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届上海书展上，有两个学术性论坛的主题是相似的，一个是上周五举行的“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道路”，一个就是昨天下午在上海图书馆举行的“中国发展的现代转型与文化自省”，与前者侧重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中国这几年的成功发展不同，“中国发展的现代转型与文化自省”论坛更多从精神层面来解释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成功之处。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和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赵林昨天做了对谈，在关于信仰的问题上，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发展不稳”是个问题

童世骏教授曾负责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调查研究”，昨天，他对中华民族思想传统的精神气质做了5点概括，“第一是务实的理想主义。第二是辩证的理性主义，与以工具主义为特征的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的理性主义可能更善于协调矛盾，求同存异。第三是尊贤主义，这种民本传统并不忽视人在道德和知识方面常常是有重要差异的，都是与尊师重道的民族传统结合在一起。第四是重情的团体主义，中国人的国家意识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化取得伟大成绩的重要因素。第五是好学的世界主义，天下观念在我们的观念中根深蒂固。”

但童世骏也指出了中国未来“发展不足的问题、发展不当的问题和发展不稳的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发展不稳的问题，所谓发展不稳的问题，就是要使全社会有更加广义的奋斗目标。”

道德和信仰令人堪忧

昨天的论坛中，赵林教授认为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每个人的文化身份重塑是个重要问题，在转型中，丢失文化身份，已带来了一些道德、伦理的滑坡，“今天中国人确实富足了，但是我们精神上处在比较沦丧的状态……我们现在强调特色，但特色又是什么？是儒家？是道家……这是个很大的困惑。”

那么出路在哪里呢？赵林说，“中国在现代转型中的身份成熟的问题，它不可能走拉丁美洲的道路，它只可能像所有的悠久的、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一样。文化保守主义，乃至到今天出现了国学热，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在整个世界，凡是文明传统悠久的地区都有这样的现象。中国文明现代重建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传统和主流的意识形态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有的东西都搞不好。”赵林强调，道德和信仰两方面，“在中国令人堪忧”。

罗岗教授则从哈佛大学学者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谈起，“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1990年代后，他特别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如果没有共同富裕，邓小平说，‘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罗岗说，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分配的方案，也应是政治参与的方案。“社会主义的理想是强调人民大众的参与，共同富裕其实包含了民众的共同参与。”罗岗认为，仅仅依靠经济，或者仅仅依靠福利上的分配，“还是不能够解决中国发展上的问题的。”

《东方早报》    日期：2012年8月20日    版次：A28    作者：石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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