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方勇教授于2012年10月提出“新子学”构想以来，关于“新子学”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接踵而至，学界持续热烈讨论这一崭新的学术理念，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新子学”思潮。2014年4月12日-13日，“诸子学现代转型高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研讨会又是一次深入探讨“新子学”的学术盛会。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一百三十多位诸子学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为“新子学”建言献策，扎实推进了“新子学”建设与发展的进程。
本次研讨会开幕之前，举行了《子藏》第二批成果发布会。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子藏》为“新子学”提供了厚重的基础，“新子学”将进一步推动《子藏》等新时代古籍整理工程的繁荣发展。在研讨会开幕式上，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基于《子藏》第二批成果的推出，对“新子学”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他认为，“新子学”是《子藏》编纂过程中的重要理论结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未来随着“新子学”理论的更加丰富和完善，势必为建构当代新学术作出积极探索，同时也为中国日后大规模开展的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理论创新的榜样，有助于共同繁荣中华学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许抗生也谈到：“我们在积极倡导的‘新子学’，就是为了发展子学传统，使子学精神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并使‘新子学’这一理念与传统子学文献整理交相辉映，更好地为我们当前时代服务。”从两位学者的言谈中不难看出，“新子学”理念已逐渐得到深度认知和普遍认可。在这次大会讨论中，参会学者各抒己见，对“新子学”的发展历程、“新子学”理念内涵的界定、“新子学”未来发展前景的展望、“新子学”与社会价值的相互关系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新子学”发展历程梳理
回首“新子学”构想的首次提出到如今的蓬勃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参与讨论“新子学”的队伍愈见壮大，另一方面“新子学”的发展脉络也愈加清晰。本次研讨会上，不少学者对“新子学”的发展历程予以了回顾与梳理，力求为当前“新子学”的构建与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三亚学院人文学院曾建华先生在发言中对“新子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的回顾总结。他将“新子学”的发展过程分为“‘新子学’理念的提出及其初步建构（2012年10月-2013年4月）”和“‘新子学’理论的全面建构和初步形成（2013年4月-2013年7月）”两个阶段。曾建华认为，经过“新子学”构想首次于《光明日报》提出、首次“‘新子学’学术研讨会”于华东师范大学召开、首次书面大讨论《“新子学”笔谈》刊于《文汇读书周报》、“现代文化学者如何认识和评价‘新子学’”的主题研讨会于上海大学举办等过程后，“新子学”第一阶段完成，其理念已初步形成。2013年召开的“‘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后，经傅璇琮等参会学者的深入研讨，“新子学”第二阶段完成，其理论体系得以全面建构。曾建华认为，“新子学”概念从无到有，并很快地渗透到文史哲等诸多领域，这不仅体现了方勇教授个人学术理念的前瞻性，更体现了学界同仁对子学未来发展方向的共同思考。“新子学”是学术界诸位前辈、专家共襄盛举的成果，对当前“新子学”的发展历程及理论建构进行必要的梳理和总结，必将进一步推动其发展。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双棣对方勇教授提出“新子学”构想以来“新子学”的发展情况进行了重温，他强调“新子学”的建立一定不能停留在某一层面上，必须与时俱进，并借鉴杂家思想中多元发展、兼容并收的做法。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谢清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宋洪兵等也从不同角度对“新子学”的发展历程及时代任务予以了说明。
与会学者对“新子学”发展历程的回顾，较为清晰地梳理出了“新子学”的发展脉络，有助于形成对“新子学”历史与现状的准确认知，为日后参与“新子学”研究和建设的学界同仁提供了借鉴，并为全面深入建构“新子学”学术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子学”内涵界定
自“新子学”提出以来，其内涵问题，一直是学界热议的焦点。任何一种新学术的诞生，必定要对之前学界已成共识的旧理论框架进行解构、批判继承和再创造。“新子学”的内涵界定，是“新子学”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只有理性回归到其理论本身，方能到达夯实理论基础以致千里的理想效果。
上海社会科学院、五缘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其锬研究员提出，“新子学”的内涵实际上就是“新子学学科”的建设。林先生认为，在全球化、多元化和中国正在崛起、民族正在复兴的大背景下，构建“新子学学科”必须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做到新视野、新使命、新内容、新方法、新构架。而要完成这一目标，就需要面对历史、面对世界、博采百家，吸纳“综核众礼，发于独虑；猎集群语，成于一己”的杂家精神。林先生通过对《文心雕龙》和《刘子》文本的细致分析，从侧面强化了对传统子学本质属性的理解，其中特别是对《刘子》一书中有关诸子各家的分析，丰富了我们对魏晋时代学者关于诸子学认识的了解，为“新子学”理论的自我界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新子学”理论的内在突破对象是传统子学研究，因此学术界面对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重新审视先秦诸子学原有形态和后世学术发展研究对于这种形态的异化和僵化，即如何重新认识、梳理传统意识中的“经”、“子”关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若晖着眼于经学和子学在早期历史中的复杂关系，提出经学和子学都是活泼泼的自由思想，在文体上也具有一致性，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认为“经”、“子”对立和截然二分的观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讨论中提到回归古典文本的脉络的方式方法问题时，李若晖表示，要坚决警惕不经意间现代观念的入侵和摆脱流行框架，回到思想的源发处的基本路径。李若晖教授以德性政治学为例，对以上观点进行了独到的阐释，给在场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教授严寿澂通过对“中国学术渊源与经子之别”的分析，提出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学与其他诸子之学并无本质上的不同，皆为“就现象加以研求，发明公理者”的观点，并进而认为今日倡导“新子学”者，宜祛除诸子与经学矛戟相向的谬见。李先生与严先生的观点是对之前有关学者认为“新子学”的本质就是以“子学”消解“经学”理论的再次思考和重新解读。显然，断然认为“经学”本质从伊始就是体制化和认定“子学”是对“经学”否定的观点有待进一步商榷。
除却对于“新子学”内涵中需要对早期经、子关系再认识的思想倾向外，还有学者对“新子学”回归“子学时代多元化”的认识提出了自身看法。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许建良认为，儒家仅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支，我们当前最应该转变的是对于偏重儒家现实的认同，掀起自我认识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韩星通过对汉初诸子复兴思潮与整合历史过程的论述，类比了现在所面临的学术、思想革新局面的相似性。韩星认为，国家、政体的一统、强大是形成学术、思想大融合的前提，各门各类的学术流派应该在服务政治教化需求基础上，形成一个一统多元的格局，从而达到“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汉书·贾谊传》）。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籍所讲师刘思禾则认为，将“子学时代”冠以“多元化”的特性是不准确的，与起源于西方的、意味着观念和制度上保障差异性主体的合法共存的“多元”概念不同，子学如同经学一样，在其发生的时代都具备自我的强烈正统、异端意识，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多元精神。这就使得我们对于百家争鸣时代的整体性不得不做出更近一步的全面思考。
“经学”与“子学”的概念是西汉初年对于战国时代思想、政治、文化形态的一种总结。这种总结一方面最为贴近春秋战国时代的原始面貌并为后世确立了主流的意识中枢；但另一方面，其本身就是基于当时官方权威的政治意识指导之下的产物，具有一定自我的立场。因此，在全新的世界性思想背景下，在近代兴起的科学方法的帮助下和多种人文学科的共同作用下，我们能否在思想传统中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先秦诸子学的原始形态面貌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如何确定早期经学的性质，以及早期经、子关系，是厘清子学传统概念的关键所在，更是界定“新子学”如何对照“旧传统”创新的关键所在，而上述诸位学者的深见无疑给“新子学”和当代学界提供了宝贵、独到的方法。
“新子学”发展路径与展望
“新子学”概念是在批判继承传统子学的基础上提出的，它的面世不仅宣告了当代诸子学已处于转型发展时期的历史现实，同时也对未来学术范式的整体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子学”未来将如何发展，这面文化的大旗将引领当今学术走向何方，是与会学者讨论的又一热点。
方勇教授在大会开幕致辞中提出，“新子学”要打破旧体制，实现跨学科发展。他认为，打破学科局限，凝聚研究力量是诸子学研究完成自我突破的重要方法，以往的研究受制于学科体系差异，学者之间来往不多，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对诸子学的自身发展十分不利，而“新子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在汇聚多学科学者的方向上下功夫。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孙以昭提出，“新子学”的发展要做到“三新一全”，即观念新、视角新、方法新、资料全。孙以昭特别强调，传统子学本身就是跨学科、多学科的作品，只不过在后世学者的专项研究下失去了原本的全面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锺陵对这种强调“大文化”、“大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及目前诸子学研究环境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表示赞同，他也认为多学科、多角度的归纳、分析，可以发现前人有所忽略的学术问题，由此才能实现对前人成果的有益补充。韩国圆光大学校教育大学院姜声调教授同样强调了这一问题，他将跨学科研究作为“新子学”发展的关键点所在，并作了细致思考，认为应该把跨学科的理念从现代分科体系延伸到整个传统学术脉络中去，这一想法与孙以昭教授对诸子学原生形态的强调颇为相似。但究竟怎样定义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是某位学者的研究方法？还是诸子学整体的研究格局？这是未来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话题。
针对“新子学”未来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少华从创造学术新传统的高度提出建议。他认为，建立学术新传统在历史上是一个长新的课题，在近代尤为如此。虽然“新子学”本身具有高度的理论创新自觉，但若想真正实现在现代学术转型语境中的汇通古今、辨析经子，则具有极大的理论难度。若能实现，必然是对以往传统学术的重大突破。处理这一课题，首先要着眼大局，在新与旧、破与立、学与用三个问题上融会贯通。在具体方法上，要注重传统选题的深化和突破、传统方法的改善和突破、传统观念的更新与突破。孙先生的建议与方勇教授在大会发言中讲到的“新子学”就是创造一种诸子学研究的新格局、新范式，具有异曲同工之效。
关于“新子学”如何引领文化发展方向，与会学者也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承贵认为，“新子学”想要引导国学发展方向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必须切实解决面对西方文化时的困惑和海纳百川时的局限这两个重要课题，尽量避免自我本位意识，找到一个科学的立场和真正开放的学术形式。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吴根友教授则指出，传统文化当然有自己的主流，但并不因此过多地奢谈“正统”，争抢所谓“正宗”。思想与文化的发展，恰恰要在诸子百家争鸣的状态下，才能健康地向前推进。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西方思想界的“自由主义”传统，所以我们才要回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真正做到学术自由、思想自由。
正如方勇教授所言，“新子学”是一个新课题，现在还仅仅是破题阶段，“新子学”的未来最终还是要依靠诸子学界乃至整个人文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在研究的实践中加以交流、发展、开拓，逐步积累经验。
“新子学”的社会价值
诸子之学，向来是当下之学。新时期的“新子学”，也理应对当今社会产生作用。若无现实意义，就丧失了其存在的价值。“新子学”不仅是要提供未来学术范式走向，更要助力解决当今社会的现实问题。因此，“新子学”的社会价值问题是与会学者重点讨论的问题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跃进从现实角度出发，认为“新子学”要批判地吸收诸子精神，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思想道德建设提供精神支持，为实现“中国梦”和建设具有“中国风”、“中国气派”的文化大国做出贡献。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郝雨在全体大会发言上作了《‘新子学’的深化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艺复兴》的报告，他提到，中国当代文化发展必须打破旧的束缚，要在文艺复兴的高度理解新子学的新发展，这是对研究“新子学”现实意义的高度重视。
浙江科技学院中文系教授张涅在提交的论文中提到“新子学”的发展要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步。他认为，“新子学”的研究方向除了有关现实的政治人生，还应特别考虑民族文化的思维形式和形而上思想体系的建设问题。就这一问题，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耿振东也表达了同样的关注。他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子学和现实的紧密联系，指出学术与现实治道之间相互促进、相互服务的关系。与会学者就此展开对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如何处理、二者如何既保持紧密联系又能做到相互独立做了深入讨论。这不仅有助于当代学者处理在社会政治际遇中碰到的实际问题，也有利于对诸子政治理论等重要问题的深刻理解。
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近八十篇，除以上集中讨论“新子学”自身问题的篇目外，尚有许多对传统诸子学研究贡献颇深的论文。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谓之大。”“新子学”在不断地探讨中充实、壮大，扎实推进。相信在子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新子学”必将为诸子学界开拓新局面，同时也势必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道路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文汇读书周报》 日期：2014年5月9日 版次：10 作者：方达 崔志博
链接：http://whdszb.news365.com.cn/whdszb/html/2014-05/09/content_185131.htm
编辑｜董盈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