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吗？中国小说长河中的170年“空白”，最终由几道数学题给出解答。听说过吗？数学除了加减乘除微积分，还存在着“赋比兴”。文学与数学，看似风马牛不相及，而在不少大家眼中，两者从未泾渭分明，甚至早已悄悄“相爱”。

文学研究中的“数学题”

小说中也有“指纹”？不久前，日本有两位研究者尝试用数理统计来研究文本。他们凭借软件抓取文章的句型风格、词汇使用等，得出文中独有的数字密码，从而判别文本的作者，如同刑警根据指纹抓犯人一样，一抓一个准。其实在半个世纪前，英国文学史上的悬案——《朱利叶斯信函》作者之谜，以及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发表的 《联邦主义者文献》作者之谜，都是用这个方法解答的。

不过，将数学方法应用到文学研究，这些只是“初级阶段”。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大康教授对此有着更深入的思考，这位本科学数学、博士念古代文学的学者，早已在自己的研究中付诸实践。他认为，任何学科都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学问，当研究越来越需要全面与综合时，学科间的互相借鉴与交叉更加不可或缺。当然，各学科具体的研究手段对问题的解决都有其特定性，跨学科的生硬搬套只会是徒劳无功，这种借鉴与交叉应该体现在研究思想与方法论层面上。

陈大康教授介绍了自己在文学研究中得益于数学思想的一些例子。人们研究作品分析人物、情节时，通常是根据文本所提供的已经存在的东西，可是依据数学集合论的思想，首先得观察它的元素是否齐全，除了“有”，更要追问“无”。就拿《红楼梦》来说，王夫人和李纨是关系极近的婆媳，可是书中居然没有一句她俩的直接对话。无论王夫人还是李纨，在作品中都可看到她们与其他女性的对话，缺少的这部分显然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古代史家“不书”手法的运用，以此表达两人关系中暗藏的“裂隙”。追究这个问题，对作品中相关描写作抽丝剥茧式的分析，对《红楼梦》中的人物关系，以及作者的意图便可有更多更新的认识。

将“无”纳入研究范围的例子还有不少。譬如说，明初时就已出现《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杰作，然而明初到明中叶的170多年内，却没有新的通俗小说的问世。小说史上出现了一个长时期的“无”，这个问题靠文学研究本身已无法解决。原来，这两部巨着当时并没有刊印成书，全靠手抄本辗转相传，直到印刷业已大发展的嘉靖年间才出版流行。作品没出版就无法产生相应的社会影响，也无法推动创作的发展。通过对各种相关史料的搜集与分析，并经过一些计算，他发现那时印刷业的状况对小说的发展极为不利。

首先，根据规定，全国工匠每年需有1个月到京城服役，明初京城的刻字匠共约200多人，乘以12，便可得出全国刻字匠数量约为2400余人，显然力量并不算强大。再看工匠们平均每人每天大约能刻多少字，这题看似艰难，其实也是个除法问题。明朝对书籍出版控制严格，一些书上不仅有刻字工匠的名字，而且还注明起讫时间，据此可大致推算出单人一天可刻200多个字。全国的出版能力只有这些，要印四书五经等其他书籍又多，长篇小说就很难排得上号。

当时印书作坊能有十个刻字匠已经算“大型企业”了，做做简单乘法可知，即使集全作坊之力要刻完一部70万字的《三国演义》，也需要将近一年。再加上当时长篇通俗小说初现，市场是否欢迎、能否盈利不确定，更令书坊不敢冒险。 《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曾专程到当时的印刷中心福建建阳，他自然是希望作品能够出版，结果却是无功而返。就这样，这几道“数学题”一做，170年空白之谜迎刃而解——小说发展到明初时已完全能创作长篇小说，可是当时印刷业的生产能力却无法支撑它的发展，小说不得不停下来“等一等”，这一等就是170年。直到明嘉靖年间，一些官方机构刊印 《三国》、《水浒》并广受欢迎后，民间书坊方才对小说“敞开怀抱”，争相刊刻。相应地，也直接刺激了小说内容生产。如此，在技术力量的大力推动下，通俗小说才终于成为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

如今的文学研究领域，已有不少学者循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行，与数学思想的交融成为学科发展的推动力之一。

数学也靠“赋比兴”？

与此同时，在数学研究的 “深处”，想象力、多样性等等这些与文学紧密相联的共鸣，同样令人目眩神迷。

“我花了五年工夫，终于找到了具有超对称的引力场结构，并将它创造成数学上的重要工具。当时的心境，可以用以下两句来描述：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囊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克拉福德奖等三个世界顶级大奖的数学家丘成桐，曾以“数学与中国文学的比较”为题，阐述自己的感悟。

在他看来，数学之为学，有其独特之处，它本身是寻求自然界真相的一门科学，但数学家也如文学家般天马行空，对大自然感受的深刻肤浅，决定研究的方向。可以说，这种感受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后者则取决于个人的气质，气质与文化修养有关，无论是选择悬而未决的难题，或者创造新的方向，文化修养、人文知识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那些事关心灵对大自然的感受。

丘成桐认为，有深度的文学作品必须要有“义”、有“讽”、有“比兴”。数学亦如是。人们在寻求真知时，往往只能凭已有的经验，因循研究的大方向，凭对大自然的感觉而向前迈进，这种感觉是相当主观的。文学家为了达到最佳意境的描述，不见得忠实地描写现实世界，例如贾岛只追究“僧推月下门”或是“僧敲月下门”的意境，而不在乎所说的是不同的事实。数学家为了创造美好的理论，也不必完全遵从已知的自然规律，只要逻辑推导没有问题，就可以尽情地发挥想象力。

在丘成桐的数学研究中，同样有类似实践。四十多年前，他提出猜测，认为三维球面里的光滑极小曲面，其第一特征值等于二。 “当时这些曲面例子不多，只是凭直觉。我一方面想象三维球的极小曲面应当是如何的匀称，一方面想象第一谱函数能够同空间的线性函数比较该有多妙，通过原点的平面将曲面最多切成两块，于是猜想这两个函数应当相等，同时第一特征值等于二。 ”他至今记得，“当时我与卡拉比教授讨论这个问题，他也相信这个猜测是对的。旁边我的一位研究生问为什么会做这样的猜测，不待我回答，卡拉比教授便微笑说这就是洞察力了。 ”文学家对事物有不同的感受，由此产生不同的吟唱，一个“柳”，温庭筠有“柳丝长，春雨细”；李白有“风吹柳花满座香，吴姬压酒劝客尝”；晏几道有“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在数学领域，何尝不是如此。数学家对某些重要的定理，也会提出很多不同的证明。丘成桐举例：勾股定理的不同证明有十个以上，等周不等式亦有五六个证明，高斯则给出数论对偶定律六个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证明帮助人们以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一个事实，往往引导出数学上多个方向的发展。

《解放日报》  日期：2014年1月27日  版次：解放周一06版  作者：彭德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