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聂欣如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于普通中国人生活的记录是伊文思纪录片一个鲜明而又突出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伊文思的某些纪录片也就是研究某个时代的历史。 

1998年作家龙应台在上海出版了《啊，上海男人》一书，引起了报刊上长达半年之久的激烈争论，随后，“上海男人”成为了专用名词。龙应台文字所描绘的上海男人，影像形象的出现却要早得多，出现在伊文思1970年代拍摄的纪录片《上海第三医药商店》之中，影片表现了一对普通的职员夫妇，他们在周末带着孩子去探望老人，影片中有一个镜头，那位妇女舒舒服服地坐在靠椅上听音乐，而他的丈夫却在天井中一个木盆边上用搓板洗衣服（当时的上海还没有洗衣机）。对于普通中国人生活的记录是伊文思纪录片一个鲜明而又突出的特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伊文思的某些纪录片也就是研究中国、研究某个时代的历史。纪录片研究的最大困难即在于此，因为纪录片不是纯粹的艺术作品，它带有认知的功能，其一端扎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如果不对那一时代有充分的了解，便无从了解伊文思的想法，以及对其纪录片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由于中国1960至197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伊文思是那个时代唯一比较深入地用影像记录了中国民众生活的导演，他所拍摄的长达12个小时的大型作品《愚公移山》（其中包括12部纪录片），是我们研究那个特定时代人民社会生活重要的资料。当时在中国拍摄纪录片的还有意大利的着名导演安东尼奥尼，不过对比两者的影片，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远不如伊文思深入，他的影片是他个人对中国的观感，而伊文思则不遗余力地要让他影片中的人说话，因此我们在他的影片中所看到的中国人是有自我意识、进行自我表达的中国人。孙红云教授曾有一篇文章《伊文思的< 愚公移山>与安东尼奥尼的< 中国>》，专门研究对比了两人的纪录片，指出了一个是参与者，而另一个则是旁观者。（《当代电影》2009年第3期，第98页）

思想的表达往往通过语言，但是简单地认为说话的人就是在表述自己的想法，对于特殊时代来说是不准确的，但语言又确实是在表述着思想，只不过其潜台词要比今天丰富得多。因此我们在读解伊文思有关这一时代的纪录片时，往往不仅要看表面呈现的现象，而且要通过现象看到深层的社会意识对人们的影响。我在撰写《纪录电影大师伊文思研究》一书的时候，着力最大的便是查找资料，尽管我本人也曾经历过那个特殊时期，但是伊文思所描写的各种不同职业、不同身份和地区的情况，并不都是我所熟悉的，因此需要从当时的报刊中考察当时一般化的社会意识。比如说，在《上海印象》这部影片中，罗丽丹（伊文思夫人）在理发店采访，询问发型师（当时叫理发员）她正在给一位妇女做的是什么发型？这位发型师不从正面回答，而是说她是根据不同年龄顾客的需求提供服务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读当时的报纸就可以知道，时尚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需要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女孩子烫长发（当时被称为“长波浪”）、穿着比较合身的裤子、拍照戴墨镜、男士留胡子等，都是报纸上点名批评的事物，理解这一点，才有可能理解那位女发型师为什么对自己在做的时尚发型讳莫如深。

通过从现象到社会意识形态的读解，我们不仅能够理解伊文思的纪录片为什么对于今天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能加深我们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历史的真相正是在读解的过程之中逐渐袒露出它的庐山真面目的。

《文汇报》    日期：2012年8月25日    版次：7    作者：聂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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