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者在“正风俗”方面有所作为，一条是“正身”，也就是从自己做起，给社会生活带来更多美好的东西，尽量避免给不良的风气推波助澜。另一条是，用恰当的方法来传承文化，传承传统的美德。
赵修义（1938—）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上海市哲学学会顾问。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度着重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着有《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以问题为中心的断代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纲要》《教育与现代西方思潮》等着作。多年来关注当代中国道德建设问题，着有《市场经济、经济学与伦理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辩护问题》《试论市场之德》《社会风气是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惯例与社会风气》《如何对金融危机进行伦理反思？》《不要让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婴儿的乳汁》等数十篇论文。其论着曾入选“五个一工程”，获多项省部级奖励。
道德建设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说得非常多但又很难说到点子上的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近年来尤甚，但是人们好像越来越弄不明白了。就重要性而言，论证了那么多年，似乎不成问题，但一到具体事情，经济、GDP、政绩还是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而在学校里，升学率、学校排名就是最重要的。至于效果如何？从报纸、电视上看，一方面模范辈出，一年不知要表扬、学习多少先进典型；另一方面则是从官员腐败到学界腐败，从有毒食品到有毒胶囊，频频出现，弄得人心惶惶。道德是在滑坡还是爬坡？争论不休。看来，与其就这些宏大问题发表高论，还不如探讨一下，我们可以做什么，如何做得更好些，更为实在。本次论坛的发起方是文史馆，汇聚的大都是老人，我自己也垂垂老矣，所以就选了这个题目，同大家一起切磋。
“最为重要的是要学会在不良风气盛行的时候，如何自处，如何自异于那些流行的陋习，如何保持坚定的意志，在遇到两难的处境时如何做出正确的抉择。而富有阅历的长者，其长处就在于经历过种种非常艰难的两难选择，并具有付出了许多代价才获得的经验教训。”
还是称“长者”为好
之所以不用“老人”而用“长者”这个词，是因为“老”主要说的是生理年龄，是自然属性，同样也可以适用于动物。现在往往习惯于突出老人之“老”、“弱”，常常把老年人归属于“老弱病残”之列，或归之于“弱势群体”。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只讲这一面，显然是片面的。老人也有老人的优势，他们有阅历，“老马识途”，见识广，经验丰富。比较起来，香港人习惯用“长者”这个词称呼“老人”，似乎更好。中国文化传统中，“长幼有序”是一种重要的伦理精神。它的内涵既有幼者要敬重长者的意思，也有长者要承担长者、长辈责任，要像一个长者的样子来关爱、提携、垂范后生的意思。与“老人”这个词不同，“长者”这个词，既表述了“年长”这个生理事实，又表述了“长幼有序”的伦理意义。尽管这个“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无论何时，长幼之间有一种人伦关系，需要恰当处理，这是确定无疑的。这种关系非常丰富，“敬老”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长者”这个称呼也时时在提醒老人，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在这个“长幼序列”中还承担着自己的社会责任，包括在道德建设中的责任。
近日读到江曾培先生的文章，说不能把老人当做包袱，在重视“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乐”的同时，不可忽视“老有所为”和“老有所用”。我深有同感。长者的“老有所为”丰富多样。各自状况不同，处境不同，选择也不同。有的从岗位上退休之后还在从事某种职业，可谓退而未休。有的为社会做各式各样的服务，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有形的，比如上海有一支很大的老年志愿者队伍，其中有的还被评为先进单位，为城市建设和管理作出了很多贡献。无形的也许更多，像我们社科界的一些学会，就曾经有一些年长的学者义务担任会长，做了许多组织工作，推进了学术交流。还有的在为小辈服务，尽家庭责任，抚养后代。其实，他们都是在服务。当然，也有的在忙于理财，电视上出现证券公司的画面上，人头攒动的大都是老人。
不过，无论何种“所为”，其实都有道德的意蕴，都关乎社会的道德风尚。近来出现的“最美司机”、“最美教师”等等无数动人的事例都在告诉我们，每一种“所为”都有美丑善恶之分，都会对社会风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胡锦涛同志在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候曾经说到：“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这是非常有见地也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论说。现在的难题就在于社会风气。风气这个东西，中国的古人称为“风俗”。“风者，气也；俗者，习也。”王安石说：“安利之要不在于它，在乎正风俗而已。故风俗之变，迁染民志，关之盛衰，不可不慎也。”风气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对整个社会所有的社会成员所产生的影响太大了。
今天我们讨论道德建设，关键是如何“正风俗”。今天我要提出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我们作为长者，如何在“正风俗”上有所作为。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条是“正身”，也就是从自己做起，给社会生活带来更多美好的东西，尽量避免给不良的风气推波助澜。另一条就是，用恰当的方法来传承文化，传承传统的美德。
长者先要正身
长者之作为，尽管各种各样，不过其中也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我想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自正”、“正身”。孔子早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苟正其身矣，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他的原话是对为政者说的，但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这些话对于长者也同样适用。在家族本位的中国社会中，长幼有序往往把长者放在一个教育者的位置上，至今，人们还是非常重视让老年人来教育青年人。有一段时间，还提倡要七十岁的老人来教育六十岁的，六十岁的来教育五十岁的。这种做法在当今社会已经不大适用了。它带来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老年人往往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好像年纪大的自然而然就会道德高尚一些。其实不然。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未必就带来德性。这一点，孔子其实就已经看清楚了。尽管他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但是又说“老年戒得”。这就是说，老来有条件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精神境界，但是老年人也有自身的弱点，如果不努力去“戒得”，也会做出为社会所不齿的事情，从而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甚至晚节不保。
现在报纸上经常有这类报道。比如，一些老年人过度利用社会或一些单位给老年人提供的方便或优惠，把人家搞得非常尴尬，如“宜家”每周一次的免费咖啡馆，变成一部分老人给儿女相亲的固定活动场所，弄得主办方非常尴尬。有的公园也发生了不同老年人群之间的抵牾，以及同管理方的矛盾和冲突。这些都给上海人丢脸了，也让长者这个群体蒙羞。又比如，经常看到老年人受骗上当的报道，而受骗的原因，其中一些就是爱贪点小便宜，或者是一味讲究养生之道，而忘记了古人所说的养生必须与修身相结合。清代的张英写的家训《聪训斋语》中，就将“致寿之道”归纳为四个字：慈、俭、和、静。“慈”就是要有爱心，要懂得关爱他人、乐于助人，决不可有害人之心、行损人之事。“俭”就是要戒奢靡，戒挥霍，朴素简约，淡泊自甘。“和”就是要心情愉悦，襟怀坦荡。人常和悦，则心气冲而五脏安，昔人所谓养欢喜神。“静”就是要一无挂碍，切戒浮躁，从容镇定，宠辱不惊。“凡遇一切劳顿、忧惶、喜乐、恐惧之事，外则顺以应之，此心凝然不动，如澄潭，如古井”，则一切纷扰自然无所施其害。张英总结说，“此四者，于养生之理，极为切实”，是比起“服药导引”更加重要的养生要义。这里的关键，就是老来就不要再去做“名利中人”了。
长者的“自正”之所以重要，还因为，比较而言，长者靠一生的积累，有较多的社会资源，有些还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丰厚的人脉。老教师会有许多学生，老工人会有徒弟，政商学艺等各界的名人大腕就更不用说了。一般说来，长者至少在家庭中处于长辈的地位，受到许多小辈的敬重。即使是从岗位上退下来，还有很多资源可用。用来做什么？如何处世待人，对于长者而言，是一种新的考验。这里有很多难题。关键还是能不能“戒得”，能不能不再做“名利中人”。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做法是，即使退位之后，还是要把原来的头衔挂在身上，动不动就是前XXXX、原XXXX，或以此显示自己的特殊身份，或以此增加自己话语的权威性。其实大可不必。你的话真有道理，人家就会认同或相信；如果没有道理，人家反而会耻笑，心想这么一位往昔的大人物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等而下之者则还喜欢利用昔日的地位、权势和名声继续寻租，为自己或者自己的亲属、朋友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这在当今这样一个讲究势荣，讲究贵贱贫富之分，推崇名人富人而轻视普通人的舆论氛围下，是需要有点定力，才能避免的。而这种不良做法的消极影响，就是在自觉或不知不觉的时候把自己的不良观念、行为方式传递给他人或公众，自己也自贬形象。
如何留下一个长者的风范，是摆在我们每一个老者面前的问题。近日，老年大学做了很好工作。张君仪先生有一首诗，我觉得写得很好，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分享。
长者风范颂（节选）
走过生命的历程，散落一路情真，听过遥远的爱的呼唤，领略了人生艰难，如今站在脚下净土，是长者鲜花绽放的记忆金库！
你是年长的，虽不一定银发如雪，风度翩翩；但矍铄精神目光睿智，淡吐高雅举止恭让，您身上散发着长者风范！
面对夕阳耀眼，您无须眷恋生命的风帆，孜孜不倦地学习，都在补正您可曾的遗憾，蓦然到达人生宁静的港湾，远远地展示着您的风范！
人们说风范无牵猥琐，金钱并不能使人从心底折服，权力只会让人敬而远之，虚假泄露其人底气毫无；只有您的健康、温文、坚毅让人们对您投来敬慕！
这就是年长者的风范，知识的内涵，求知的明白，生命阅历饱蘸，年轻人的表率，以及社会赞誉声里的若谷虚怀！
传承文明需要讲究态度和方法
在“自正”的前提下，长者确实可以在传承文明上发挥自己特有的优势。
近来中央关于文化问题的决议有一个亮点，就是强调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文化和文明的传承也就是一个民族血脉的传承和维系。血脉生生不息地流动着，文化、文明既然是血脉，那么它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就不仅仅是保留在各种历史文献中的东西了，而是保存在活生生的历史中，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人，前后相继地传承着、发扬着、推进着。传统道德也就不仅仅是古人留下的各种经典文本（如儒道等各家的学说和《朱子家训》《弟子规》等等文本）中的东西了。就此意义而言，经历了中国社会几十年历史变迁的长者本身的阅历，就是传统文化或者说传统道德中的丰富资源了。近来有所谓“国学热”兴起，《论语》《孟子》《弟子规》《三字经》等等又被拿出来给小孩子读了。这事是好是坏，社会上颇有争议。在我看来，通过历史存留的文本的阅读，与古人对话，确实可以给人们许多启示，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但是，要真正能够对上话，做到现代解释学所说的“视界融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效果也是有限的。况且道德也好，价值观念也好，归根结底不是一种像自然科学知识那样的条理性知识，而是一种默会的东西，需要师傅带徒弟那样亲切的交流，需要环境的习染。现在喜欢讲“价值”，但价值观念也不是几个抽象的概念，如最早提出价值哲学的文德尔班所说，它是积淀在、体现在历史上具体的事件和人的活生生的活动中的东西。所以，还是要一代一代人地传承，而不能仅仅靠历史留存的文本。就此意义而言，阅历丰富的长者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此外，道德问题的难处恐怕不在于规范。因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其实大家都是懂的，其中没有太高深的道理。比如最起码的，不要拿不属于你的财物，不要欺骗等等。这些都是人类生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真正困难的是如何把这些规范切实地落实到自己的一言一行之中，尤其是在复杂的情境下作出正确的选择。这一点在社会风气不正的情况下尤甚。王安石曾经说过：“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也就是说，当社会风气不正的时候，连本来道德品质还可以的人“亦宛转于世尚之中，而无以自异”。所以，最为重要的是要学会在不良风气盛行的时候，如何自处，如何自异于那些流行的陋习，如何保持坚定的意志，在遇到两难的处境时如何做出正确的抉择。而富有阅历的长者，其长处就在于经历过种种非常艰难的两难选择，并具有付出了许多代价才获得的经验教训。与后人分享这些经验，也许可以启发人们去思索如何在复杂的情景下做出恰当的选择。这才是最需要的，也是最能产生效果的东西。
近年来，社会对于发挥长者在传承文化和道德上的作用相当重视，比如组织“三老”讲师团，做口述历史等等。这些都为长者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但是，如何才能做得好，还是一件有待探讨的事情。
首先是一个态度问题。资中筠先生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她遇到了一位出租车司机，做了好事，但是这位司机自己却说，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事本来是应该的。她从中得出的一个观感，就是千万不要用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出现。真正的道德行为往往是出自自然，出自一种习以为常，不会在乎有没有记者去报道，也不会有人专门去表扬。大家都默默无声地去做，理所当然地去做，这就真正成为道德风尚了。这个道理看起来是非常浅显的常识，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现在常见的做法是表彰和自我表彰。也有的长者喜欢去给人讲自己是如何如何的高尚，如何如何地不容易做出了多少业绩。这是不是一种好的方法呢？未必。在我的记忆中，“文革”之前是不大有这种事情的。那个时候学习雷锋，都是做了好事不让人知道的。雷锋自己就是这样，他只是记在给自己看的（不是准备发表的）日记里。雷锋牺牲之后，人们发现了他的日记，才知道他做过那么多的好事，都是感人的事情。“文革”期间出现了一种自我张扬的方式，那个时候叫“讲用”，如何“狠斗私心一闪念”，如何“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等。但是，“文革”提高了人们的道德水平吗？没有。相反，最粗野、最残暴、最恶劣的事情都发生了，社会也失序了，有的遗毒至今未除尽。这一点，过来人都是非常清楚的。不知什么道理，现在有的时候人们还是习惯于这种做法。这也可能是路径依赖，或者说历史惯性吧。
采取一种平等的态度，这对于长者来说，也并非易事。长者年长，有经验、阅历丰富，因此，常常有人会出于真诚或并不那么真诚的原因，向你请益或请教。长者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教育者，于是就端出居高临下的态度，开口就是应该如何如何，我们当年是如何如何的。其实这未必妥当，也未必会有什么效果。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过，后任者确实会向他请教。他的态度就是“我们试图以一种友善而又非说教的方式向当选总统提供一些经验”。我觉得“友善而非说教”这几个字非常精彩，也不容易做到。不过，我们有许多老模范老先进做到了。史中兴先生在一篇杂文中记述了近来与当年家喻户晓的模范教师吴佩芳相遇的故事。当他提到当年吴老师的办学事迹如何被编成沪剧《鸡毛飞上天》的往事时，吴老师只是说了一句“那都是过去式了”。此语富含哲理。
“过去式”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处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代际之间的这种差异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新事物层出不穷的当代中国，尤其明显。所以，作为长者，我们既要明白自己的长处，也要理解自己的弱点。与年轻的朋友相处，要善于理解对方，找到合适的沟通渠道。不要做“九斤老太”，或者像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当年轻人需要与我们沟通的时候，尽可能地理解他们的处境和想法，“友善而非说教”地提供一些经验，既说做对的经验，也说做错的教训，对话交流而非卡拉OK式的独白。当然，这并不是说，人老了，该发表的意见就不发表了。相反，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不在名利之中”，就可以摆脱许多束缚，多说点真话。现在一些被誉为“两头真”的老前辈，就是这样做的，值得我们学习。
关爱后辈，也是长者传承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这里也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近来读到旅美哲学家黄勇先生的着作，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那就是无论是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之于人”，还是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有弊端，容易产生“家长主义”的倾向，将自己的所欲强加于人，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还是中国的道家和儒家传统中蕴含的“人所欲，施于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更为合理。那就要懂“知人之难”，花力气去了解和理解我们关爱的对象的真实需要和愿望，并对于不同的对象，用不同方式去关爱他们。这一点，在社会多元化的今天尤其重要。只要看看近来许多电视剧里讲的家长对儿女婚姻的各式各样的故事，就可以明白。
《文汇报》 日期：2012年10月29日 版次：12 作者：赵修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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