老人服务”进行了开创性、较全面的深入分析，提出如何从源头上相对降低几十年后中国老年人口中分性别、年龄组的“孤寡老人”占比，进一步做好“优化孤寡老人服务”的建议。
学生眼中的桂世勋：亦师亦友，严谨和蔼
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关注社会需求、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善于合作的科研精神。——这是桂世勋在60年学术生涯中一直坚持的科研精神。
华东师范大学老龄研究院执行院长、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吴瑞君认为，桂世勋不仅是中国社会老年学与人口学研究的重要奠基者，更是这一领域发展的缩影。他以虚心、真诚、创新与严谨，诠释了一位学者的风骨，也以他的一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人。
吴瑞君回忆起与桂世勋老师的最初交往。当年她在复旦大学读研时，曾在桂世勋所在的人口社会教研室做科研，等到硕士毕业找工作时，桂世勋邀请她到华东师范大学工作。吴瑞君说，那一刻，她真切感受到一种师生间的缘分与信任。1988年7月，她毕业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工作，加入桂世勋所在的团队“人口与社会经济教研室”，开始从事相关的课题研究和学术探索。“桂老师不仅是我事业上的引路人，更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导师和榜样，是一路悉心指导、言传身教的良师益友。”她说。
翻开厚厚的《桂世勋文集》，在万字长篇的前言部分，“创新、真诚、爱生、严谨”屡被提及。吴瑞君坦言，这4个词共同构成了桂世勋学术人格的底色。“创新”是他的核心精神，贯穿理论与政策、学术与实践；“真诚”是“创新”的基础，他虚心向同辈、学生乃至国际同行请教，广泛吸收多方观点，从不自满；“严谨”是“创新”的保障，他注重亲身调研，对每个政策建议的表述和可操作性都反复推敲、验证；“爱生”则体现在他的人文关怀上，他关心研究对象、关心学生，更关心社会弱势群体。
桂世勋在内蒙古调研。
“桂老师的‘严谨’最令人佩服。”吴瑞君回忆恩师工作点滴时说，无论是学生论文答辩还是政策报告，就连标点符号、用词细节，他都要逐字审看；写给政府的建议稿，他常提醒要“留有余地”，不能妄下结论或用词过激；在评审会上，他从不直接批评别人，而是先肯定，再指出不足，以真诚鼓励代替苛责批判。
另一位桂世勋曾经教过的学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社会工作系和人口研究所教授黄晨熹也对老师的“严谨”深有体会。在他的印象中，桂世勋为人和蔼可亲，但在学术上又极为严谨。“读研期间，我们最怕的就是桂老师批改论文，因为他看得太仔细了。”黄晨熹追忆师生往事时说，桂老师总会认真推敲，逐一指出问题。每次交上去的论文，拿回来都布满了批注。正是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对黄晨熹日后从事科研、教学乃至指导学生都有很深的影响。“现在我自己也常说，可能被他传染了学术洁癖，看到格式混乱或标点出错就受不了。这份严谨，正是桂老师学风最鲜明的体现。”他说。
1993年，黄晨熹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攻读研究生，从那时起成为桂世勋的学生。1996年，他硕士毕业后留校任职。工作两年后，他在桂世勋的推荐下，赴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随后继续在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工作。后因学科发展需要，调入社会工作系。因此，他既是桂世勋的学生也是同事，两人共同调研、承担课题项目，有过很多交流与合作。
除了学术上的影响，桂世勋在为人处世方面也让黄晨熹受益终身。他不仅在学业上严格要求学生，在生活中也关心备至。“哪怕现在每次见面，他仍会关心我家庭、孩子的情况。”黄晨熹说，正是这种一辈子的师生情谊，也让自己思考如何去做老师——既要在学术上严谨治学，也要在人格上以温情相待。
学术研究重创新：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回顾60年学术研究，桂世勋谈到，自己多年来一直坚持不变的学术追求是：学者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研究领域中敏锐发现国家和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以“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理念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思路和具体措施。
桂世勋对创新的坚持令黄晨熹印象深刻。他说，老师经常将“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挂在嘴边，意思是要聚焦，在一个领域深入钻研、突破创新。在他看来，桂世勋的研究范围很广，但无论研究哪个方向，总能抓住核心点持续深入，力求有所突破。这种专注、钻研的精神对黄晨熹影响很大。他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老龄化、老年保障和老年社会工作，受桂老师影响，也常在研究中思考：一个问题的背后机制是什么？原因在哪里？怎样让提出的对策和建议更具可操作性和针对性？
2012年，黄晨熹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未来十年我国城市老年人口居家养老保障体系研究”的子课题负责人，桂世勋从中给予了很多指导，提出的问题和建议都非常具有前瞻性。在该项目研究中，桂世勋提出居家养老保障体系应为广义保障，包括收入保障、医疗保障、服务保障、参与保障和环境保障，这一观点在当时具有创新性。项目下设五个子课题，每个课题的创新点都经过了反复讨论。桂世勋要求，课题组每个人都必须明确自己研究的现实意义，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可深化的方向。“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该项目的许多成果和建议，对当前应对少子化与老龄化的政策研究有启发意义。”黄晨熹谈到。比如，当时提出建立全国性的养老补贴制度，推进城市无障碍建设等建议。
桂世勋获批主持“未来十年我国城市老年人口居家养老保障体系研究”项目时已经72岁。这是华东师范大学首个跨学科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涵盖文科、理科和工科领域。项目联合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大学等不同学科学者，组织全国范围抽样调查，覆盖成都、呼和浩特、大连、广州、上海等城市7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重大科研项目不仅需要个人努力，还需与国内外学者合作，反复讨论、修改研究成果，确保质量和实用性。”桂世勋谈到这一项目时说。
这也是全国首次对大城市城区独居老人进行如此深入的调查，为政策制定提供了详实数据。该项目于2020年完成，总课题报告与“中国大城市城区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状况和需求调查数据汇编”共75万字，桂世勋执笔撰写的4个“专报”直接提交省部级主要领导，获得肯定性批示并被相关部门采纳。2021年该项目以“免于鉴定”等级结项。
在吴瑞君看来，桂世勋在学术研究中，能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在理论中提炼创新，再将政策成果反哺实践，可概括为——问题导向、实证研究、理论创新、政策转化。这是他“顶天立地”学术风格的体现，既“顶天”立足国家重大战略与国际趋势，又“立地”扎根现实问题与民生需求，始终与时俱进，走在社会发展的前沿。吴瑞君印象最深的是，桂世勋曾教导：“作为学者，我们一定要以服务民生、贡献国家战略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目标。”因此，吴瑞君始终重视将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与上海的社会建设和地方发展紧密结合。
1992年，桂世勋在东京千人大会上发表演讲。
2004年，桂世勋任上海市人口学会会长时，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同时，吴瑞君认为桂世勋的学术研究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往往能在趋势显现之前做出预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比如，他在2000年发表的论文《人口因子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影响》，首次系统地将人口因素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变量，深入剖析了人口变化对生育政策、教育政策、就业政策、卫生政策等方面的深远影响。他强调在制定和调整重大社会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人口发展的规律与趋势，尊重人口变化的内在逻辑。“这篇文章仍有启发意义，在当下中国正处于少子化、老龄化并存，且人口结构分化显著的新常态背景下，政策设计必须顺应人口变动的趋势，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吴瑞君说。
吴瑞君回忆道，桂世勋晚年仍积极参与调研，比如他在2024年发表的论文《高度关注我国婚姻状况对未来群体和个体的养老影响》，将孤寡老人分为“原生型孤寡老人”（又可细分为“自愿的原生型孤寡老人”、“非自愿的原生型孤寡老人”）和“继发型孤寡老人”，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优化孤寡老人服务”，不仅提出了宏观层面的政策建议，如养老制度与生育政策的衔接，也深入到微观实践，推动了“安康通”系统和独居老人关爱网络的建设，细致到24小时呼叫系统的设计，无不体现他的治学细腻与人文关怀。吴瑞君谈到，桂老师在论文《和谐社会需要幸福养老》中提出“科学幸福观”，主张从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社会参与感出发，衡量养老服务的真正成效。他提出“幸福养老，人人有责”的思想，对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价值。他反复强调，要为老年人创造更多“可参与、能参与、愿参与”的空间，让他们在积极的社会活动中实现价值感与幸福感。“我觉得这对于当前的养老政策和实践，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吴瑞君说。
2005年，桂世勋主持“城乡老年妇女社会支持和社会参与的社区干预研究”项目时，给上海农村妇女作报告。
黄晨熹举例道，如今大家熟知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桂老师当年不仅在研究中提出过，还亲自实践——他带头在自家楼栋申请安装电梯，并从中发现问题，在2018年与李斌、蔡泉源合作署名、由他执笔撰写了“专报”，建议尽快修订2016年上海市有关部门联合发布文件中规定的加装“其他业主无明确反对意见”条款。这正体现出他把宏观政策研究与微观实践关怀紧密结合的学术风格。目前黄晨熹研究重点之一是如何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比如教他们使用智能手机。这其实与桂世勋早年提出的“适老化”理念一脉相承，即从家庭、社区等多层面推动适老化改造，比如在楼梯转角、社区道路设置休息座椅等。这些细节性的建议，体现了他深厚的人文关怀。
对话桂世勋：需大力发展社区照护，关注失能失智老人和独居老人
澎湃新闻：您一直很关注低龄老人适度参与对健康老龄化的影响，如何通过科学养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桂世勋：2022年，我在《高度关注低龄老人适度“参与”对健康老龄化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从2021年至2035年，中国将迎来60至69岁低龄老年人口的高速增长期。应抓住这一时期，加强低龄老年人的健康教育和自我保健，将有助于减少其进入高龄阶段后的慢性病发生率，延缓失能失智过程，促进健康老龄化。
我在研究中提出“适度参与”的概念，强调低龄老人应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及生活活动，包括再就业、志愿服务、旅游、文体娱乐及家务劳动等。但必须注意“适度”原则，做到因人而异、量力而行。目前，一些政策文件中虽然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但对“过度参与”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关注不足。例如，有些老人因过度锻炼反而出现关节损伤等问题。因此，我建议在相关部门关于健康老龄化的政策文件中，应明确提出“适度参与”的指导原则，避免因参与过度而损害健康。
澎湃新闻：据《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2023年末，中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9697万人，占总人口的21.1%。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如何加强社区养老与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社区照护和居家上门服务？
桂世勋：首先，要切实抓好预防和保健，尽可能降低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需长期照护的比例。为此，应从源头上尽快制定和完善全民终身健康教育和终身保健措施，在少年儿童时期就开始实施，提高进入高龄后的平均预期健康期和平均预期生活自理期。
其次，为了增强老年人的居家照护质量，应尽快编写《老年人家庭照护手册》，让社区通过开办讲座、进行培训、上门指导和组织主要照护者的交流，使老人亲属和保姆掌握如何帮助中重度失能、失智的老人进食和大小便的技能，如何帮助老人进行个性化的简易康复训练的技能，如何对流露出厌世情绪的老人进行心理疏导的方法，如何在老人晚间突发疾病时采取紧急抢救的措施等。
第三，加强民政福利服务和卫生保健服务在社区养老服务中的合作，包括应用AI技术尽快建立社区老人的经济状况、患病状况、生活自理状况、亲属状况、居住状况、照护需求信息库，倡导社区老年食堂扩展送餐上门服务功能，对参加日间服务中心康复活动的老人提供个性化的康复训练建议等。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原生型孤寡老人”（终身无配偶、无子女）问题？应如何更好地关注这类群体？
桂世勋：我认为中国应研究并尽快采取相关政策措施。一是明确规定国家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应承担出生人口性别比及其影响的综合治理工作职责。二是应高度重视和切实提高中国城乡育龄男女生育子女的经济收益、服务收益、情感收益。三是在设计全国统一的“养老服务对象信息、服务保障信息库”时，应将“独居老人”进一步细分为“孤寡老人”和“非孤寡独居老人”两类对象。四是普遍建立与孤寡老人结对关爱的志愿服务队伍，及时了解并尽可能帮助解决他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五是精准实施按居家孤寡老人不同经济状况和体能状况的适老化改造，构建孤寡老人的全天候紧急呼叫网络。六是精准落实结对志愿者定期探访入住养老机构的孤寡老人关爱服务，增进养老机构护理人员对孤寡老人的悉心照护。七是精准做好生命垂危的孤寡老人舒缓疗护，在他们神志清楚时，依法合规按符合本人意愿和最佳利益的原则签订生前“预嘱”（如病危时如何抢救）和生前“遗嘱”“遗赠”。八是精准推荐和审核落实“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孤寡老人监护人及监护人的监督人。九是精准教育自愿和非自愿的“原生型孤寡老人”强化个人健康责任，从个人全生命周期视角，养成自主自律的健康生活方式。
阅读原文
记者丨谷晓丹
来源丨澎湃新闻
编辑丨王越月
编审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