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今世界的动荡激变，人们怀揣“何以至此”的发问，期盼先人的历史经验能够指点迷津。于是，两位百岁老人的著述，常不由自主地映入笔者眼帘。一位是大名鼎鼎的亨利·基辛格（1923—2023）；另一位虽名气稍逊，却深深影响了二战后世界历史进程，他就是美国战略思想家、外交家、历史学家乔治·凯南（1904—2005）。

　　百岁老人心中的百年之变，较一般人更具沧海桑田之感。若其人所处时代大体同步于当代百年巨变，又以传世著述、亲身经历重大历史进程而闻名，更是凤毛麟角。在西方世界，同时满足“百岁人瑞、顶级专业人士、时代历史转折的重要推动者”这三个条件的，寥寥无几，亨利·基辛格与乔治·凯南当属其中。

　　基辛格著作等身，更因20世纪70年代初推动中美关系破冰等历史进程，在国际关系史上留下盛名。比基辛格年轻一岁的乔治·凯南，虽位阶不及基辛格显赫，著述流传也不广泛，却作为“遏制”战略的提出者，被视为“冷战斗士”和冷战格局的主要思想奠基者。事实上，在凯南其后更漫长的人生中，他因成为冷战时期美苏对抗及冷战后美国全球扩张战略的重要批评者之一，同样载入史册。

　　基辛格与凯南这两位政治精英在维护文明传统、关注国家战略利益的同时，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对外战略实践作出了深刻反思，也留下了寻求和平、避免战乱的历史印痕。

　　“维护者”与“反思者”的双重形象，同时出现在两人身上并不奇怪。有关他们的传记作品中，呈现的往往不是单一的形象，而是多个截然不同的基辛格与凯南。比如，基辛格通常被评述为“现实主义者”，超越制度与价值差异，关注权力均衡与稳定；但尼尔·弗格森在《基辛格传》中，却为他挂上了“理想主义者”的桂冠。约10年前，笔者曾当面请教弗格森：为何称基辛格为“理想主义者”？他答道：这是一生经历、专业锤炼、职业磨砺及时代召唤使然，因此基辛格既是老练的现实主义者，又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

　　与基辛格久居高位不同，凯南早年在美国外交界步步晋升，从国务院规划处创设负责人，直至出任美国驻苏联大使。20世纪40年代末，凯南成为美国对苏战略制定的核心人物，后又担任总统对苏事务顾问，一度才华横溢、备受推崇。美国冷战史研究权威加迪斯，1981年曾受凯南委托撰写传记，并获准查阅其日记、信件、文稿等所有海量文献。然而，加迪斯2011年出版的《凯南传》，大体侧重凯南如何提出“遏制”战略，对他在冷战格局形成后，批评美国将“遏制”拓展为全面争霸、拉拢西方阵营对抗苏联、加剧世界战争风险的重要立场，却几乎避而不谈。以加迪斯的权威史家眼光，未必不知晓凯南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思想转变，究其原因，恐是彼时语境所限。

　　有幸的是，近年来中文学术出版社通过《凯南日记》等作品，开始披露“另一个凯南”的反思者形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弗兰克·科斯蒂廖拉所著的《乔治·凯南：两个世界的人生》，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更为丰富、立体的凯南：20世纪40年代末这位美国外交界明星，在提出对苏“遏制”概念半年后，便转而反对美苏全面对抗。他赞同深谙罗马帝国衰亡缘由的吉本的观点，反对帝国过度扩张，认为这势必引发国内体制动荡。凯南转入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后，通过对法俄关系的系统研究，剖析了人类误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迷局的深层原因。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为表彰其“历史贡献”建立“凯南研究所”，但凯南依然毫不留情地批评从伊拉克战争到北约东扩的美国外交战略，直至本世纪初去世。

　　“两个凯南”与“两个基辛格”的故事，揭示的远不只是历史学家的笔墨之争，更告诉人们：即使是冷战，也并非注定如此，那段历史充满了遗憾。诚如科斯蒂廖拉在序言中所说：“冷战是一个对话和外交皆有可能的时代，并不只是我们看到的那些不可避免的对抗和危机。”洞观百年巨变，即便在看似不可更改的历史逻辑之下，依然留存着人可以有所作为的空间。

　　但当我们言说“事在人为”的可能性时，问题远未终结。科斯蒂廖拉的《乔治·凯南：两个世界的人生》颇为可贵之处有二：其一，点出了历史进程中阴差阳错、失之交臂的关键时机所起到的作用。书中记载，1952年凯南满怀雄心以大使身份重回苏联，试图推动美苏缓和，此时斯大林也表达了和平期待。遗憾的是，美国国内已时过境迁，全然没有了罗斯福时期对苏和解合作的意愿，反而一心拉帮结派、全面抗衡，二战后实现缓和的宝贵机会稍纵即逝。可见，事在人为，更需抓住恰当时机。

　　其二，该书并非简单记录人生，而是对凯南身处多重世界中的复杂人生作了全息照相式描述：既呈现他对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式高压闭锁的不满，也展现他对俄罗斯文化的深切热爱；将其坎坷一生置于外交博弈、国内官僚体系挤压等多重风云中对照；将他信奉的弗洛伊德“恋情”与“文明”抗争之说，移情于对俄苏问题的诠释；尤其披露了他作为外交官的官方立场，与基于个人保守主义原则对美国国内现象批评之间的张力。尽管如何将各类史实与思想心理分析融汇一体仍需进一步研究，但书中这种留下叙事缺口的处理，反而彰显了凯南个人与时代巨变的微妙互动，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都为读者思考百年巨变中的人性变幻留下了空间。

　　凯南自己也曾坦陈，即便20世纪40年代末提出看似明晰的“遏制”思想、迎来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他依然心存疑虑，“赞美并不能完全消除自我怀疑”“我所知道的不过是零零碎碎的东西，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认识”。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也都有它的沉思和遗憾。人们期待当代传记作家能奉献更多带有时代印痕、兼具个体灵性的优秀作品。

《乔治·凯南：两个世界的人生》 [美]弗兰克·科斯蒂廖拉 著 肖欢 宋晓东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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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王越月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