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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圣捷:危难时刻,海外华侨怎样“以身家生命贡献”

2025年09月05日

  凝聚力与战斗力空前增强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海外华侨“以身家生命贡献”,通过多种形式参与抗日战争,凝聚力与战斗力空前增强。

  

捐款捐物——


  1932年1月1日,华侨救国总会在上海新桥街振新南里2号(今金陵东路与浙江南路口)成立。抗战爆发后,海外侨胞率先筹集捐赠资金,各地筹款往往先集中至上海。其中,中南银行、大通银行等是海外华侨汇款的主要代收点。

  抗战时期,全球华侨组建了近4000个团体。其中,陈嘉庚创立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被公认为南洋华侨抗日救亡最高领导机构。在4年时间里,一共募集赈款4亿余元,相当于同期中国军费开支的三分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仅1937年至1945年,海外华侨的募款总额超过13亿元。除捐款外,海外华侨还积极购买“救国公债”。1939年至1942年,海外华侨购买公债总额占政府发行总额的三分之一。

  海外华侨还捐赠数万吨药品、衣物等战时必需品,仅1938年就运送米粮超过300万袋回国。菲律宾等地华侨自费购买飞机、高射炮等重型武器装备,支援前线将士。

  此外,各地华侨还组建医疗救护队回国支援抗战。在缅甸,由陈雅云负责的36人华侨医疗队奔赴抗战前线;在爪哇,当地华侨组建了13支救护队,驰援祖国华东前线;越南华侨也有66人组成后方服务青年童军救护队,支援广东地区的医疗救护工作。

  

英勇参战——


  美国波特兰、旧金山等地的华侨社团看到祖国空军力量薄弱,纷纷创办航空学校培养飞行人才。数年间,这些航校培养出百余名飞行员,大多毅然回国参战,用行动践行“航空救国”理念。台山籍华侨黄光锐是航空工业的拓荒者,培养了众多飞行员。其中,有40名飞行员击落日机70余架。

  来自印尼的许启兴、许启新、许庆娘三兄妹,放弃优渥生活投身空军,最终全部为国捐躯;印尼华侨吕天龙是台儿庄空战的英雄;印尼归侨梁添成牺牲于重庆空战中;旅美华侨黄新瑞击落日机8架,1941年在成都上空英勇殉国。

  1932年,年仅19岁的美国华侨陈瑞钿来到上海,与另外13名华裔青年加入中国空军。1937年,震惊海内外的八一四空战爆发。两天后,陈瑞钿驾驶老式美制“霍克”双翼战斗机,击落日军九六式攻击机。此后的南京保卫战、武汉大会战,都留下了他英勇搏击的身影。

  1939年底,陈瑞钿因座机油箱被击中起火受重伤,返回美国治疗。伤愈后,他再次回到祖国,在“驼峰航线”执飞运输任务,继续为抗战贡献力量。据统计,仅1937至1939年,他一共击落敌机8架,3次被击落却都跳伞生还,创造了传奇。1997年,陈瑞钿在美国去世,美国媒体称赞他为“中国战鹰”。

  2022年,最后一位南侨机工蒋印生与世长辞。1939年,不满13岁的他瞒着父母,留下“国家更需要我”的字条毅然回国,冒着生命危险在滇缅公路运送物资。据统计,1939年至1942年,滇缅公路运输物资45.2万吨。当时,国际上对华总援助约50万吨,超过9成物资由南侨机工运到中国。其中,马来亚华侨李月美为回国参战,不惜女扮男装,驾车数年未被识破。

  

“灯塔”指引——


  抗战时期,延安是进步青年心中的圣地,宝塔山是引领革命的灯塔。

  1940年,“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成立,发起人是来自新加坡、英国、法国、美国、印尼等地的归国华侨,成员总数超过300人。联合会承担边区的宣传、接待、经济建设等任务,不仅接待了以陈嘉庚为团长的南洋华侨慰劳考察团,还组织归侨青年参与边区建设,为新中国侨联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同年,陈嘉庚率团访问延安,停留9天。他实地考察了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建设,亲眼目睹了官兵平等、政风清廉的景象,进而由衷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一结论极大地鼓舞了海外华侨对中共的支持。

  台籍华侨丘念台在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后,创建“东区服务队”,支援敌后战场。1941年,丘念台在惠州营救了钟浩东、萧道应等5名从台湾来到大陆的爱国青年。这些台籍青年利用通晓日语的专长,负责审讯日军俘虏,获取重要情报供军方参考。

  在中共领导的新四军中,汇集了不少“华侨兵”。1938年,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28人抵达前线,改编为“随军服务团”,成为首支华侨抗日队伍。此后,又有约百名泰国华侨分批奔赴新四军,部分华侨不幸在皖南事变中牺牲。法国归侨任光曾就职上海百代公司,系《渔光曲》作曲者。他加入新四军后负责战地音乐工作,不幸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1938年,泰国归侨陈子谷进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他捧着毛泽东题词的结业证书离开延安,参加新四军。1940年底,他接到养父来信,希望他回泰国办理遗产继承手续。此时,正值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他把在泰国华侨中募集到捐款6万元,再加上自己继承的20万元遗产,全部捐献给新四军,帮助部队解决了2万套冬季军装的急需。

  在红色舆论战场上,海外华侨也有积极表现。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后,英文翻译重任交给了时在上海的地下党员、《大公报》记者杨刚。旅英归来的邵洵美不仅为杨刚提供了安全的翻译场所,而且在《论持久战》全书尚未译完之际,就先行安排在他和友人创办的英文刊物《直言评论》上连载。从1938年11月1日到1939年2月9日,《论持久战》分四次连载完毕。在编者按中,邵洵美写道:“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的了。”

  接下来,邵洵美又提出发行英文单行本的倡议。毛泽东欣然为英文单行本写了一篇1000字的序言,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其中写道:“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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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圣捷(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上观新闻

编辑丨王越月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