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刷屏全网的古装剧《兰香如故》，让一位上海奇女子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当杜翠雀困在“女子无路可走”的愤懑与执念之中，许兰香引经据典，娓娓道来这位传奇女子也即先棉神的一生，为后世女子树立了自强的典范。而剧中另一位遭遇人生重创的女性林绣芄，凭借棉纺织，也织出了自立的新生；在她工作的“泽织坊”里，供奉的正是这位棉业先祖。这位上海奇女子，就是生活在宋末元初的纺织革新家黄道婆。
清《姑苏繁华图》中的布行与漕运
清《御题棉花图》中的织布场景
《兰香如故》中林家二小姐绣芄凭经营棉织业获得经济独立
棉花初绽华夏
中国虽是世界最早植棉与开展棉纺织的国家之一，但今日被普遍使用的棉其实非本土所产。最初棉制用品多为边疆少数民族朝贡品或为珍稀的舶来品，因其稀少而成为上层社会的奢侈专享，与平民百姓鲜有接触。《兰香如故》中，官宦家族中的太太小姐们身着绫罗绸缎，而兰香等一众丫鬟清丽素雅的棉制衣物，却也成为另一道亮丽的风景。这需感谢黄母恩泽，衣被天下，棉衣才有可能供更多劳苦大众日常使用。
棉花，古称“吉贝”，发音来自梵文。约公元前二世纪，棉种在进入中国后，分“北（西）路”和“南路”两条路线传入内陆：一是由西北引进的草棉，由印度、巴基斯坦进入我国新疆地区；二是由西南引进的灌木棉，由印、巴经缅甸而入云南西部，后经桂、越而至广、闽。棉花从边陲向内地传播，始于宋而盛于明。史料记载，棉种最先传到松江府乌泥泾镇，即今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清人赵翼在《陔馀丛考》提到，棉花原产海外，先入粤闽，元代才传到江南，从松江开始。
宋代人口突破一亿，衣物需求大增。元代《农书》评价棉花：种植省力、收成稳定，不用绩麻便可织布，纤维可作棉絮；产量高于丝麻，质地密实轻便保暖，足以替代绸缎，刚好满足人口激增带来的穿衣需求。
元朝政府注意到棉花的经济价值，大力加强对棉业的管制，在湖广、浙东、福建、江东、江西五省设立木棉提举司，要求百姓每年上缴十万匹木棉布，由都提举司统管。约在同时期，在松江府以东五十里的乌泥泾镇，从崖州返回故里的黄道婆，把从黎族学到的先进棉纺技术加以革新，改进轧、弹、纺、织全套工具，还推广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工艺。她所织成的“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于是“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黄道婆教人播种，又倡为纺织，造福百姓，松郡棉布享誉天下。制度上的征收压力与技术上的突破相结合，共同推动松江府成为中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
剧中，林家二小姐绣芄，凭经营棉织业获得经济独立，也为自己争取到婚嫁的话语权。她从最基础的算线、染样、记工钱学起，与妇人们共同劳作在织机旁，后院天井还有织工在捶打棉布。当得知有人运回一架新式的单综双蹑斜织机，林绣芄开心不已。这架能让织娘每三日多织一匹布、获得实实在在收益的棉织机，正是黄道婆针对棉纤维较短的特性在汉代丝织踏板织机基础上改良而成的。同样的创新，还有当时堪称世界最为先进的脚踏三锭纺车，将纺线效率提升三倍，大大提高了产能，为江南棉织的产业集群提供了技术条件，也为江南市镇经济的形成奠定基础。
棉业胜景江南
穿棉布衣服的好处，从明代起被普遍认同。《兰香如故》留下明代棉纺业鼎盛的写照。明人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记载，棉花产生的经济效益是丝麻的百倍之多，故植棉在南北全面推行，成为百姓谋生与致富的经济手段。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称“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详细记述轧、弹、纺织器具，并提出棉服御寒，不分贵贱。徐光启在叙述江南一带“不蚕而棉，不麻而布，利被天下”时，赞颂黄道婆造福松江府居民达三百年之久。
正是缘于对棉布的优先选择，穿衣制度上的“贵贱同之”使得服饰等级差异逐渐缩小。从此角度来说，明代棉花引发的“服饰革命”有着深远的社会意义与影响。
明代棉布除了供内廷宗室和军士饷给的大量内销，每年约消耗1500万匹至2000万匹，同时也为棉花出口贸易国外市场起了良好的承上启下作用。剧中，商人卢大郎以“收棉卖棉”为掩护，在城南罗家宅设立中转窝点，暗中囤积优质棉花与棉布，再经由金陵龙江关码头装船出海卖往倭国，“获利数倍”。宋元时期，乌泥泾镇依乌泥泾河而兴，这里是黄道婆故里，也是元政府在上海地区仅设的五个巡检司其中一处，足见其战略地位。曾与青龙镇齐名的贸易重镇，也正是在明嘉靖年间，因水系逐渐淤塞，加之屡遭倭寇侵扰而走向衰微。
至清代，上海外销棉布享誉全球，在中国棉业史上写下辉煌一页。18世纪3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首次贩运中国土布，80年代每年运往英国本土两万匹；19世纪初增至20多万匹。据该公司档案，19世纪前三十余年，英、美、法等多国从广州外运土布，1819年峰值达330多万匹。在对欧美海上出口贸易的大宗货品中，上海棉布仅次于茶叶、生丝，位列第三。当时的欧洲贵族以穿来自苏松地区的“南京布”为风尚，东印度公司指定订购的这种天然棕色土布，又称“紫花布”，英国上流社会还流行用杭州府绸衬衫搭配紫花布长裤。
棉路重塑世界
剧中，许兰香在讲述黄道婆靠织艺福泽民众而彪炳后世，特别提及无论官宦女子还是普通民妇，多往黄母祠向先棉拜谒，以求女红精进，婚姻美满，子嗣绵长。清葛元煦《沪游杂记》记载：黄道婆逝世后，乡人建祠供奉。当地女工每年集体前来拜祭，尊称她“黄娘娘”；每年四月黄道婆诞辰，都会搭台演戏，妇女云集；祠中塑有老妪塑像，香火鼎盛，秋收之时亦演戏酬神。每逢农历四月初六黄道婆诞辰、七月二十棉花生日，上海以举办赛神集会的方式祭祀先棉，祈求风调雨顺、棉花丰产，该习俗一直延续至上世纪80年代。
英国人类学家白馥兰在《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一书中探讨了中国古代女性与纺织技能、知识、美德以及家庭地位之间的关系。她指出，在古典的“男耕女织”分工中，女性的纺织劳动远不止于经济生产，而是被赋予深刻的道德意涵，是“妇工”的核心体现。纺织的过程被视作培养女性勤奋、节俭、有条理与自律等美德的途径。而布料则是家庭与外部世界连接的关键媒介，在人生礼仪中传递着修养、等级与家族荣誉。女性通过纺织为国家的再分配经济做出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其工作也获得重要的公共意义，这一点也成为《兰香如故》中一众女性自觉意识苏醒的叙事主线。
然而，先棉的符号价值与社会意义已远超闺阁之闱。依托庞大漕运、海运贸易需求，布业公所等棉业行会定期隆重祭祀棉业始祖，黄道婆祭祀从民间私祀逐步转为官方专祀。道光六年（1826年），上海士民因漕粮海运顺利完成，尊黄道婆为“海运功臣”，联名请求将其列入国家祀典。包世臣为此撰写《上海县新建黄婆专祠碑》，赞颂黄道婆革新棉纺织技术、造福民生，视其为上天赐予的使者，这一评价在黄道婆信仰从地方私祀向官方专祀转变的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棉花看似普通，却是人类迈入现代化生活的重要标志。棉纺织业曾是工业革命的摇篮、杠杆与跳板，在现代世界的形成中，棉花产业更一度主导世界贸易。美国学者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以棉花为线索书写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中国棉业是全球棉花体系的重要一环，宋元至近代，上海棉纺产业长期居于核心地位。棉花曾是上海市花，见证上海连通国内与全球棉贸网络，上海土布史就是这座城市鲜活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史。如今上海拥有十余项各级棉纺织非遗，在国内实属罕见。
黄道婆被百姓亲切称为“黄母”。棉花洁白柔软，象征纯洁、朴实、不张扬的品格；从田间到织物，历经锤炼仍保持柔韧，又象征顽强的生命力，恰如无数平凡的劳动妇女；它也自带暖意，如慈母般默默给予守护。黄道婆往返沪琼，依靠技术传播与商贸往来铺就一条洁白的“中国棉路”。这条路连通双向的全球棉花贸易，兼具经济与文化价值，见证人类命运的联结，绘就美美与共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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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方云（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非遗理论与应用创新基地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非遗传承与应用中心特聘研究员）
来源丨文汇报
编辑丨胡子璇
编审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