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研究”召开。来自南京大学、中山大学、西安科技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商学院、上海海洋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与会研讨。本次论坛由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办，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
齐卫平：党的建设理论的开拓性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要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这是审视我们党全部历史发展的三个重大问题，坚持理论创新就是要讲清楚这“三个为什么”的重要逻辑。
党的理论创新形式是多样的，具体来说可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继承性创新，如党的宗旨的诠释，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三个有利于”标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二是发展性创新，如时代主题的思想，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三是开拓性创新，如从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到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这三种类型的理论创新对丰富马克思主义具有同样的价值，但又具有不同的特点。相对而言，前两种类型的创新，继承的特点更加突出，是对马克思主义既有原理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第三种类型的创新具有开拓价值，是对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在党的理论创新实践中，开拓性创新是主要的一种类型，我们党形成的两大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开拓性创新的理论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了全方位的创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用全方位的和开创性的成就、深层次的和根本性的变革的表述作出了评价。在全方位的创新发展格局中，党的建设理论创新的意义特别重要。它的意义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认识：第一，党建的战略价值确立起来，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党的建设统领新时代“四个伟大”的历史使命；第二，党建的引领地位得以明确，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意识得到强化；第三，党建的从严意识进一步牢固，全面从严治党开创了全新的局面，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要求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实现开拓性的创新发展；第四，党建的布局重新谋划，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的根本性建设凸显政治建设的统领性。
从党的建设理论创新看，党的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最先的重点放在转变党的作风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的作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很多思想观点对党的建设理论创新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具有开拓性创新价值的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体现着顶层思维的战略设计和步步深入的通盘安排。转变党的作风只是一个阶段治标性的重点，党的作风建设必须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全面从严治党不能老是停留在作风转变的层面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在治本上找到战略支点。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党的建设作出新部署，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党的建设理论的开拓性价值。虽然在我们党的建设历史实践中，政治建设始终客观存在，并从很多方面体现出来，但在党的政治建设上形成定位性结论以及体系性架构，还是第一次，为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宝库贡献了原创性的理论。
2012年迄今的7年里，党的建设创新思想之新颖、实践之深入、理论之深刻、观点之犀利、内容之丰富，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绩巨大，包括很多方面，最重要的是实现了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向严紧硬的转变。认识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必须从总体上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开拓价值的思想创新。（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王永贵：意识形态建设的思维方法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国理政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思考、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意识形态建设作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工程，更是离不开科学的思维方法工作方法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创新和变革意识形态工作的思维方法，坚持以战略思维、变革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等来牵引意识形态建设，极大增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由于强化了思维方法牵引，有力推动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思维能力的提升，为实现意识形态工作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强化战略思维。战略思维是科学研判、谋划和解决战略问题的一种能力，具有前瞻性和全局性等特征。是否具备这一思维方式，直接关系着党的事业和国家未来。基于对当前局势和未来走向的科学研判，我们党深刻考量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宣传思想工作的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等重要课题，整体谋划，科学推进，擘画出意识形态建设工程的根本目标、任务使命和全新布局等。
第二，注重变革思维。变革思维是在立足实践、把脉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实践主体的能动性，打破传统，突破固有思维定式，从而有效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的思维过程。十八大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饱含丰厚的变革意蕴，从理论、实践和制度等方面实现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开创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特别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变革思维不仅彰显于理论变革，而且体现在对实践问题的强烈关照上。党不断以发展着的思想指引意识形态建设新的伟大实践，聚焦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实践命题和重大难题，提出了一系列可行性强和可及性高的意识形态工作方法机制和重要举措，推动着宣传思想工作做大做强。
第三，善用辩证思维。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不仅要承认矛盾，抓住关键问题，还要善于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寻求恰切之道，尤其要以辩证思维处理问题，执两用中，规避矫枉过正的风险。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布局，既捕捉重点，突出主要，抓好“关键少数”，解决关键难题，也注重意识形态建设工程的内在关联，将重点放置于整体大局中研思分析，推进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向前。
第四，把握底线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特别注重以底线思维分析意识形态工作，科学研判客观形势，清晰划定界限防线，积极主动有所作为，显现出高度的忧患意识和思维自觉，为坚持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坚强保证。
正是有了科学思维方法的牵引，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体布局，在国内诉求、国际态势、时代发展等多重维度中找准坐标、指明方向、谋定后动，厘清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地位，拓展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要素和内容。树立创新思维方法和富有创新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鲜明品格，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彰显活力的重要特征。我们应深刻体悟其中思想智慧，将其融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伟大实践之中，推动意识形态建设层级跃升，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教授）
王治东：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四重维度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一直保持着超高的战斗能力、领导能力和审时度势的能力，这跟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是分不开的。理解和思考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时，主要从以下四个维度加以把握：
第一，时代性。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崭新的时代呼唤创新的理论，创新的理论引领社会开拓前行。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顺应时代，应运而生、应运而变，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最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98年理论创新的成果，都是时代主题的充分体现。
时代性不等同于现实性，既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具有前瞻性、发展性和引领性。从黑格尔的“哲学是思想中把握的时代”，以及马克思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从中可以看出，时代性根植于理论之中，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理论概括，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轨迹与时代的发展高度吻合。坚持理论创新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就具有了科学性、前瞻性，就能产生极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就能反映时代精神，引领社会发展。
党的十九大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的确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论断，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都是对时代性的把握。
第二，实践性。实践性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以前的哲学所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实践性”。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其理论创新是离不开实践的。
理论创新的实践维度是指以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实践为指向，实践是理论创新源泉，是推动理论创新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理论创新正确与否的标准，创新的理论成果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丰富、补充、完善和发展。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平台，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为理论创新提供了目的和价值皈依。
第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以及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规范的态度是保证理论创新正确方向的根本前提。离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规范的态度，理论创新就会偏离正确的轨道，就会产生出根本错误的理论，从而给实践带来重大损失。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创新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科学规范性。
第四，人民性。真正有价值和有生命力的理论创新，必须是源自人民群众，通过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任何脱离群众的所谓理论创新，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扎根群众的理论创新，才能使理论真正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凌驾于群众之上，时时刻刻都是将人民群众放在首位，其一贯的态度就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把握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是无法抛开人民性的。（作者为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王岩：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是提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影响力的重要路径。为此，我们需要进行以下两点思考：
一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面临的问题。
当前学界对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存在一个误区，即如何理解“构建”的问题。构建不是无中生有，不是否定过往成绩，更不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否定历史走向虚无。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各部门学科的基本话语、学术和学科体系是存在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失现象。我们可以从以下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第一种情况是，某些学科本身拥有马克思主义完整的话语体系，但或者是过于拘泥于理论创新的形式和历史的传统，导致与时俱进不足，或者是由于受到来自西方话语体系的渗透和挑战，导致严重的空心化、边缘化、碎片化。
面对以上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在建构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将一般的共性的转化为具体的时代的，将历史的传统的转化为当代的现在的，将零散的碎片化的转化为系统的完整的，将隐匿性的转化为显性的，将边缘化的转化为理性化的。
第二种情况是，某些学科在马克思主义中找不到（完整的）话语系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或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虽然对它没有系统论述，但它存在着、隐匿在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话语体系之中，因此具有先天性被散在化、隐藏化、碎片化、隐性化的可能性。或者是学科本身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先天不足的问题，例如，政治学本身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话语体系中是不存在的，完全是西方的话语体系。
面对以上这种情况，我们构建话语体系的核心要义是在本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过程中做到“马为魂，中为体，史为根，西为用”。
二是关于对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几点反思。
构建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反思：
第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起步时间晚。“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我国成为“显学”的时间不长，其标志性学术会议的召开至今不过十多年历史。其二，话语权相对较弱。由于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政治哲学范式”的影响，致使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话语权不够强大。其三，话语方式、话语范围本身更多来自西方。
第二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五个部分：
第一，研究基点是关于人的真实存在。换言之，我们对政治哲学的思考应该是从人的存在、人的真实存在展开。
第二，基本方法是价值批判。哲学追求的是一种存在的至善，政治追求的是现实生活的优良，因而，政治和哲学联在一起，政治哲学就具有了强烈的价值批判性。
第三，研究对象是应然性，或者说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应然性。政治哲学不是研究现实政治生活的，而是研究现实政治生活的未来，即一种理想境界，一种应然状态，而不是实然状态。政治社会的应然性包括公平和正义，政治实践的崇高性包括法治和道德，政治生活的理想性包括自由和平等。
第四，政治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拥有至善性、崇高性的内在价值意蕴和理想性、应然性的外在价值诉求，为人类政治实践提供价值判断，为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价值引领，为政治主体行为提供价值选择，从而发挥着政治认知、政治批判和政治导向的功能。
第五，现实超越。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所展现的历史发展大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立论之本、生命之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实践超越路径。（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秦德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创新
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形成一系列创新与突破，构成了突出的社会形态和创新主线。从结构功能视角看，最重要最具深远影响的创新形态是多方面的：
从邓小平理论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改革开放后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后又一个新的理论概括，扩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阵容，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最新标志。
从社会主要矛盾论到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论”。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基础。1949年到1952年底提出我国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1956年底“三大改造”完成，提出主要矛盾是建立先进的工业国与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十九大立足我国现实，提出新的“社会矛盾论”，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要论断对于把握现阶段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解决好新的社会矛盾，满足人民群众新的社会需求，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从以人为本理念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我们党一贯强调以人为本，强调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列入十四条基本方略，成为更高层次的理论和思维提升。十九大报告“人民”出现203次。“以人为本”基于民生视角，重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以人民为中心”立足民主视角，重在强化人民主体地位。它们一脉相承，但从“以人为本”到“以人民为中心”，是更加突出人民利益整体性、法理性的推进。
从强化社会管理到“创新社会治理”。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十六大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四个方面，但仍作为“经济、政治、文化”框架中内容。十七大首提“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由三个建设发展为四个建设。十八大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治理”，激活社会活力和创造力，是个实质性突破。十九大进一步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和“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并提出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呈现从“管”到“治”的目标提升和从“强化社会管理”到“创新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
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性问题。2005年“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提出20字总体目标。十九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治理体系”概念，并提出新的20字总要求。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反映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历史进程和创新思路，对于推进城乡统筹、缩小城乡差距，整体性推进中国现代化意义非常重大。
从“四个现代化”构想到“两大阶段”战略安排。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构想。1978年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和“三步走”设想。1997年十五大提出跨世纪战略和“两个一百年”构想。十九大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把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蓝图更为具体清晰，操作性也更强。（作者为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政治建设与基础性工程
西安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樊建武认为，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党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和话语方式是不同的，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而不断变化，但其中的理论精髓和本质属性是不会变的，它作为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是不会变的。理论应该回应时代的呼唤、实践的需要和群众的关切。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创新不是空洞的、陈旧的，也不是从文本到文本的陈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十八大以来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创新成果之一，为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通俗化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何益忠认为，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理论创新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党的建设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党的政治建设是根本性建设，要将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为什么要将政治建设提到如此高的地位？这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这一最鲜明品格的体现，也是对现实中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的直接回应。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有利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高党员党性修养。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邬思源聚焦十八大以来关于党内监督理论的发展。加强党内监督是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基础性工程而提出的，强调树立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党内监督思想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内监督有一系列重要论述，在机制上也有所创新。比如，注重巡视制度，将巡视制度作为党内战略性制度安排。此外，更加强调政治监督，这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内在统一的。
发展理念与美好生活
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林德宏认为，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一项重要战略判断，那就是明确了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矛盾的解决是事物发展的真正动力所在。如何解决主要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大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这五个词中，创新和协调是更为前提性、基础性的概念。因为创新和协调是人类两项最基本的活动，是社会发展的两项基本的动力。发展的充分要靠创新，发展的平衡要靠协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林进平看来，只有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中，人们美好生活的追求才有实现的可能。美好生活的展开和实现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境遇并受其限制，其追求与实现永远是一个动态的展开过程。但是，其中需要秉持的一个核心价值立场就是公平正义。这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
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杜仕菊认为，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要求。它主要是通过制度建设，把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成果让全体人民所分享，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不断促进社会的均等公平发展，最终实现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这是党的理论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共享发展理念蕴含了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的丰富内容，强调了覆盖人群。共享不等于共有或者均享。共享发展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建立在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建基础上的共享，建设越多，贡献越大，享受发展的成果和能力、机会也越大。共享发展不是走回头路，不是回到走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这样的阶段，更不是简单复制一些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模式，或者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人的需要，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全面深化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贺善侃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我国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的基础上，我们党所作出的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所形成的改革理论应该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归纳起来，主要突出在几个“第一次”上面：第一次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第一次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个论断；第一次提出了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也就是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的新论断；第一次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第一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等等。
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金瑶梅提出，十八大以来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体现在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行为主体，它的边界意识是否清晰直接影响到市场机制的运作空间，许多微观层面的具体实施细则是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进一步延伸拓展。同样地，很多操作层面遇到的现实难题，其根子也往往需要追溯到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定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府通过“放管服”改革不断转换职能，以日益清晰的边界意识约束自身，从而使市场能够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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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李梓昕
编审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