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样食品能放心吃，有了这种基本的、本能的认同，那就说明社会诚信度上去了。”
比起近年来备受热议的“幸福指数”，社会诚信的话题古老又沉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也夫做过一个统计，《论语》与道德有关的内容中，“信”被使用了38次，出场频次高于 “善”、“义”、“敬”、“勇”等其他很多重要的美德。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中的诚信，却在当下社会屡遭践踏。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德峰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电话采访时提及，他这两年关心的是民生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诚信。
德国哲学家尼古拉斯·卢曼在《信任与权利》中描述诚信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时说，和语言、货币一样，诚信是一个简化人类社会活动的系统，也是人类重要的生存策略。它虽然不能消除人类活动的不确定和风险，但它会帮助你勇敢地跳入不确定性中。
有学者将文明比作一张薄纸，“野蛮随时可以闯入”。而作为社会文明发展结晶的诚信，也是一张脆弱的薄纸。建立诚信需要几十年、几代人的努力经营，而一个小小的谎言，就能让这张薄纸灰飞烟灭。如何重构中国社会的高度诚信，成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明、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李向平、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李峰等众多学者的“中国新愿”。
第一财经日报：社会诚信屡遭质疑，背后的根本症结是什么？
李峰：建立诚信需要经过漫长积累。中国现在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传统文化机制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影响力慢慢下降。在市场经济社会，人们过分追求短期效益，使得某些市场主体或商家做出坑害消费者的行为，消费者并不是天生不信任他们，而是他们的表现不足以产生对他们的信任感。
李向平：中国人之前说的诚信、相互信任，往往是在熟人之间。费孝通先生提出过“差序格局”解读中国式的“熟人诚信”，人们根据对方与自己的地缘、血缘的亲疏，自己的地位、利益、得失来判断跟人交往的方式，以及诚信程度。所以，陌生人之间，“熟人诚信”原则就不存在了。但现代社会，完全是以与陌生人交往为主流的社会，“熟人诚信”早已规则不适用，诚信与否成了经济策略，而不是纯粹的道德问题。
顾晓明：诚信缺失不是中国独有，而是现代社会共有的现象。主要原因，一方面是道德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生存博弈。个人生存问题很现实，他会计算各种生活成本。当一个社会建构合理时，讲诚信让他的工作成本、经营成本、盈利成本会很低，那么他自然选择讲诚信。反之，他因为讲诚信付的代价更大，失败的可能性更大，那么，他的诚信很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日报：西方文化也很强调诚信，他们建构社会诚信的经验是否能为我们所用？
李向平：有三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现代化程度比较好的社会，其诚信的建立、维护，很大程度依赖于司法、行业等制度的完备。在社会层面，法律在起作用，监督机制对不诚信者进行严惩，并曝光他们的不良记录。在交往习惯方面，他们普遍的道德、信仰对诚信的维护也发挥了很大作用，虽然，我们说诚信不纯粹是个道德问题。
李峰：一些人认为，西方社会诚信度较高，是因为各项社会制度健全。但“唯制度论”不能概括所有方面，他们在文化建设上做得也很成功。诚信的价值观，在这些社会被普遍认同，在人际交往中形成了对个人行为强有力的约束，大部分人都会遵守对形成高诚信社会起到了很大作用。有完备的诚信机制，还要靠人们有自觉意识的执行。如何培养自觉意识，文化建设对此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制度下的诚信是工具性，完全取决于制度的表现，以及人们对制度的执行。建立在文化上的社会诚信具有持久性，不会因为一时好坏改变。孔子所说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 之所以被整个社会认同，成为大部分古人遵守的行动准则，那是因为它成了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中的强势部分。当然，这对现代社会完全不适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现代社会中，诚信建设需要制度和文化传统两个方面相结合。
日报：要重树中国社会诚信，该走什么道路？政府该有哪些作为？国民如何自我教化？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李向平：就政府而言，要让社会开放，而且尽可能地放开一些监督权力，相信社会的自我监督和自我进化。政府要监督，社会也监督，消费者也要监督，要有多元监督。让每个人要都愿意举报，而且举报之后政府制定的司法制度马上就生效。
从国民自我教化方面而言，需要在漫长的岁月里重新建立人伦秩序。中国文化层面很讲伦理，但是伦理不仅是私人层面，不单是朋友、家人之间，而且在陌生人当中，陌生人的伦理规则怎么建立？不是简单的凭良心做事。
社会精英要敢于说话，敢于面对问题。真正的专家要揭露问题，梳理问题，让丑恶现象曝光，不能背良心说假话。
李峰：在中国社会，政府的作用如此之大，政府的行为首先要做到诚信，不仅是言出必行，更多地表现出以一种公平的主体与民众交往，交往过程中达成某种协议，或制定某种政策。在平等的交往过程中，政策不仅要为民，而且要实施、落实。
知识分子提出的思想言论，也很重要，可能会有一种全局性的影响，他们的言论、思想很可能成为这个社会以后发展的方针。比如，有学者提出要建立诚信，先建立一个“正派社会”，要公开社会诚信档案，这些对诚信建设来说都是锦囊，对国民教化也会起到很大作用。
顾晓明：爱善之心，诚信之心，人人皆有。但是要有一个社会构建，使得经济运行通过讲真话能够取得更大的效益，这才能让讲真话、不做假的诚信之风持久存在。
日报：建构诚信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你会以什么指标来衡量诚信构建的效果？
李向平：样样食品能放心吃，有了这种基本的、本能的认同，那就说明社会诚信度上去了。
李峰：企业、社会机构的诚信度对社会诚信度是一个重要指标。只要主体的行为是正向的，能够让大众信任，社会诚信度自然而然会大幅提高。当然，这个过程相当漫长。
顾晓明：古人讲，大疑是大进，大怀疑大进步，不怀疑不进步，少怀疑少进步，没怀疑不进步。百姓对社会诚信提出质疑，不是在刁难社会和政府，反而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反省社会诚信，对提升社会诚信度来说，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情。从另一方面来说，我无法为测量社会诚信立指标。人类社会诚信永远应该占据主流，否则这个社会就彻底垮掉。
《第一财经日报》 日期：2012年11月15日 版次：T38 作者：陈琳 李晓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