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自贸战略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自贸战略论坛在上海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位专家学者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结合“十五五”开局关键节点，聚焦“FTA-FTZ：中国经济向外塑造与向内改革的应力场”主题，围绕全球经贸格局深度调整背景下的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进行深入探讨。现刊发部分专家学者发言，以飨读者。

共同担当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使命

易小准

　　当前，全球贸易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单边主义和贸易霸凌行为甚嚣尘上。美国贸易代表所称的旨在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特恩贝里体系”，本质上是确立“美国优先”“强权即真理”的“丛林法则”，将导致单边霸凌成为全球经济新常态。值此关键时刻，国际社会亟需清醒认识其危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核心价值。

危机

　　在美国单边主义的冲击下，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几近瘫痪。

　　第一，多边谈判机制陷入停摆。传统的多边谈判议程被美国的双边“对等关税”谈判所架空乃至取代，并被其贸易代表公然称为“特朗普回合”。

　　第二，基石原则遭到公然践踏。世界贸易组织最基本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受到双重破坏：一方面，美国大幅提升关税上限，并针对不同成员实施歧视性税率；另一方面，贸易伙伴在压力下被迫给予美国独享的市场优惠，构成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方成员的公然歧视。

　　第三，争端解决机制失效。由于上诉机构在美国阻挠下陷入瘫痪，加之多数成员惧于报复而不敢反制，世界贸易组织正在失去对美国单边行为及其双边安排的有效制约能力。

　　第四，透明度义务形同虚设。美国与其伙伴达成诸多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原则的双边安排，拒绝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核心内容。在此背景下，世界贸易组织的监督与审议机制短期内难以有效抵御贸易霸凌。

　　面对单边主义逆流，退缩与姑息只会助长霸凌气焰。历史告诉我们，基于规则、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系是全球繁荣与和平的重要保障。中国有能力、有责任携手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担当起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的历史使命。

韧性

　　在全球经济秩序遭受重创之前，中国凭借远见卓识，构建遍布全球的自贸区网络。通过与3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3个自贸协定，建成了包括“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在内的合作框架。目前，与自贸伙伴的贸易额，已占外贸总额的35%。这一坚实的制度性安排为中国及其伙伴抵御单边贸易霸凌提供了重要依托，显著增强了经济韧性。

　　作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的“至暗时刻”应当挺身而出，团结一切支持自由贸易的力量，以开放合作对冲保护主义，挽救岌岌可危的多边体系，推进中国的引领担当与务实路径——

　　第一，凝聚共识，支持多边。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员发表联合声明，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承诺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处理贸易摩擦，以不违反规则、不损害第三方利益的方式寻求解决方案。

　　第二，扩员增效，践行开放区域主义。尽快受理中国香港、斯里兰卡、智利、孟加拉国等经济体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申请，通过示范效应吸引更多亚太域外国家和地区加入，不断扩展朋友圈。

　　第三，率先垂范，推动规则落地。可在参与的各类自贸协定中，推动率先自主实施世界贸易组织《投资便利化协定》与《电子商务协定》的相关成果，并邀请其他成员跟进，为有困难的发展中成员提供能力建设与技术援助。

　　第四，强化监督，形成舆论压力。借助各类区域与跨区域自贸平台，推动对透明度义务及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一致性的讨论，对单边行为形成国际舆论制约。

　　第五，协同应对，消除歧视性影响。力争在区域贸易安排框架下，着力解决因个别双边安排产生的市场准入歧视问题，维护中国及广大成员的最惠国待遇实质利益。

　　总之，通过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深化区域合作、激活多边机制，我们不仅能够有效抵御挑战，还将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实现包容性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坚守多边主义，深化开放合作，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也是引领全球经济走向复苏与繁荣的必由之路。

　　（作者为商务部原副部长、世界贸易组织原副总干事）

以海关监管新模式助力治理变革

王令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战略构想。这是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大战略举措，是主动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关键一招。

先行先试 锐意创新

　　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始于2013年的上海，开启了自贸试验区建设的1.0时代。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先行先试，聚焦投资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十多年来，我国分7批设立22个自贸试验区，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与沿边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24年，全国自贸试验区海关监管进出口货物贸易值达8.59万亿元，同比增长12%。这22个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近五分之一的外贸进出口总值和外商投资额。

　　上海自贸试验区作为首个试验区，产生了大量在全国复制推广的创新成果。其中，上海海关深入开展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标研究，推动重点行业制造产品进口试点，简化特定品类货物境内检疫措施，扩大预裁定申请主体等一批标志性制度落地见效。

　　同时，各地海关结合区域特色开展差异化探索。杭州海关做大做强保税油品业务，推出“一船多供”“跨关区直供”等创新举措，助力舟山港成为全球第四大加油港；厦门海关创新航空维修一体化监管机制，推动特色产业发展。

　　2019年至今，全国自贸试验区海关累计备案创新举措188项。在国务院复制推广的7批162项改革试点经验中，海关贡献62项，占总数的近四成。其中，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已成为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标志性成果。

对标国际 形成特色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自贸试验区与自贸港是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部署，二者在定位、功能、政策上有所不同。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是一项全新探索。2020年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以来，有关部门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自贸港政策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海关致力于构建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相适应的监管新模式，在海南自贸港与境外之间致力于实施更加自由便利的进出境管理制度。

　　一是零关税政策。全岛封关运作后，绝大多数货物进出一线免征关税。零关税商品范围由1900个税目扩大到6600个税目，约占全部商品税目的74%。

　　二是径予放行政策。除特殊货物外，海关将对进口零关税货物、保税货物等按规定实施径予放行，助力降低企业通关成本。

　　此外，在海南自贸港与内地之间，设计确保风险可控的管理制度。在二线口岸设立海关监管通道和非海关监管通道，对三类特定货物实行管理，其他货物经非海关监管通道通行。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模式，将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压缩至45项。

　　三是全力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打造基于大数据的智慧监管体系，实现对监管对象的精准识别和高效管理。

　　下一步，要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更好发挥试验田作用；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坚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具体就海南自贸港的运作而言，一是稳妥有序推进封关运作准备工作；二是以重点领域改革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三是推进要素聚集，构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

　　（作者为中国海关学会会长）

持续增强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作用

高培勇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系统部署，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提供了重要遵循。

从问题清单到分析维度

　　今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6.5877万亿元，同比增长4.5%。这一数据相比2024年提升了1.02%，与2020年至2024年年均增速相比提升了0.86%，为前三季度GDP实现5.2%的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然而，若将这一增速置于更长的历史维度中观察，我们会发现与2015年至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相比，今年前三季度下降了4.84个百分点。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传统的“有效需求不足”。以文旅部发布的相关数据为例，今年前三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49.98亿，同比增长18%；出游花费为4.85万亿元，同比增长11.5%，二者相差6.5个百分点。可见，消费市场的相对不足主要源于价格的下降。价格下降的背后则是消费者偏好的结构性变化——在满足出游需求的同时，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价格相对实惠的商品和服务。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重要判断，不仅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清单，还应成为我们观察和分析经济问题的重要维度。新形势下，做强国内大循环必须从扭转预期和信心入手。

　　今年以来，围绕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除了政策调整的支撑作用外，我们需要关注两个底层逻辑：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进一步说是收入分配的函数；投资是营商环境的函数。这就要求我们从制度改革入手，为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夯实体制机制基础。

制度变革两个关键维度

　　“十五五”规划建议在第15条、16条分别围绕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作出重要部署，强调“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等。这启示我们，提振消费不能简单地“发钱”，扩大投资不是简单地增加政府投资，而要注重通过制度变革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激发经营主体投资兴业积极性。

　　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应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列为重要目标，破除以城乡为界、以身份为界，让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这是着眼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完成的基础性工程。

　　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必须聚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三位一体的营商环境建设目标，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市场化要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法治化要求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矩、划界限，将适宜的通行做法上升为法律规则；国际化要求立足中国实际，找准国际公认指标与中国特色的耦合点，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体系。

　　面向“十五五”，高质量发展要取得显著成效，需要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加快形成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新战略态势下做好三个方面工作

金灿荣

　　中国、印度和东盟三支东方力量的共同崛起，标志着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其中，中国是一个关键因素。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位居世界第一，去年占全球制造业比重达36%，超过西方国家的总和（33%）。这是近代以来首次出现非西方国家在制造业领域取得如此优势。有分析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成功不仅带动东盟发展，也间接促进印度崛起。

　　再看中美关系，自《上海公报》签署以来，两国保持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然而，2017年12月成为重要转折点。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反恐议题暂放次要位置，重新突出大国竞争。由此，美国对中国发起了一场包括贸易战、产业战、科技战、教育战、金融战、市场战、舆论战等在内的“混合进攻”。具体措施包括限制芯片供应、推动产业链转移、中断科技合作、限制中国留学生学习敏感专业、通过加息吸引资本回流、在涉疆等问题上散布不实言论等。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美关系出现阶段性变化。从2017年底至今年上半年，中美关系处于“美攻我守”的战略防御阶段，目前正在转向战略相持阶段。今年10月30日的“釜山会晤”可能成为这一转变的标志性事件。

　　面对新的战略态势，中国可以着力做好三个方面工作：

　　第一，坚定不移把国内事务办好。中美同为超大型国家，外部力量很难彻底击败对方，最大的挑战往往来自内部。我认为，中国需要特别关注人口问题。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人口支撑，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

　　第二，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国竞争的本质是未来产业主导权的争夺。谁能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等新兴领域取得突破，谁就能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第三，积极扩大朋友圈。新形势下，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网络至关重要。中国正在积极推进自贸区建设，今年升级了“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并加强周边外交工作。面对美国可能的长期脱钩政策，中国需要重视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市场网络，通过“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平台深入拓展国际合作空间。

　　当前，中国更加坚定走自主发展道路。这既是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应对，也是基于自身发展需要的战略选择。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把国内事务处理好，保持社会稳定，加快科技创新，扩大国际合作，确保在长期竞争中赢得主动。

　　历史经验表明，最大的风险往往来自内部。只要我们自身不出问题，就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逻辑和重点

殷德生

　　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健全，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新征程，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基本逻辑是：一方面，主动对接现有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进程，扩大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另一方面，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推动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

　　随着大国之间竞争的加剧，规则主导权竞争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这在数字经济、数据跨境流动、人工智能治理等新兴产业领域表现得愈发明显。我们要进一步发挥大国经济优势和影响力，积极推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改革并主导部分领域规则制定。

　　21世纪的前20年，全球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加速重构国际经贸新规则，高标准国际经贸新规则和新议题不断涌现，呈现出开放政策制度由边境向边境内延伸、开放政策制度体系的系统集成程度更高、开放政策制度由标准化向定制化转变等新的特征和趋势。据此，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重点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主动对接国际最高标准的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二是关境内制度性改革。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新趋势倒逼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对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产生重要影响，议题由边境措施向边境内措施延伸，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我们要重视优先开放区域和重大开放平台的功能升级，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统筹布局建设科技创新、服务贸易等重大开放合作平台。

　　三是构建制度型开放。在坚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上，顺应经贸规则变化的趋势，从规则的“接受者”和“对接者”向“共建者”和“主导者”转变，积极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在新兴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上发挥主导性作用，推动构建公平合理规则体系。

　　在货物贸易和生产性服务贸易上，作为世界制造业产值第一的中国，应着力建设基于自由贸易原则的国际规则体系。

　　在科技创新领域，作为世界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经济大国，中国数字企业和人工智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需要的不仅仅是市场，同样重要的是数字经贸规则和人工智能治理规则的主导权。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制度型开放策源地系统集成创新示范区

高融昆

　　近年来，多边自由贸易体系遭遇冲击。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世界格局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是：中国如何赢得世界，赢得未来？本次论坛气氛热烈、成果丰硕，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思想碰撞，形成了许多建设性的思想共识和理论成果。其中，“向外塑造，向内改革”成为一个核心议题。一方面，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把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集成综合为发展优势，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一是深化对国际变局中国方位的认识。

　　“风险挑战”与“战略机遇”并存，中国正成为国际经贸新秩序、国际发展新空间的塑造者。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核心是全球权力结构、产业分工体系和价值分配方式的深刻重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被历史性地推至国际治理舞台的中央，必须肩负起稳定全球经贸体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一个强烈共识是，中国必须从国际规则的“接受者”“跟跑者”向“塑造者”“领跑者”积极转变。我们需要更主动地设置议程、提出方案，将“东升西降”的趋势性判断转化为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实质性能力，从而在变局中实现从“危”到“机”的转化，担起大国责任、大国使命。

　　二是明确“向外塑造”的路径与重点。

　　从推进自贸区“扩围、提质、增效”到“方向引领”和“规则创造”，中国正大踏步迈进高质量自主开放新征程。国际贸易多边规则遭遇“特朗普冲击”，但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主张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世界投资贸易的主体仍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运行。中国也坚定维护世贸组织多边贸易规则，并携手国际主流力量推动世贸组织改革，恢复其功能，发挥其作用。

　　同时必须看到，中国已经建立的23个自由贸易协定主要分布在“全球南方”。中国能否把握战略窗口期，在更多国家取得更大突破，考验我们的智慧和决心。构建高水平自由贸易区网络，是重要的一环。必须把相关工作重心向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推进，把自由贸易协定与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布局有机结合起来，有序推进中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营造于我有利的“势”。对“全球南方”可实施更多单边开放，并适时推进中国版自由贸易进程，为高质量发展赢得更好环境、开拓更大空间。

　　三是找准“向内改革”的突破点和发力点。

　　从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到各类高标准开放平台建立，中国经济改革坚定步入深水区。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将封关运作。今天，人们对自贸试验区（港）的期待，超越争取特殊政策的初级阶段，而要求其成为制度型开放的策源地和系统集成创新的示范区。

　　“向内改革”，重心正从边境向外调整为边境向内，更多推进边境后的经济制度改革。这既可以称为“以开放倒逼改革”，更应明确定义为赢得国际博弈、赢得世界、赢得未来而展开的一场深刻的自主改革和自我革命。改革的内容既涵盖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所要求的数字跨境流动、政府补贴、竞争中性、产能过剩、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等边境后规则领域，还包括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必须解决的统一大市场建设和经济治理模式等问题。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自贸战略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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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解放日报 整版

编辑丨王越月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