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粮食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具有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意义。在近代中国，粮食既是国家税赋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传统商品贸易的大宗物品之一。其中，江南米粮贸易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成为观察市场整合与社会变迁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米粮贸易中的新旧杂糅——

　　近代以来，中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发生极大更易，出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江南米粮贸易既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时代变革，也存在着与传统的承续关系，呈现新旧杂糅的特点。

　　从米市体系方面看，以苏州为中心的米市群落逐渐为无锡米市、上海米市、镇江米市所取代；以杭州为中心的米市群落中，长安镇米市被硖石米市所取代，湖墅米市的繁荣局面则保持到民国年间；以扬州为中心的粮食市镇开始出现分化，大部分市镇粮食市场的规模和地位不同程度降低了。

　　从供需格局方面看，抗战前江南是一个缺粮地区，但粮食供应相对充足。这里面，洋米大量进口中国并始终保持入超的局面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现象，因而也带来粮食关税政策的调整。

　　从行业组织方面看，江南米粮行业组织由之前行会性质的公所演变为新型工商团体，出现了明显的近代转型。民国时期，除了米粮行业组织数量比晚清时显著增加之外，各行业组织之间的横向联系亦明显增强。在规范同业经营行为、沟通政商关系、维护同业利益等传统职能之外，它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力度空前提高，且与区域外同业之间的联系愈益频繁，展示出较为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并在反抗外国经济侵略、抵制洋货倾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球化对米粮贸易的影响——

　　在运载方式上，内河民船水运在江南各层级市场的米粮运销中占据重要地位，轮船、火车等新式运载工具则在米粮长途运销尤其是米粮转口外运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传统金融机构，钱庄继续承担资金融通功能。但受到银行的排挤，钱庄在米粮贸易中的作用日趋衰微。作为新兴金融机构，银行的资金融通功能开始在无锡、镇江等米粮区域集散市场居于绝对优势地位。

　　改制前，江南米业量器在容量单位、进位关系、量值、标准器形制、管理制度等诸多方面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样貌。国外度量衡的引入，使得这一问题更为复杂化。加之从国外引入的印花税、营业税、所得税等开始在米粮贸易中实行，催生米粮贸易体系发生显著变革。

　　此外，经济全球化对江南米粮市场组织也逐渐产生影响。新式机器碾米厂在各地设立和推广，带动上海闸北、无锡、镇江等米市的兴盛繁荣。在市场行情来源方面，传统的茶楼、茶会在各地米市仍然发挥重要作用，但电报、电话、收音机等现代通信手段也开始有所运用。

米粮贸易中的政商互动——

　　政府政策调控与商人市场操作之间的博弈，对米粮市场的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米业量器改制和划一过程中，江南各地米商以同业公会为依托，一方面极力维护行业利益，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又成为政府推行新制的重要依靠力量。

　　20世纪30年代，江南米粮贸易捐税体系发生显著变革。之前的牙税、米厘、照票税、米捐等捐税类型，要么被取消，要么被新税种所取代。在粮食国际贸易方面，南京国民政府作出重大政策调整，自1933年底开征粮食进口税。对于相关问题的深入考察，有助于揭示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省份之间乃至米业与政府之间、米业内部不同从业者之间的复杂博弈和互动状况。

　　其中，洋米进口税的开征，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国内激起颇大反响，也在国际上引发相关国家的关注和交涉，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影响了中国与相关国家外交关系的走向。

　　在米商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米商对相关政府决策和管理也产生了影响。比如，上海杂粮油饼业同业公会、经售米粮业同业公会等行业组织不仅是开征洋米进口税的积极倡导者，也是洋米进口税政策的积极维护者。其间，米商们的呼吁和斡旋，既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也得到了当时中央高层的关注和回应。

　　1929年至1937年，上海豆米业同业公会、米号业同业公会、经售米粮业同业公会、杂粮油饼业同业公会、南帮米商公所等米业行业组织的代表被吸纳进上海市粮食委员会。这些代表在粮食委员会会议上积极参与讨论疏通米粮来源、维护米粮自由流通、维持市场秩序和营商环境、调控市场米价等，为改进城市管理建言献策。

　　概而言之，江南米粮贸易在晚清至全面抗战之前的发展演变，不仅反映了区域经济状况，也体现了社会结构变迁。通过深入分析米市体系、市场组织、行业组织、资金融通、度量衡制度以及捐税体系的变动，可以揭示米粮贸易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诸多维度的探讨表明，米粮贸易的复杂图景既由国内各层级政府、种类繁多的米商、城乡米粮消费者乃至船夫、搬运工、斛工等多元参与者所形塑，也由区域社会变迁、中外关系演变、全球化浪潮等宏大历史进程共同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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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田锡全（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王蓝萱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