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当年，拥有反帝爱国传统的光华师生，以笔为戟，为民族解放事业书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救亡之歌。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悍然突袭我国东北地区。沈阳的炮火震惊了白山黑水，也如重锤般击碎了千里之外黄浦江畔的宁静。次日，消息在上海各学校蔓延开来，光华大学——这座在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风潮中创建的著名学府——校园瞬间沸腾，悲愤、仇恨、救国之心在年轻的胸中激荡，一场以青春和热血书就的抗日救国运动拉开序幕。
一、救国会：闪电般集结的青春力量
事变爆发后第三天，9月21日一早，光华大学紧急召开全体学生会议，商量抗日对策。国难当头，黑云压城，会场的气氛极为沉痛悲怆，校长张寿镛先生演说时止不住痛哭流涕。这所由他亲手创办的大学，血液中本就奔涌着不屈的爱国基因：1925年“五卅惨案”后，圣约翰大学师生抗议英帝国主义暴行，因遭到美籍校长卜舫济阻挠，钱基博、孟宪承等17名中国籍教师携553名学生集体宣誓退校，“收回教育权”，在短短三个月内就创办起中国人自己的大学。学校以“光华”为名，取“光大华夏”之意。国难再临，这所以“振刷爱国精神”为办学宗旨的学府，自当成为救亡图存的前哨。
会议迅即做出决议：组织光华大学抗日救国会，下设常务、宣传、交际、调查、庶务、会计、文书及纠察八部，“当务之急便是联合各大学共同发表宣言，唤起全国国民反抗暴日之侵略，收集中日国际关系材料，出定期刊物，分发全国各团体”，以强有力的事实与证据反驳日本的歪曲宣传。一个目标明确、分工清晰的学生抗日战斗堡垒迅速组建，这也是上海最早的抗日救亡学生组织之一。
9月23日，全体教职工再次开会讨论抗日问题，决定派代表赴南京请愿，敦促国民政府出兵收复东北失地。同时，校内学生停课，组织军事训练，邀请名人针对时事发表演讲。抗日救国会先后请来流亡南下的东北大学教授张恪维、冯庸大学教授洪殷樸等到校演讲，其《日本占领东北之经过及其感想》《日本在东北之文化侵略》等演讲以大量确凿的事实和触目惊心的细节，撕开了日本一意遮掩的暴行，将东北同胞的深重苦难清晰地呈现在国人面前，“我们现在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对日宣战”！经济学者戴霭庐的演讲《日本财政的危机及经济的恐慌》，揭示侵略战争对日本经济的反噬效应，预示着侵华战争必然要落败。
为统一行动，当天，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也宣告成立，光华大学的代表在其中扮演了发起者和组织者的关键角色，光华大学校园也一度成为早期上海学联的重要活动点与信息枢纽。在随后的三个月时间里，上海学生的怒火汇聚成一次次赴南京请愿的浪潮，光华大学的代表作为学联的中坚力量，始终坚定地站在请愿队伍的前列。
9月24日，光华大学抗日救国会再度开会。会后，学生杨人伟、杨人倜兄弟痛于“暴日占我国土，戮我国民”，痛感“种类之凌夷，山河之破碎”，遂留书诀别，“请缨从军，誓以赤血保我疆土”。光华兄弟共赴国难的壮举在上海的大学生中广为传扬。对此，上海政法大学的学生曾赋诗一首，“国亡家破复何之，正是从戎投笔时。誓扫倭奴消愤懑，弟兄快走莫迟迟”，充满了钦佩之情。
光华学子以其高效的组织力、果敢的行动力和冲锋在前的姿态，点燃了上海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把熊熊烈火。
二、笔作枪：《抗日旬刊》发出时代强音
光华大学于1931年10月出版校园刊物《抗日旬刊》，主要转载校内外学者的抗日演讲、报道日本在东三省的暴行、分析东北最近十年的政治经济状况、呼吁国民政府出兵抵抗侵略。该刊现存1931年出版的第一期至第五期，共计39篇文章和诗歌，撰稿人有王造时、罗隆基、何炳松、吕思勉、李石岑、潘予且等。
激扬文字，揭露事件的真相，是《抗日旬刊》的一大特色。历史系教授吕思勉疾著《所谓铁路附属地者》一文，以史学家精神的考辨功夫，以翔实的合同、条约等实证，一一揭示日本侵华的长期预谋，“日人污我者蔑视条约，实则日本行动蔑视条约者，不知凡几”。罗隆基《国人今后应走的路》、何炳松《看看国际：求人乎，求已乎？》等文章，深刻剖析日本侵华的根源与野心，研判复杂的国际局势，抨击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痛斥国民政府外交上的软弱妥协。既然日本“以奴隶视同我，以犬马待我”，又怎能坦然自卧、饱受欺辱？“不可屈”，必须积极迎战，即使一时失败，也有未来胜利的微光：因为这种反抗精神，足以“寒帝国主义者之胆”，足以“激起国民爱国的热情”。
在迷雾笼罩之际指明青年愤然前行的方向，是《抗日旬刊》的重要编刊目的。李石岑《如何抗日》、王造时《青年应有的态度》等文章，积极探讨青年学生在救亡运动中应扮演的角色和可采取的有效行动：“勿以消极方式表示爱国之热诚”，“要镇静、要团结”，“请名人演讲，搜集他们的见解；多多翻看对日的书籍，搜集一切的材料”，加紧军事训练，保养精神毅力，“有步骤的有系统的”开展宣传，为迷茫中的热血青年提供了种种现在看来仍切实可行的救国行动路径。
除了校内刊物，英文系学生赵家璧将其老师罗隆基所著《沈阳事件》与两篇附录合并编辑而成“一角丛书”之《沈阳事件》，十天内销量近万册；由政治学系学生编辑的《中日问题与各家论见》，收录胡愈之、陈独秀等20余位学者关于中日问题的文章，引发知识界与市民阶层的广泛共鸣，都是光华学子以笔为剑，唤醒民心的精神利剑。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十字街头》的报头标着：“通讯处：上海光华大学周武弢转。”《十字街头》于1931年12月11日创刊，由鲁迅亲自指导、冯雪峰编辑，虽仅出版3期便遭国民党反动政府极端敌视而被查禁，却是左翼文化战线的重要阵地，鲁迅在其上发表杂文、诗歌、书信十余篇，犀利揭露并痛斥国民党对日不抵抗政策。那么，这本刊物的通讯处为何设在光华大学？周武弢是谁？虽据笔者现掌握的史料尚不能解答以上疑问，或许未来随着新史料的发掘与相关研究的深入，光华大学在抗日文化战线上的活跃身影将更加清晰。
三、声震天：街头巷尾的救亡洪流
光华大学师生的抗日救亡不只停留在纸面和校园内。为援助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孤军抗日，校方决定自11月19日起停课三天，鼓励学生走上街头开展募捐活动。据统计，至1932年1月，上海各大学的募集资金中，光华学生捐款总额居上海各高校第二位。
然而，募捐过程宛如一面镜子，照出世态炎凉：在富商云集的愚园路等高级住宅区，学生们时常遭遇冷漠的闭门羹或敷衍的施舍；但在途中，工人、农民、妇女和儿童却往往倾其所有，贡献出一份份难得的力量；云飞车行的车夫说：“如政府命我前去开炮车，万死不辞！”强烈的反差，给年轻的大学生上了深刻的一课：真正的抗日力量蕴藏在最广大朴素的万亿同胞中，救国的根基实在于唤醒和依靠民众。
与募捐相伴的是声势浩大的宣讲活动。“历年运动之失败，莫不由于运动不普及，不普及之运动，安得有雄厚之力量？……故扩大宣传乃事实所必须者”。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武装进攻和颠倒黑白的宣传，师生们强烈意识到，掌握舆论阵地，传播真相，唤醒民众，凝聚共识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至关重要。抗日救国会组织了多支宣讲队，深入工厂、商店、里弄，以及上海周边地区的中小学校，讲述东北的惨状，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痛陈亡国灭种的危机，“以期唤醒民众，毋受倭奴威胁而软化”，让救亡的呼声真正响彻在社会的各个毛细血管中。演讲效果如何呢？学生许正直撰文记录了1931年10月24日一行十五人赴嘉善的一次宣传活动，“听众颇多，态度亦愤慨”，“仅一上下午而已，然演讲之处凡六，而皆能引起听众之同情。”
光华校友中同样涌动着炽热的救国力量。事变爆发后，从光华大学刚毕业三年的陈黄光校友闻此国耻，愤然提笔，挥就《奋起救国》歌词：“奋起！奋起！共作猛烈斗争！”这首歌迅速传唱大江南北，影响遍及东南亚，是我国最早的抗日歌曲之一。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的战火烧到了上海闸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光华大学因位于火线以内，不得已搬迁避难，《抗日旬刊》的出版也被迫中断；但救国信念留存在光华学子的内心，接续着未尽的斗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光华大学成立100周年。回望当年，拥有反帝爱国传统的光华师生，以笔为戟，为民族解放事业书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救亡之歌。这段历史，不仅是光华的荣光、上海高等教育的荣光，更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奋起抗争的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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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张潇萌（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来源丨上观新闻
编辑丨王越月
编审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