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
1923年夏天，史家蒋廷黻的父亲在湖南邵阳乡间去世，其时，蒋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归国。这时，离他告别故土留学美国的1912年已整整11年。父亲的葬礼，将他推到一个传统与现代仪式的抉择之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应否请和尚念经。当时的蒋廷黻刚刚接受西式现代教育归来，自然在科学（现代）与迷信（传统）的认知框架内认定请和尚念经完全是迷信。他在晚年回忆此事时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不念经，我的亲戚故旧会以为我舍不得花钱。于是我对哥哥和弟弟说，依我的意见，我原不想省钱，但可以用这笔钱来修缮我家附近的一座庙宇，利用庙宇来办一所学校。他俩接受了我的建议。是年冬，我回家给父亲上坟时，邻里和亲友没有人认为我的决定是不当的。因此，我认为我是在乡间做了一个进步榜样。”
但实情显然并非如蒋廷黻所想当然，传统之所以能够根植在乡村世界的心灵秩序之中，它是依托一整套从出生到死亡、从日常生活到鬼神祭祀的仪式来维系的，这种仪式不断地将对生活世界和死后世界的理解嵌植到乡民的内心世界，从而孕育出人生的不绝如缕的意义感。五六年后，蒋廷黻的姐姐去北平探望他，告诉他一个故事，在蒋家住过并照顾过他们姊妹兄弟的叶奶奶，死前一年神神叨叨，以蒋父亲的口吻对蒋廷黻的兄弟姐们说，你们反对请和尚念经是不对的。言下之意，是破坏了维系乡村世界那一套信仰秩序。作为一个出入传统乡村世界与现代都市社会的知识人，蒋廷黻由此反省自己：“乡下人在礼貌上不愿公开批评我们不给父亲念经的事，但另一方面心里却感到不舒服，认为我们违背了传统。他们无法反对、改变我们。但这件事又无法令他们心平气和。他们认为我的违反传统的举措是野蛮的，无论如何都不该那样做。于是我即刻寄钱回家给父亲念经。从此我就没有再听说父亲回来对我们说什么了。”西方新式教育培育出来的个人，在沉默寡言的传统面前显得咄咄逼人，这种因占据新潮流的制高点而居高临下的姿态，未必不是一种新的理性的迷信与行为的野蛮。即此来看，蒋廷黻倒是对传统有着一份温情与敬意。
无独有偶，八十年后的2004年，台湾作家龙应台手捧其父亲龙槐生的骨殖（1934年前后，她父亲十六岁离开湖南衡山县的山沟沟，被国军招少年兵的部队带走，生前再未能返乡）回到故土，在村里祠堂与同族长老们讨论父亲迟来的葬礼时，似乎面临着与蒋廷黻同样的困境：“女人蹲在地上洗菜，本来大声喧嚣的，现在安静下来。一种尴尬又紧张的气氛，连狗都不叫了。看起来辈分最高的乡人清清喉咙，吸了口烟，开始说话：‘我们明白你们不想铺张的意思，但是我们认为既然回到家乡安葬，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习俗同规矩。我们是要三天三夜的。不能没有道士道场，不能没有花鼓队，而且，家乡的习俗，儿女不能亲手埋了父母的，那骨灰要由八个人或十二个人抬到山上去，要雇人的。不这么做就是违背家族传统。’”面对这十几张族人黝黑而劳苦的面孔，龙应台轻声柔气地解释，佛事已在台湾岛上做过，父亲一生反对繁文缛节，若要铺张，是违背他的意愿，不敢相从。花鼓若是湘楚风俗，当然尊重。至于雇别人送上山，“对不起，做儿女的不舍得。我们要亲自捧着父亲的骨灰，用自己的手带他入土。最后一次接触父亲的机会，我们不会以任何理由给任何别人代劳。”最终，龙应台这一夙愿如愿以偿。
从这两则相隔八十年的湖南乡村生活中的葬礼可见，中国人的生活世界自有一套其自身的秩序、脉络和逻辑，尤其在一种慎终追远的儒家文化的浸润之下，对待死者如何离开这个世界，更是有着一套相对繁复而精致的仪式。这不是一套完全压制性的仪式，而是柔性的可以协商变更一些无伤大雅情节的仪式。这套仪式给予世俗生活中的芸芸众生一种安顿身心的秩序感，也使得乡村生活的个体面对死亡这种生命中永恒的主题，有了一份难得的释然。这种葬礼仪式，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扮演宗教救赎的角色。这正如研究中国社会的宗教的权威学者杨庆堃所指出的那样：“缺乏强有力的神职系统绝不意味着在社会生活中宗教影响处于弱势。如果没有宗教的帮助，中国民众、特别是妇女很难打发时间，更何况还要面对生活的困难。晨昏时，为宅神上香；到庙里为无数公共和私人的事情祈祷；为大事小事拜访民间算命者得到指点迷津的启发；参加庙会和宗教节日；按照黄历选择吉日来安排生活中的大事；对超自然力量加诸生活和世界的影响作出反应——所有这一切都强化了在传统社会秩序下宗教和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
但在20世纪反传统的强劲潮流扫荡之下，韦伯所谓的现代社会的“祛魅”过程，使得这些维持传统秩序的一整套系统性的神秘仪式支离破碎了，而且在自我辩护的理由上，面对唯科学主义的启蒙思潮和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双重挤压，显得进退失据以至于节节败退。但这种所谓“败退”（比如“文革”中的“破四旧”等）只是一种在政治权力压迫下的短暂现象，只要时机成熟，传统又会卷土重来，因为对于一个没有普世性宗教信仰的民族，传统，包括儒释道等各种大小传统，其实就是一种自我救赎的精神资源和信仰资源。而传统的存在，除了发挥这种功能外，其实还能在更细微的层面培植个体的德性与秩序感，尤其是敬畏和谦卑的情怀。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
西方新式教育培育出来的个人，在沉默寡言的传统面前显得咄咄逼人，这种因占据新潮流的制高点而居高临下的姿态，未必不是一种新的理性的迷信与行为的野蛮。
《东方早报》 日期：2011年5月31日 版次：B07 作者：唐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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